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檔案烙印（下）：不實之詞 《哭著樂》係列之二十四

上篇說到，生活在“新社會”的人，一直被“檔案”裏麵的那些舊資料困鎖。這有些像今天的個人疫情防控碼，被有權勢的人抓在手裏，可以完全控製人的行動和生存空間。除非離開中國，否則這些東西像烏龜殼一樣，要背負一生。

看知青檔案過癮

在文革之前，檔案管理還有一些規矩，有比較嚴謹的“保密”規則。一革命，這些規矩都被“破”了。那些文革中突擊上位的連隊幹部，本來根本沒有資格看檔案，如果真需要查資料，也要專門申請、獲得批準才能夠在許可的條件下調出來看某個部分，而且必須遵守保密規定。

不過文革造反和農場改編製為兵團，就讓這些基層掌權者有了擴張個人權利、滿足個人欲望的機會。他們本來就對首都來邊疆的人有許多好奇心，加上我們連隊中的確有幾位很高權貴的子女（海軍政委、部長等）。既然有機會觸碰原來不可能接觸的東西，他們肯定要抓住機會“過把癮”。

當時連隊領導專門開會宣讀知青的個人檔案（有人文化低，隻能聽不能讀）。我收工時從門外走過，聽見有人用湖南口音大聲讀，還略作解釋，然後人們就開心地笑和議論一陣。當然我不可能停下來偷聽，但是感覺到，這對他們是最“有益身心”的娛樂活動。有些人還忍不住就悄悄告訴了“枕邊人”。這些意外得知“檔案”內容的人，也感覺“與有榮焉”。有位和我關係不錯的成都“老知青”靠著男朋友的關係，也知道了我們這些人的背景。

 於是她裝作不在意卻又很隱晦地對我說，她也“聽說”了許多人的背景，說我們這些人的家庭都很“複雜”，或者在政治上與“國民黨高層”有牽連，或者有叛徒、內奸一類的曆史問題……。其實她說的也大致不錯，當時父母很“黑”的幹部子弟才會“上山下鄉”，沒問題的高官子弟可以用當兵來逃避“上山下鄉”。所以後來這些人的父母一“解放”，也立刻就把孩子調去當兵或者用關係/命令把孩子轉走了。

總而言之，她雖然不能透露細節，但是聽起來都是負麵信息。我也可以感覺到，她的口氣中既有“羨慕嫉妒恨”，也有些看見“鳳凰變母雞”的幸災樂禍。

後來連隊的兩派鬥爭激烈的時候，大部分知青都是同情支持“保守派”的老工人群體的，激進造反的那些人也時不時拿我們的“出身問題”來敲打幾下。

我自己因不知道個人檔案裏到底有什麽資料，就不肯“服軟”，我的“惡劣”態度，讓那些造反的對我更加“凶惡”，毫不手軟地打擊我們。他們大概也想不通，我們的背景如此“複雜”，怎麽還“自我感覺良好”，沒學會縮著尾巴做人。

其實，這也是檔案保密係統中一個“意外”的好處，對當事人保密，就讓有些比較“木”的當事人（像我這種）不會感到太大壓力，甚至“自我感覺良好”。

“親眼”閱讀個人檔案

直到1973年我調離兵團的時候，團部的幹事把我的個人檔案裝進一個棕色的牛皮紙大信封，然後貼好封口，用紅漆封印，鄭重交給我。他特別交待說，到新單位之後，親自交給知青辦公室或者相關的部門（因為當時沒有明確接收單位的地址，隻能自身帶著）。

我帶著自己的“個人檔案”，就像扛著身家性命一般。雖然“個人檔案”就像一條看不見的繩索，勒著人的脖子。那有權看到你檔案的人，當然就有權蔑視你和“整治”你。但是著就像“賣身契”一樣，證明你的身份。什麽都可以丟，絕對不可以丟了它。若沒有這份資料，我就像一個來路不明的人，誰都可以抓我，關押調查我，就是死了也“死無對證”。

回到北京之後，家人沒料到我帶著自身的檔案回來。當時家裏人都被出身問題所壓迫，都懷疑“檔案”資料中有大問題，所以我的一位叔叔，是中國頂尖樂團的小提琴手，為此專門來到我家，和我父母商討怎麽對付這火漆封印的檔案信封。  結果也沒聽見更多討論，我叔叔就拿來一杯熱水，放在封口的紅色臘印之上，等臘印變軟、慢慢化開，就用他那雙纖細敏感、拂動小提琴弦的手，輕輕揭開封口，把我的檔案拿了出來。

誰都沒想到：剛二十歲的我，有著如此豐富的檔案，所有的內容都和我本人無關，都是關於我家庭背景的資料。其中最有分量的一份資料，是說我母親有位“表親”，在台灣軍隊中擔任較高職務。這在當時屬於最“黑”的家庭背景，比在美國或者其它資本主義國家有親戚還嚴重得多。

我母親反複看了這份資料，說她根本不知道這人是誰，她的親友中的確有加入國民黨的，但都是外婆那邊的，而且是著名的革命烈士劉國鋕（就是《紅岩》中劉思楊的原型）的親族。除這些人之外，當時樣板戲中的一個名角，是母親的表姐，也不在檔案中。  母親的堂兄中，也有人略有名氣，檔案中也沒有列入。奇怪的是，這些代表家族“正能量”的親屬之資料，都不在檔案中。

自我解放，命運轉折

這就令人不得不懷疑管理檔案者的動機，是刻意找到些能“害人”的資料塞進去，把能提升人身份的檔案撤掉。最後，父輩們決定，把這份屬於“誣陷”的資料燒毀，又把其它“無傷大雅”的檔案原件放回信封中，把火漆臘印重新封好。

這之後，我帶著被洗過的檔案去山西插隊、進工廠、上大學。我在插隊期間居然沒付出什麽努力，就被縣“知青辦”樹為先進典型，到縣裏開表彰大會，還讓我表演手風琴獨奏“多瑙河之波”。“知青辦”的老朱人十分開通，對知青非常好，想方設法給大家解決困難，安排工作，推薦上大學。不過，我的檔案比較幹淨，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兩岸解封，親友相助

一九八三年前後，我開始申請赴美國讀書。當時找到了一個“表姐”做經濟擔保人。這位表姐十八歲嫁給國軍的空軍飛行員，之後去了台灣，和父輩斷了聯係。1980年前後兩岸又重新通信，她在上海的父母（我的姨父姨媽）才知道，她的先生曾在國軍空軍的“黑貓中隊”服役，屬於台灣高空戰略偵察機部隊，還專門在美國受過訓。

他駕駛美國的U2高空偵察機，在進入大陸時被擊落。當時蔣總統除了表彰忠烈，也給遺屬發了一大筆黃金，表姐於是移民美國。

不過，我很肯定，當時我檔案裏麵出現的那個人，不是這位姐夫。大陸台灣斷絕音信近三十年，家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國軍空軍的U2飛機駕駛員。如果“革命政權”早掌握這些資料，姨父姨媽應該早進了“監獄”或者被折騰死了。

文革期間，除了有人惡意栽贓，往檔案裏麵放“黑材料、假材料”，其它張冠李戴的事情應該也時有發生。就像我們收到的那一大包照片一樣，是同時代同樣背景的照片，人卻是素不相識的。

粗心大意地亂發照片，危害他人的幾率還比較低。亂填塞檔案資料，尤其是有殺傷力的資料，卻害人不淺。被“歸檔”到個人名下的“黑材料”，像毒瘤一樣一直附體，當事人自己卻到死都不知道。許多人就這麽“兩眼一抹黑”地活著，既不可能“鳴冤叫屈”，也很難被“撥亂反正”。
在人人自危的社會，常有人在背後捅了你一刀，你隻知道很痛，卻不知道是誰插上的，甚至不知道怎麽才能夠拔下那把刀。從雲南出來的另外一大成果，就是自己拔出了一把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