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相繼傳來了六、七起以往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的噩耗,其中就有多位是多年來與我共同戰鬥過的外科和麻醉科的醫生,他們生前的一切都曆曆在目,又重新展現在眼前.李占元醫生就是其中比我晚了三屆畢業的學友.
李醫生少年時體質較好,又善於足球 運動,曾被選拔為濟南體校一名少年足球隊員,後考取了山東醫學院,和我又同是山醫足球隊々員,一起訓練、參加比賽,兩人接觸的機會較多,畢業後又同我在一個科室工作,加之家庭背景略有相似,彼此的交往更易溝通,關係更為密切.
李醫生早年喪母,繼母被續弦後也未能生兒育女,他便是家中的獨子,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與培養.父親家規很嚴,傅統的道德理念,各種的禮儀規範必須要遵守,故他養成了謙和禮誏,處世為人從不張揚、跋扈,凡事小心謹慎,這也是大家彼此建立友誼的基石.但美中不足的是,因父親在濟南經商,經營了一家店鋪,結果在劃成分時定為資本家,這就成了他要用畢生的力量想去卸掉的政治包袱.
他的妻子張春玲醫生是我的同鄉,是煙台當地“所城裏”的大戶人家.她是屬“春”字輩的一代人,這一輩人年令與我相仿,其中不少都是我中學的校友.她父親寄居在濟南時,因為是同鄉可聊的話題也更為廣範.以後老人患有腫瘤,又是我親自摯刀為他手術.
彼此的交往中還有一段可讚許的佳話: 文革初期我結婚時,從親友那裏借來了一間小屋成為洞房,桌子上放滿了成堆的革命化的禮物,有精裝的、簡裝的、合訂的、分裝的、有紅色塑料皮的,有燙著金字的雄文四卷; 有大小不等、圖形、長方形的、金屬的、塑料的紀念章，還有在暗處可以閃閃發亮螢光的； 各種不同形狀的石羔塑像占了桌子的很大地盤, 最不論不類的一幅是他老人家衣冠楚々，一身整齊的中山裝,橫握乒乓球拍的機織湘繡.
夜近午夜,參加革命婚禮的人相繼離去,當我們剛要休息的時候,忽然有人輕々地叩門,開門一看是這位李醫生,隻見他手中提著一個大包袱,悄悄地進了屋,關上門低聲的說：“很對不起,深更半夜來打攪了.你們結婚,我很高興,想送點禮物，又不知送點什麽好,左思右想,考慮再三，方買了一口鍋.咱們都是平民百姓,食為人之本,民以食為天,別看桌子上那一大堆物件，既添不飽肚子,又解不了口渴,解決不了半點生活的實際問題,對咱們而言,吃飯問題比什麽都重要.剛才人多,怕影響不好,沒敢來,現在人都散去才敢送來.” 這一席話說得我們心裏熱乎乎的,真正感到人世間的真誠和溫暖.日後這鍋便朝夕與我們相處, 鍋底漏了,換個鍋底繼續使用,直到出國時才依々不捨的與它分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