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帆向遠方（下）利瑪竇和南懷仁--曆史篇

1990年代中期，在南加州的一個小博物館(Bowers Museum)展出了康熙皇帝寫的一首詩：“我願接受神聖子，兒子名份得永生”。

明朝中後期，中國沿海地區商品經濟發達；但北方強敵壓境，朝廷內部的腐敗，“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想破除祖宗成法，撇棄空虛不實的理論，透過社會改革來富國強軍；那些經世致用的實學，諸如天文、地理、數學、農學、軍事、造器等，都受到重視。

在西方，在天主教內部改革後興起的耶穌修會，正趁著大航海的世界潮流向東方進發，他們攜帶的西方先進技術和知識，正是中國所需要的資源。

利瑪竇（MatteoRicci，1552—1610）

在明朝來華的意大利人利瑪竇（MatteoRicci，1552—1610），和清朝來華比利時人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年—1688年），都是學養深厚的宣教士。

科學+宣教

1583年，利瑪竇從廣東登陸，先在中國南方宣教十八年。當時在中國傳教，必須得到皇帝恩準，他就從皇帝感興趣的科學技術方麵開始入手。

萬曆24年（1596）利瑪竇在南昌準確預報了9月22日的日食，而官方的預報則有誤差；這樣，利瑪竇在萬曆29年（1601）1月終於得以進京。他又預報了當年6月5日和12月9日的兩次月食；然後在萬曆31年（1603）預報了5月1日發生的日食。利瑪竇精湛科學知識，正是期望富國興邦的皇帝和臣屬所尋求的。

  利瑪竇與明朝重臣徐光啟（教名保祿Paulus））合作翻譯出版了《幾何原本》，與李之藻合作翻譯了《同文算指》；此外還有《遠西奇器錄最》、《西儒耳目資》、《交友論》、《日晷圖法》、《兩儀玄覽圖（世界地圖）》等。他們多次修訂的《世界地圖》掛在皇宮裏；他們也舉薦傳教士參與修訂中國曆書。

入鄉隨俗

利瑪竇為皇帝獻上自鳴鍾、坤輿萬國地圖、西洋琴等，當然還有聖經。萬曆皇帝尤其偏愛自鳴鍾，讓利瑪竇留下，也是為了有人能維修自鳴鍾。利瑪竇不但學習中文，也學明朝官員的裝束，穿上漢服；加上他奉公守法、學貫東西，成功地打破了明王朝延續了二百年的戒律--“外國人不可在京居住”，皇帝特批他有北京長期居留權，他也像中國官員一樣，領取朝廷俸祿。

利瑪竇豐富的知識和謙卑的人品，讓他在文人和朝廷命官中廣結善緣。這些人很想了解外部世界，也都樂意學習新知識。

與他一起進京的西班牙籍耶穌會士龐迪我，還教會了宮廷樂師彈奏西洋鐵琴。在他們的努力下，封閉多年的窗口逐步打開。

傳教成果

利瑪竇也在上層士大夫中談論聖經。到了萬曆33年，北京已經有數百人信奉天主教，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有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徐光啟，他和李之藻（科學家、翻譯家）、楊廷筠，號稱“聖教三柱石”。

  

利瑪竇與他們合作，陸續出版了《天主實義》、《二十五言》、《畸人十篇》等基督教著作、還有介紹西方文化的《辯學遺牘》、《乾坤體義》、《西字奇跡》等。他還得到皇帝特許，在北京城內建起第一座天主教教堂，後來被稱為“南堂（西什庫）”，目前是展示歐洲科技文化的博物館；

利瑪竇生命的最後十年，自1601年進京到1610年去世，是他傳教的黃金時期。他寫過十九封信，向歐洲介紹中國，也期望繼續在華的事工。後續來華的耶穌會士多采用“利瑪竇模式”，奉公守法，勤勞服侍朝廷和社會，介紹西方的先進科技，都口碑甚好。

墓地、詔書

本來朝廷規定，過世的西方宣教士要被統一葬在澳門。利瑪竇去世後，明神宗卻破例親賜一塊地，準其被葬在北京城， 如今，他的墓地在北京市委黨校內，墓碑正中刻著“耶穌會士利公之墓”八個大字。右邊碑文是:“利先生諱瑪竇，號西泰，大西洋意大利亞國人。自幼入會真修，明萬曆壬辛年航海首入中華衍教，萬曆庚子年來都，萬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會四十二年。” 在利瑪竇墓東側為南懷仁墓，西側為湯若望墓。北京市政府將此處墓地，確定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利瑪竇去世八十二年之後，在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康熙皇帝發布了利瑪竇夢寐以求，為之奮鬥了一生的“傳教自由詔書”。

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

 南懷仁，比利時人。1658年抵澳門，先在澳門、山西傳教。1660年被召到北京，參與曆法修訂工作。

製天文儀器

1669年4月 (康熙八年三月)，南懷仁接替被冤案折磨而逝世的湯若望，在欽天監任職，他設計監製了黃道經緯儀、赤道經緯儀、地平經緯儀、紀限儀和天體儀等天文儀器，目前都陳列在北京古觀象台。

他著有《曆法不得已辨》、《妄推吉凶之辨》、《妄占辨》和《妄擇辨》等，指出當時清朝命官的曆法推算錯誤。他還著有《康熙永年曆法》、《歐洲天文學》等科普著作。《歐洲天文學》介紹了幾乎當時全套的西方科技知識。

地理學知識

南懷仁編撰了中國地理學著作並繪製地誌。他做的《坤輿全圖》與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一樣， 都是當時最具影響的世界地圖。《禦覽西方要紀》一卷（1669年）是他的第一部地理學著作，內容涉及歐洲的一般地理以及社會和文化等多方麵知識。

康熙皇帝對西方科學很有興趣，南懷仁曾經在五個月的時間裏，給皇帝講授幾何學和天文學；他也陪同康熙出巡，沿途為皇帝觀天測地。康熙皇帝對自然科學的推廣運用，對歐洲傳教士的寬容態度，應該都與此有關。

製造火炮

明朝來華的耶穌會士，已將火炮介紹到中國。1626年（明朝天啟六年），努爾哈赤率十三萬大軍包圍山海關外的孤城寧遠時，明守將袁崇煥在城牆上架起“紅夷大炮”，八旗鐵騎在炮火下兵敗如山倒；努爾哈赤也受重傷而死。

到了清朝，火炮依然是防禦重器。1669年，康熙帝令南懷仁負責鑄造“紅夷大炮”；南懷仁還有專著《神威圖說》、《形性之理推》。

康熙十三年(1674)，平定三藩的戰爭打響。南懷仁再次被命造火炮，他用基督徒當守十誡“不可殺人”而推諉。康熙不悅、施重壓。經曆過“湯若望冤案”的南懷仁明白，若不尊皇命，不但難以自保，傳教的使命也可能前功盡棄。於是他設計了一款輕型火炮，炮彈僅為三斤，命中率達99%；康熙又命他造一種八斤炮彈的炮，並親自試炮。康熙點射的兩發炮彈，重疊射中目標，皇帝大喜並即刻把身上的貂皮大衣脫下賞賜南懷仁。後來皇帝又授予南懷仁工部右侍郎之職。

北京宣武門東側明朝末年的“時憲局”，以及東便門的清代 “欽天監”，都是耶穌會士發揮才華能力的地方。 除了幫助朝廷富國強軍，耶穌會士也觀天象、修曆法、製作測繪地圖等。南懷仁還設計了一款用蒸汽做動力的“汽車”獻給康熙。

外交與宣教

康熙十五年（1676)，沙俄使臣來華。南懷仁通曉多國語言，被派遣擔任翻譯。他用拉丁文與俄使者問候並交談，不僅僅翻譯雙方對話，也說出外交人員的頭銜、解釋了兩國的文化差異，令中俄雙方交往愉快。10年後，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南懷仁也為荷蘭外交使團擔任過翻譯。

南懷仁在華期間，撰寫了多部宗教類書籍，宣揚天主教教義、教規等。主要的著作有《教要序論》、《善惡報略論》、《聖體答疑》、《聖教日課》等。盡管記錄南懷仁傳福音的文字並不多，但是從康熙本人對基督教的表白，看得出康熙聽信了他傳的真道（後麵詳述）。

南懷仁在1688年去世。 康熙皇帝為他舉行隆重葬禮，親自撰寫祭文：“爾南懷仁，秉心質樸，四野淹通。來華既協靈台之掌，複儲武庫之需…。遽聞溘逝，深切悼傷”；並賜他諡號“勤敏”。在明清之際客死中國的傳教士中，南懷仁也是唯一在身後得到諡號的。經過多次亂局，最後他與利瑪竇、湯若望合葬墓地，在北京市委黨校的校園內（見前圖）。

康熙信耶穌

三百多年之後，1995年我在南加州的一個小博物館(Bowers Museum)中，曾經看到過康熙寫的一首詩，宣告他的信仰：“我願接受神聖子，兒子名份得永生”。

康熙帝還有一首詩：  說到了“十架、恩流”，也描述了耶穌半夜被抓，門徒背叛，雞鳴天亮之前不認主，在十字架上受鞭刑，兩個強盜掛在兩旁，耶穌在十架上共說了七句話等，顯出對福音書很熟悉。

可惜的是，後來天主教廷內部發生“中國禮儀之爭”、耶穌會在中國的傳道被禁。康熙四十四年（1705），天主教使節多羅抵華。康熙以禮相待，耐心向他解釋中國的禮儀：“中國之行禮於牌，並非向牌祈求福祿，蓋以盡敬而已。此乃中國之一要典，關係甚巨。”是說中國人重孝道，祖宗牌位是後代表達對祖先的尊敬，並非把死人當神祗拜。還說：“爾天主教徒敬仰天主之言與中國敬天之語雖異，但其意相同。”這位羅馬使節多羅不但語言不通，也不耐煩聽康熙的解釋，引得康熙大怒，於是發生了“百年禁教”。參考：https://blog.shanghaipathways.com/2021/07/27/history-of-jesuits-in-china-part-2/

但中國基督徒群體從未斷絕，郎世寧等傳教士依然留在宮中。

簡單評述

耶穌會中人才濟濟，在明、清兩朝，除了利瑪竇和南懷仁，還有其他的“耶穌會”宣教士，也是朝廷的命官，比如畫家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7/19—1766/7/17），他留下了許多清廷畫作；天文學家、圓明園的設計師蔣友仁（Michel Benoist，1715/10/8—1774/10/23）；製造玻璃器皿和眼鏡片的紀理安（Bernard-Kilian Stumpf 1694/7/15—1720/7/24），皇帝批奏折時就戴著他製作的眼鏡；還有用奎寧治愈康熙的瘧疾惡疾的耶穌會士，以及許多宮廷的工匠、樂師。這些耶穌會士受過嚴格的科學和神學訓練，在較開放的康熙朝代，貢獻了所學所長。

始自十六世紀後期（明末清初），在近二百年的期間，有472位耶穌會士在華，更多人辛苦耕耘，始終默默無聞。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A8%E5%8D%8E%E8%80%B6%E7%A8%A3%E4%BC%9A%E5%A3%AB%E5%88%97%E8%A1%A8

天主教的大一統架構，和中國皇帝家天下的係統，略有相似之處。早期的“耶穌會”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用“西方科技”與“本土化”相結合進行傳教，在中國皇帝的允許下，進入了中國社會，幫助中國人了解西方，也建立了教會。 （西什庫教堂）甚至孝莊太後和康熙本人，也承認耶穌基督為救主。

 “耶穌會”當年努力進入中國，比兩百多年後跟著鴉片戰爭的硝煙進入中國宣教，要更加不易。耶穌會士的人格素養、殷勤工作和克己謙卑的人品，都得到民眾的稱讚。而後來跟著“不平等條約”進入中國的西方宣教士，則很難再得到上層的信任，所以他們多數都進入社會的各階層、包括底層去傳道。

羅馬教廷的“中國禮儀之爭”，其實來自其內部的矛盾與爭競，後來也有不少教內人士反省此類禁令。可惜，直到兩百多年後的1939年，羅馬教廷才最終改變了當年的決定。 

由人所組成的社會與教會，當然不可能是完美的。不過，從中世紀教皇的專權，到耶穌會在中國宣教的努力，社會在進步，教會也在與時俱進。今天的政體和教會的權力受到更多的監督，百姓有了更大的自由。我們也更加敬佩那些早期的、堅韌不拔的福音拓荒者—耶穌會的宣教士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