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紅根不正的前輩（上） 碉樓補篇

江青在1930年代初闖上海灘時，人生地不熟的，向姨父求助…沒想到這正是噩運的開始……   

“奇葩”的革命思潮

在上一篇說到了外公之死，家族前輩中還有不少革命的理想主義者，活到了他們為之流血犧牲的新社會。然而“心紅根不正”的他們，很快發現了理想與新社會的現實相距甚遠。

被農會殺害的外公，其實思想開明，他的六個子女都上了大學，都信奉共產主義，在解放前就被國民黨抓捕或逃亡，卻仍然不能取得黨的信任。

20世紀的前半葉，是全世界共產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求新求變的知識分子，多少都會受到影響。當年國際共產的理念，又時新又自由，到中國之後的改裝本，就又實惠（耕者有其田）又封建（維上是從）。西方工人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在中國成了農民奪取土地的運動；隻有激起貧下中農要土地的願望和革命熱情，才能夠建起更廣大的群眾基礎。於是，中國那些理想主義的地主階級後代，主動跨階層、和最貧窮的農民結成同盟，目的是消滅他們的父輩— 地主富農階級。

這種“奇葩”組合，正是上世紀革命的“中國特色”；與80年代“改革開放中國特色”， 走的是截然相反的路徑。早期參加革命的富家子弟，都“視財富為糞土”不珍惜祖上的產業；而“改開”形成的“新富階層”，當年沒見過財富，一旦財富到手，視其它東西都為糞土。二者唯一的共同點：都很激進極端。

左傾知識分子的宿命

母親家的人雖然都思想左傾，在解放後，卻難以解除黨對他們的懷疑。我母親的姐弟中，六姨原來在中國科學院工作，解放前和舅公劉國鋕一樣坐過國民黨的牢，還上過朝鮮戰場；姨父原來擔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秘書，也上過朝鮮戰場。後來六姨“被”主動要求從北京回四川，文革中險些喪命。我的十二舅也上過朝鮮戰場，同樣“被”從解放軍複原，十五舅“被”從北京高校調到貴州窮困山區。他們在文革中，在精神上和肉體上，都遭受了很多摧殘。

再說小姨，她一直沒有離開瀘州。瀘州有許多內遷的兵工廠，在文革中兩派武鬥，都把兵工廠的武器拿出來，對射的流彈往往傷及平民百姓。小姨當時懷孕，以為北京比較安全，一家人來到北京，想在北京生寶寶。北京從街麵上看，當然比瀘州好很多；隻是我父母所在的大學，兩派對立的學生，正在劍拔弩張，局部武鬥已經開始（詳情以後寫）。他們發現北京也不安全，又回到瀘州。他們走後沒幾天，我母親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持大刀長矛的學生抓走，幾個月沒有音信，不知死活；我們則被批盔戴甲的大學生武鬥隊趕出家門，連戶口本和糧票都不許我們帶上（這事我另外再說）。

母親在她的兄弟姐妹中，還算是幸運的，隻是“被拒絕”入黨，在文革中遭了不少罪，至少沒被下放到基層。我記得自己八、九歲的時候，聽見父母親討論要不要回四川，還征求我的意見。我小學班上有位從四川轉學來的女生玲玲，坐在我後麵，脾氣火爆常用四川話罵人；而且我不吃辣，所以我堅決地說：我不去四川。

後來我才知道那些年左傾路線大行其道，許多北京著名大學的教師都因“跟不上形勢”而被下放，至少我班上有幾個孩子的父母，都被“外放”，孩子也跟著去了外地。到文革中看了大字報，才知道這些教師，都是因“右傾”而被清出北京高校的。

五姨媽的命運

外公最寵愛的，是五姨和我母親，因為她們最愛讀書。特別是五姨，才學過人，有過目不忘的天分。五姨脾氣極好，遇事從來不著急，碰到“倒黴事”還常常自我調侃，人們都叫她“書呆子”。她讀書多，自然也就受到激進思想的影響，在1940年秘密加入了共產黨，後來更嫁給一位左翼文人。

五姨雖然才學過人，可她一輩子都因姨父的牽連而不能進入學術領域，雖然她的學問比許多台麵上的大人物要大得多，卻一直在上海的一所普通中學當老師。

1968年，我母親被關押一陣子之後，終於被放出來，與五姨取得聯係；當時父親仍然被押。秋天時我第一次去上海，主要是看望祖母，向她報告父母都還健在。然後也去看望五姨夫婦。他們住在豫園路，是上海戲劇學院的職工宿舍。我初次到訪，沒想到門沒上鎖，我邁進門，隻見滿室淩亂狼藉，五姨垂頭坐在藤椅上，眼鏡從鼻梁落下一半……，姨父剛被抓走，家剛被抄過。

見我進門，五姨有些意外（五、六年不見，我長大了很多），臉上露出一點笑容。她既不抱怨也不收拾家，就帶我去街上買香腸、鹵味當作午飯；她平靜地告訴我：“造反派已經來過很多次，都數不清了；隨時還會來的。就讓他們繼續抄家、找黑材料吧，也不用收拾了，不然又說我們藏起了什麽”。我問：“為什麽抄起家來沒完沒了？”五姨媽說：“還不是為了要找到他們想要的資料。姨父喜歡收藏舊報紙雜誌，他們要拿回去仔細翻看檢查。”當時我還小，不明白幾十年前公開發行的報紙，能藏有什麽重大秘密，值得他們反反複複地檢查。

被江青追殺的姨父

上世紀30年代，上海的文藝圈很熱鬧，我的五姨父是田漢那個左傾知識分子群的核心人物，也是姚蓬子（姚文元父親）的老友。他好心地幫助文藝新人藍蘋，正是噩夢的開始……

江青在上海時的藝名叫“藍蘋”。她初闖上海灘時，人生地不熟，來向姨父求助，希望能有戲可演。姨父說：“她是個新人，追求進步；又是北方人，個子高挑，舞台形象不錯（當時演員多是南方人，個頭嬌小秀麗，扮演西方戲劇角色就略遜一籌）”。於是姨父推薦她出演易卜生的話劇《娜拉》，擔綱女主角。公演之後，藍蘋出了些名，把姨父視為“恩師”。

不過江青在男女關係方麵出了很多新聞，人際關係比較緊張，大家都不太喜歡她。  後來她就去了延安、嫁給毛。隻不過延安那邊也有很多人不信任她，一直想追查她的曆史問題。江青謙卑低調地隱忍了多年，直到60年代中期，她以“文藝旗手”的高姿態高調出場，然後打著毛的大旗，引領文化大革命，整肅文藝界，報複和整死了那些被她記恨多年的人。

順便想起，上海電影界前輩蔡楚生的女兒是我中學同學，蔡楚生在文革中境況很慘，蔡小妹腿有殘疾，也去鄉下鍛煉。有一次她行在村邊小路上，沒想到生產隊的騾馬牛驢突然被放出圈來，一時間萬馬奔騰，路很窄，無處避讓，小妹在牲畜前麵猛跑，無奈腿腳不給力，眼看要被踢倒踐踏，我在小路下的河邊，離路隻有一米多高，大喊“快跳下來，我接你”，她跳了下來，歪了腳，但生命無憂。

蔡楚生三十年代在上海做電影導演，文革中被江青整死。姨父也掌握江青當年混跡上海灘的“劣跡”證據，但銷聲匿跡的早，目標不明顯。姨父本是“上海戲劇學院”的一級教授，在1957年就“被定”右派。https://www.sohu.com/a/462211644_120388781#google_vignette

文革中，他這類人被視為“死老虎”，造反派對他沒太大興趣。不過江青這位文革“旗手”正紅的發紫，與30年代那位藍蘋的資產階級形象判若兩人。她當然不想讓人挖出這段曆史。據說她對毛掩蓋了一些她的“醜事”，文革亂局中她的醜事也在民間流傳。所以江青和姚文元都想從姨父手中找到三十年代的報紙、書信，好銷毀他們的“反革命”的證據；他們暗中放話給上海戲劇學院的造反派，讓他們搜索全部相關證據，密封好直接送江青。江青翻看上交的資料，若沒有尋到她想要的信息，必然會令下麵人繼續搜尋，這就是為什麽姨父家被掃蕩了無數次。

後來（1977-78年），在審判“四人幫”時發布的中央文件中，有一個部分是對江青曆史問題的調查報告，其中就有五姨父的證詞。

國共兩黨中的親友

五姨父與前妻育有一兒一女，女兒在40年代末，嫁給了國軍的空軍飛行員，和先生一起去了台灣。她先生是國民黨空軍王牌部隊（黑貓）的主力飛行員，曾到美國培訓，專門駕駛美軍的U-2型偵查機和其它美國飛機。

1962年他駕機飛入中國領空刺探情報，被解放軍擊落。表姐夫被算作國軍烈士，表姐是烈屬，得到蔣公的特別嘉獎令和千兩黃金的撫恤費。表姐後來移居美國，在芝加哥做護士。他們的女兒在大陸開放之後，回到上海開精品店。改開之後，兩岸已“化幹戈為玉帛”。

我的前輩中，也偶有在新政權中活下來，還活得不算太差的。這批早年的理想主義共產黨人，與今天的執政黨，根本不似“同黨”。他們與下一代，在理念和生活態度上都非常不同，他們的執著和專一，的確有不少值得我們佩服之處。

隻是，持相同理念的上一輩家人，也有完全不同的命運軌跡。下一次我會說幾位命運軌跡不同的親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