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山莊的婆姨們（上）— 嬸嬸和山曲 “哭著樂”係列之三十七

“藍格盈盈的天上，飄來那一疙瘩瘩雲，三哥哥今天要出遠門，刮風下雨打雷聲，呼兒嗨喲，…”

  那一年秋天我二十歲，已在雲南鄉下待了四年，心境是蒼老的。我轉到山西沁源縣的郭道公社插隊，是因為從山西回北京，路上隻走一天，在家隨便待多久，隊裏都不管；而雲南農場一年隻給十二天探親假，路上要走上五天到一個星期，超了假回去要被批鬥。

我們村

 我進村那天，剛剛下過一場雪，大地白茫茫的，隻有沁河在白色大地上劃開一條彎彎曲曲的裂痕。那一年，各地政府對知青的政策已經大有改善。我去插隊時，縣知青辦公室按照中央的要求，撥了二百三十元安家費給村裏，書記和隊長都很樂意接待我，讓我住在雲生叔家的偏廈。

這個村的兩個大姓是趙姓和田姓。雲生叔姓趙，家境是不錯的。他家有一溜五開間坐北朝南的瓦房，中間兩間正房沒有隔斷，是雲生叔老兩口住。東邊兩間也沒有隔斷，是他們的兒媳婦帶著小孫女住。靠西的一間小房，原來放著他家的一些雜物，村領導看那房子周正幹淨，就號下來給我住。

隊裏免費（從安家費中提錢）提供燒炕的煤炭，又請一位健壯的啞巴給我擔水砍柴（詳見《哭著樂》係列之三十五）。

 

我初到村裏時，請了一位叫牡丹的年輕女孩和我同住。主要是為安全考慮，萬一歹徒來侵，本村女子一吆喝鄉親父老，歹徒就不敢造次。可是後來發現牡丹身上虱子實在太多，一旦傳染上就後患無窮。當地人沒有洗澡的概念，有人說我瘦巴巴的，是洗澡洗得泄了體氣，又招了邪氣。還以村裏的會計為例證明此說不假（詳見《哭著樂》係列之二十九（上）。

我深知移風易俗之難，不敢太攛掇牡丹洗澡，況且村裏民風尚屬古樸，安全不是問題，就請牡丹回家，我自己獨住。

與世無爭的村民

當地人把結了婚的女子統稱為“婆姨”。結婚之後就不再稱呼名字了，隻說XX的婆姨，這女子就算有了歸宿了。

當年城裏革命鬧得正紅火，我曾經生活過的邊疆農場，雖然景色像東南亞，革命詞句卻同內地一樣火辣。而晉東南這個小山村，似乎與外部的世界脫節。這可能和他們沒有城市戶口，也吃不上商品糧有關。

他們當然向往城市的口糧、薪資和不用“受苦“，但知道那比做夢更難，就釋然了。與城市無緣的百姓，當然也不關心城裏人“鬧”些什麽事。

窮鄉僻壤的女人們，雖然沒見過世麵，卻聽說過或者見過，有的“吃公糧”的人因言語不慎而獲罪、被判勞改。在她們眼中，“勞改”不過就是和村裏人一樣勞動（山西話叫受苦）；而且勞改犯的吃住都有保障，實在活得“不賴”。農民遇到欠收時，會斷了口糧，沒得吃那才叫苦。

山西風俗與南方迥然不同。南方女人是重要的生產力，與男人一起幹活比高低，自豪地“頂起半邊天”。而山西的婦女，喜歡說自己身體弱，吃不得苦，那樣才顯得嬌貴。婦女們坐在暖暖的炕上，手中拿著針線，用軟糯的山西腔，輕聲細語地“拉話話”。這些個絮叨的“家長裏短”，往往讓我忘記了外麵火熱的革命大事。

有一次在漫不經心的閑聊中，好英子說，一隻貓娃子跑到她炕櫃上，在領袖的塑料頭像上“照照地/直接”撒了泡尿。大家掩著口笑，說這貓娃子恁地搞怪。要在城裏，這準得鬧成個“事件”，定要抓出貓後麵的黑手來。

我們村的幹部，都比較有男人的“大氣”，從來不與愚昧且口無遮攔的婦女們計較，想來他自己的媳婦也是一樣的“沒水平”。

隨口說出的抗日

還記得隊裏有位改珍媽（忘記了她的本名，大家都用她女兒的名字稱呼她），四十歲左右、身強體壯。她女兒改珍小時候得小兒麻痹成了瘸子，我常常為她針灸治療。

按件記工時，隊裏安排改珍媽和我搭成一組。因其他人不是嫌我幹活笨，就是嫌她神叨叨地數落丈夫的風流韻事，我們兩位都不被“待見”的人，被配到一起做搭當。

 改珍媽“虎虎紮紮”的，完全沒有山西人的精明勁兒，她不嫌棄我笨手笨腳，也不在乎她多出了不少力氣。她總是快樂地一邊幹活一邊哼小調。

我超愛真情樸實的陝晉民歌、山曲，那些詞曲都極其動人。別人嫌棄改珍媽“嘴不閑著”，我卻巴不得她一直哼哼唱唱。有一次我聽她口中的詞句有些怪，聽不大真切，就請她說給我聽。

原來這小調是調侃八路軍的：“八路軍，不逑算（不中用），日本來了他鑽山，日本走了要米麵”。我們那兒是老區，村裏的老八路多了去了，改珍媽的親族裏就有數位老八路。我以往聽到的，多是說八路好的宣傳詞，讓我很尊崇老八路。可改珍媽唱的，是啥意思呢？

她淡淡地說：“隊伍上的人，比百姓先得到日本人的消息，跑得利索。不像老百姓，等聞說鬼子來了，拖家帶口、著急忙慌地跑不贏。鬼子走了，隊伍回來跟百姓征糧食，就和今天政府讓我們交公糧一樣的。”

我說“那為啥你們還積極送兒女參軍呢？”她說“小子們，女子們（年輕男女），跟上隊伍就能吃上軍糧。老百姓天天跑反，保不齊是餓死還是被小鬼子打死。跟上八路，好歹保住一條命，給家留條血脈。軍糧好吃呢，今兒個女子，也願意嫁給解放軍呢。”

改珍媽既沒文化也沒心機，她說的事活靈活現，不可能是撒謊。

情歌與《東方紅》

當初晉陝邊區，有不少年輕人是舍了家庭和愛情，去參加八路的；參加八路軍至少有糧吃，還可能升官，不然怎麽忍心扔下心上人、跟隊伍走呢。

黃土地的生存條件差，年輕男子出外“找生活”掙錢，就要和情人離別。陝晉民歌的曲調厚重淒苦，許多情歌撕心裂肺地唱出那種割舍不下、又必須分離的愛情。

改珍媽隨口道出戰爭年代陝晉山溝裏百姓背井離鄉的苦日子，當地的民歌裏麵，也會唱出像“走西口”、“趕牲靈”這樣“痛而美”的山曲。

 差不多在十多年前，我迷上了王二妮的陝北民歌，買了她的CD唱片。她純純的外貌，用純純的陝晉方言，唱出純情高亢的山曲，讓我會想起許多當年生活的畫麵，也常常邊聽邊落淚。

她有一首歌唱道：“藍格盈盈的天上，飄來那一疙瘩瘩雲，三哥哥今天要出遠門，刮風下雨打雷聲，呼兒嗨喲，倒叫妹子我不放心。騎白馬，挎洋槍，三哥哥吃了那八路軍的糧，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兒咳呦，打日本可我顧不上。”既有送情人“走西口”的不舍和不放心，也表現出年輕人主動參軍的情形。

二妮唱的這首歌，聽起來那麽熟悉，我聽了無數遍，有一天突然腦子開竅，這不就是歌頌Mao大人的第一大曲《東方紅》嗎？可見當年的革命者也是浪漫的，這響徹雲霄的大歌後麵，竟有這一份癡迷難舍的小兒女情懷。

後來我又聽到更原生態的版本“麻油燈，亮又明，紅豆角角雙抽筋，紅豆角角雙抽筋，呼兒嗨喲，誰也不能賣良心。……三八槍，沒蓋蓋，八路軍當兵沒太太，待到打進榆林城，呼兒嗨喲，一人娶一個女學生。”

改珍媽唱起山曲的感覺，和我們從小被洗腦的肅立而唱，應該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情懷。

當年村裏的後生跟部隊走了，南下當了軍官，娶了女學生；家鄉的小女子還在癡癡地苦等。就算當年分手時，唱過“誰也不能賣良心”，可如今連山野情歌都變成了國之重曲，偉人一出廟堂，便宏聲大做；情哥哥也早變身為“革命軍人”，又怎能回頭……。

家鄉山窩窩裏，隻留下苦等無望的情妹妹，和回蕩天地間、流傳千百年的淒涼山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