《折中主義》補記-追求激進與徹底的悲劇後果（以共產主義試驗、政治正確、六四、反修例運動為例）

過於激進和強調完美徹底，往往還會出現“過猶不及”的後果。典型如20世紀在世界各地發生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與建設。相對於封建社會的等級壓迫與資本主義社會的野蠻冷酷，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美好的構想，是為了人類的平等與幸福，的確是值得追求的。但在蘇聯、中國、東歐乃至柬埔寨，卻發生了為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發生的各種巨大悲劇。過於強調革命純潔性導致人頭滾滾的肅反不斷發生，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執念讓國家建設被教條主義束縛，不顧現實條件和客觀規律的經濟政策導致大饑荒和工業浮腫，鼓吹不妥協的階級鬥爭讓數百萬計生命被殘殺。而這些悲劇雖然有權力鬥爭和利益爭奪等具體原因，但是也和起碼名義上強烈追求馬列斯毛理論中的原教旨目標有關。

    近些年來西方國家有關“政治正確”的爭議，也反映了激進主義和追求完美會遭反噬的現實。“政治正確”是發達國家在曆經各種曆史苦難得到大量經驗教訓、發展到如今高度文明社會後的產物。各種具體的“政治正確”規條例如反對歧視和嘲笑少數族裔/女性/殘疾人/變性人/犯罪或災害受害者、反對宣揚對特定群體的仇恨和不滿、反對否認美國曆史上對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壓迫屠殺奴役、在專業領域承認氣候變化真實存在/進化論正確的科學結論等。這些“政治正確”於情於理都是必要的，有利於保護弱勢群體、減少仇恨、社會和睦、科學發展。但一些激進的左翼和建製人士對於“政治正確”過度強調，遭到了厭惡“政治正確”者的反彈。即便一些人一開始認可“政治正確”，但在連篇累牘的強調、條條框框的規訓下，加上現實裏人與人的糾紛及人性惡的因子影響，反而痛恨“政治正確”、故意發表或者私下認可與“政治正確”相反的觀點。而特朗普成功當選美國總統，原因之一就是他無視“政治正確”、隨心所欲發表歧視和仇恨言論，引發了厭惡“政治正確”者的共鳴和對他的支持。

    而在一些具體的衝突事件中，激進和徹底也很容易被反噬。例如八九民運本來已經取得很大成果，中共已經做出了在今天看來難以想象的巨大妥協。當時支持民主化的不僅有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等人，鄧小平等人也並不強烈反對民主（鄧的政治立場類似於匈牙利的卡達爾·亞諾什，是開明派和實用主義者），或者說鄧一直在走向民主和維持專製間猶疑、試圖尋找一個既要部分民主又維持中共統治的折中方案。曆史將走向何方，就要看時勢變化尤其現實中的博弈了。而當時無論國內輿論（各界一邊倒支持民運）還是國際形勢（第三波民主化迎來高潮，美蘇均支持中國民主化，歐亞乃至拉美非洲民主勢力都聲援中國民運），都非常有利於中國民主勢力。如果天安門廣場的抗議和平結束，青年學生和各界人士廣泛參與政治活動及公民運動，將已達成的中國政治民主化共識付諸實踐，中國很有可能像後來蘇東那樣實現民主轉型（甚至如果官民配合得力，比蘇聯和大部分東歐國家轉型結局還要好）。但是由於少數激進分子的強硬，沒有及時達成妥協和退出，給了中共強硬派以口實，鄧小平也倒向了支持鎮壓一方，最終雞蛋碰石頭，中國後來的曆史命運由“希望”被改寫為“黑暗”。

  （值得一提的是，當六四鎮壓發生後，在劉曉波等“廣場四君子”斡旋下反而達成了臨時妥協，學生退場換取停止鎮壓。這從保護生命和人道主義角度當然無可非議，而且值得稱讚。但這也證明了強硬勢力實質上的脆弱、口頭高調背後的怯懦。他們一方麵強硬，卻並沒有考慮好真的被暴力鎮壓又怎麽辦、事到臨頭敢不敢犧牲、如何犧牲的有價值。假如鎮壓後不妥協，學生工人市民強硬對抗，這些人又與中共各層包括最高層有千絲萬縷聯係，尤其如果一些充滿理想的高幹子女主動衝向坦克和槍口而死亡傷殘，以此將父母乃至所有親友“拉下水”，那麽付出幾萬至幾十萬死傷的代價後，或許真的會讓政權顧忌、害怕、手軟，停止鎮壓乃至束手就擒或逃亡海外。即便強硬派持續鎮壓，也極可能引發執政集團內部分裂和兵變（起碼那些有子女親屬朋友死於鎮壓的不至於都冷血自私），如羅馬尼亞例。如果那樣，即便犧牲30萬人，但能換取中國民主成功、那時及未來數十億中國人民解除枷鎖得到權利與尊嚴，並讓後人牢記他們的英勇與功勳以激勵奮進、捍衛民主，也是死得其所。但六四事件的情況是，在鎮壓已發生且未擴大化的生死關頭，包括強硬派極端派在內的力量反而恐懼了，退卻了、放棄“用血擦亮人民眼睛”了，選擇保存實力、觀望局勢變化，而非強硬到底製造轉機。於是徒然付出數百人至數千人死亡、成千上萬人入獄的代價，也導致民主化夭折，前後不著，殊堪痛心。當然這種臨陣恐懼完全可以理解，欺軟怕硬是基本人性，我個人亦有類似經曆。但客觀來講，這種事前強硬極端拒絕妥協，真正對決時一觸即潰前功盡棄，賠了性命失了前利，是抗爭的最壞結果。倒是一開始就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印度“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參與者迎著英國殖民者棍棒和槍口，被殘酷毆打甚至同仁被殺害也不退縮氣餒，不屈不撓的鬥爭，最終取得了勝利（當然這也是因為對手文明程度有別，運動勝利也有多種因素而非僅靠“非暴力不合作”））

    香港反修例運動也是類似，且不談其一些訴求是否合理，僅從手段和效果看，本來大規模和平示威已經迫使港府讓步，終止《逃犯條例》，取得了比此前“占中”更實際的成果，也讓港府乃至北京方麵看到了香港市民的民心和力量。如果到此為止，或者後麵繼續和平的持久的抗爭，完全可以在議會選舉及其他政治博弈中勝利（2019年香港區議會選舉結果即驗證了這一點），並基於這樣的民意和行動力拓展更大的政治空間。但是反修例運動逐漸演變為打砸搶燒的暴力行為，包括針對大陸民眾/親建製人士及中資/親建製企業和店鋪的無差別攻擊，而且不是個別而是非常普遍，這就讓中共和港府有了鎮壓的借口。而且從中共和港府角度考慮，也不可能選擇對大規模暴力聽之任之、妥協退讓，否則會喪失權威、導致更多暴力，對中共還有擔心內地效仿的考慮。這樣政權隻有鎮壓這一個選項，中央和港府中的溫和派也不好阻攔。被逼到無法退步的中央及港府決定平息事態並趁機鏟除民主勢力，於是暴力機器和各種公權力手段全麵發動，和平示威和暴力活動被一起鎮壓，各種政黨和公民組織被連根拔起，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全部被摧毀，香港再無民主勢力或其他反建製勢力的活動空間。（至於有人說即便不反抗，習近平政權也會摧毀香港民主派和本土派等力量，這的確可能發生但未必一定發生，即便有打壓也不太可能像現在這樣把事做絕。當一方處於弱勢時，盡可能不要給對方攻擊的借口）

    對激進和完美的過度追求，還會被阻礙變革的人利用。就像從古到今，在中央政府推行一些利民政策後，下層官僚擔心既得利益受損而試圖抵製，他們不敢公開反對，但卻可以通過把政策執行到極端，讓好的政策產生惡劣後果、引發各方強烈反感，以達成其抵製政策的目的。無論古代的各種變法更化（如王安石變法、戊戌變法），還是如今的繁多改革整頓（醫改教改、財稅改革），相關的既得利益者經常故意促使政策的執行極端化，以倒逼上層退讓乃至廢止政策（當然也有一些極端措施並非為此目的，例如山東“百日無孩”、北京驅逐“低端人口”，以及現在對新冠的高強度防控，並不是下層故意極端倒逼上層停止措施，反而是故意發力向上獻媚、整治百姓展示官威權勢，以獲取利益）。

   過於強調完美，也會混淆事情好壞程度的差異、收益與損失量的有別，將都不完美但有明顯程度差異的製度、政策、理念、事件，以及各有缺點但明顯有些是“有缺點的戰士”有些是“蒼蠅”的個體或人群，一概評價為“壞、差、惡”，認為“天下烏鴉一般黑”。例如將民主製度下得到規範和監督的“政治獻金”與專製統治下的貪汙腐敗等量齊觀，把發達國家平民相對富人的經濟拮據與中國百姓為衣食住行掙紮劃上等號，將法治自由環境下必要的言論限製與極權主義下嚴密的輿論管控相提並論。

    這些立場看起來是嫉惡如仇、眼裏不揉沙子，但必然導致“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削弱了對相對良好一方的支持熱情與力度，讓相對更壞、更惡、更差的逃避掉應得的相對更大的譴責與懲罰。就像國人經常聲討資本/資本家的罪惡，卻很少提及資本相對權力溫良、資本家相對官僚和善的事實，導致更值得警惕的權力之惡被忽視或淡化。同樣，那些批判改革開放種種弊病的，也掩飾了毛時代更加黑暗絕望的曆史事實。還有，在“物極必反”效應下，完美主義的目標追求失敗後，還容易讓曾經的追求者徹底喪失信心，變成犬儒和遁世者，連改良都不願意參與了，使得現實距理想更遙遠了。文革和八六學潮八九民運失敗後，本來對政治充滿熱情的中國知識分子乃至廣大民眾，普遍選擇遠離政治，成為精致利己主義者。1990年代至今“告別革命”和“悶聲發大財”思潮的流行，就是激進主義訴求失敗、相應政治理想破滅後的產物。這些當然是阻礙變革者、各種大奸大惡之徒希望看到並且積極促成的。

    “月盈則虧、水滿則溢”是幾千年來流傳的智慧之言，但後人仍然不斷的犯同樣的錯誤，令人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