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女子“逃生路” “哭著樂”係列之三十

人類文明走過了幾千年，婦女的命運往往“不能自己”，生兒育女的事，也被放到政治的祭壇上。不管在東方還是西方，是強迫生育還是強迫不生育。

西方倫理與墮胎

生育問題被政治化，似乎是男性社會的偏執愛好。

三十多年前，我先生在德州一所著名的“南方浸信會”大學做“博士後”。

當時有一條新聞令我很震驚：學校的一位女生“未婚先孕”了，按照浸信會傳統，是不能墮胎的。學校為整肅風紀，把這名女生的名字公布，並且把她開除了；同時，學校卻刻意隱蔽了讓她懷孕的男生的姓名（這男生也保留了學籍）。不管新聞界怎樣挖掘，也毫無結果。學校大言不慚地說，要為男學生“保留隱私”。

三十多年後，2022年6月24日，是一個曆史性的日子。美國最高法院推翻了半個多世紀前通過的《羅伊訴韋德Roe V. Wade法案》，是保護美國女性合法墮胎權利的法案。從此，在南方那些“保守”州，婦女私自墮胎被判做“違法”，原來注冊開業的“墮胎診所”，變成 “非法行醫”，麵臨10年以上、99年以下有期徒刑。生活在美國南方保守州的婦女，如果想要墮胎，必須到其它開放的州做手術。

 

政治、法律、人道？

關於“女性墮胎”問題，在社會上是“政治劃線”問題，在技術上可以當“生命倫理”問題操作。法律的關鍵點在於要確定“胎兒”是不是“human being”，或者從第幾周開始算作“正式的人”。如果被算作人，墮胎當然就是“殺人”，自然是要被法律禁止的。

不過，推理劃線很順滑，現實卻很“骨感”。對被強奸懷孕，尤其是那些“未成年”懷孕的女孩子，她們本是受害人，為什麽對男方“加害人”不追究負責，反倒是“受害人”被推到前台，要她去承擔羞恥和責任呢？關於私生子、私生女的悲劇難道被新聞、文學、影視作品曝光的還不夠多，為什麽不製定任何法律規則去懲罰“肇事”的男方呢？

未成年女孩或被性侵的女子，是“受害人”，卻被要求單獨承受暴力事件帶給她的身心靈苦難，這是什麽樣的“道德考量”？一個準母親，若不是懼怕更沉重的壓力傷害，應該很難“斷舍離”她的親身骨血吧？

  

“未婚先孕”與“墮胎”，是婦女的隱私和痛點，卻經常被當做法律和道德議題公開討論,讓人難免聯想起中世紀的“群眾法庭”……。身為女子，而且是信徒，我覺得感情與理性都被撕裂，更何況女性受害者了。

東方傳統Vs“生育”國策

東方倫理，不那麽注重邏輯推理和法律認定，更喜歡從“關係”的角度，比如“五常”啊，家族“傳宗”啊，來評論“生育問題”。儒家以家庭為基礎建立政治秩序。儒家經典《周易》認為，“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先以婚姻構建家庭秩序，再推衍出政治秩序。

從倫理的角度，又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簡單地把不能“生子”造成的傳宗接代問題，當做女人的缺陷，成了男人納“三妻四妾”的理由。

到了現代中國，“孔孟之道”被推翻。國家則完全從政治角度，一盤棋地統管小家庭的生育事物。下麵這兩張圖說明在二十年間，兩個完全對立的生育政策。

 

經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國男性人口大量減員。和當時剛打完“二戰”的蘇聯一樣，1950年代，多生多育的母親，被送上“光榮媽媽”的稱號。提倡“計劃生育”的人口專家馬寅初先生，則受到最高領袖的批判。

但是過了不到二十年，風向大反轉。每一位育齡婦女都要麵對“計劃生育”。記得80年代初我在國內時，每年每單位都要宣布有幾個“計劃生育名額”，按照年齡先分給25歲以上的婦女。如果沒有名額，想生一胎也是不可能的。這種嚴格管控的政策，以鐵腕卡緊女人的子宮，簡單而粗暴。

先向誰“動刀”？

再回頭說1970年代的過渡期，當年的鄉下是沒有避孕這一說的。農家有五、六個孩子是正常狀況。人口多、能分到的口糧就多；孩子大了，家裏的勞動力也多。如果實在生得太多、太密，比如已經有了九、十個孩子，母親的身體差，照顧不過來，也有流著淚把新生兒直接溺死的。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後期，開始宣傳計劃生育，也派遣醫療小分隊下鄉，向農村普及避孕知識和施行手術。記得當時在鄉村，強行給孕齡女人“上環”不太奏效，就鼓動男人做節育手術，說“結紮”又快又簡單。隻是鄉人把這和“犏牛閹馬”相比，怕男人結紮之後就不是男人了，都抵製。

人們說，應該讓村書記、隊長帶頭先做。書記被逼無奈，隻好自己先做了。婆姨們就問她老婆“那事還行不行”。書記老婆和婆娘們連嘀咕帶笑了一陣，大聲說：“他做不做都那個熊樣！”因她“妄議當家的”，回家被書記揍了一頓。

“計劃生育”與“跑反逃生”

後來醫療隊到各村去巡回，看到家裏已經有三、五個孩子、女人又正懷孕的，就抓住立刻給做“流產”，“順便”也給上環。有段時間，村裏嫁出去的女子回娘家的特別多，往往都是正在懷孕，怕在本村給“做了”，就跑去娘家或者親戚家躲避。如果不被算做本村的“超生名額”，就不會被強拉著去做“流產“。因此有不少懷孕婦女暫時逃離本村，等計劃生育醫療隊離開，再返家。

不管是在地裏幹活，或在鄉路上行走，常常能看見手臂上掛著大包袱，身後跟著年幼孩子的婦女。人們就打招呼，問：“大日頭，不在炕上做活，野跑作甚呢，不怕回去掌櫃的（丈夫）磕打。”女子就說：“不行咧，刮孩兒、上環的進村了，掌櫃的讓快跑呢。”這事越來越普遍，後來一說：“跑反呢”，大家就都心知肚明。

     

“跑反”這個詞來自抗戰期間，百姓為了逃避日本軍隊，跳到其它村落，或者躲進山裏，統稱之為“跑反”。

中老年人，還記得1940年代躲避日本軍隊逃生的情形，都會同情本該“養胎”卻不得不“跑反”的婦女。走遠路的婦女，還會被人請進家門，吃口幹糧，喝口熱水，上炕歇息一下，躲過正午的“毒日頭”，再繼續“跑反逃生”。

在1970年代，“計劃生育”在偏遠鄉村是被抵製、婦女是被同情的。不過當全國強推“計劃生育”，克扣“超生者”口糧，一人超生，還會連累鄰裏親族、工作同事時，大家就都“順命”了。央視春晚還推出了“超生遊擊隊”這樣的小品。

“違法”還是“占先機”

在強大的法律和輿論壓力下，個人想不“就範”，是極難的。

後來，農村開始改革開放，糧食可以自由買賣，就有人不在意戶口，甘心“交超生罰款”，超生人口增多而且難以統計。在鼓勵多生的今天，這些人倒是“占了先機”。如今，人口老化、勞動力短缺日趨嚴重，這是缺乏遠見的極端政策造成的，隻是決策者從不需要承擔責任，“惡果”總是讓後代的老百姓來承擔。

如今，在生活費與政策互相矛盾擠占的狀況下，還有多少人有生育的願望呢？

在前麵一期，我已經講過公社醫院做“人流”的情況，就不想多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