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檔案烙印（上）：困鎖人生 《哭著樂》係列之二十四

“檔案”不單單是人的簡曆，在國內，它管控著人的一生……

    

有“中國特色”的管治係統

我們年輕時，一直到80年代我出國前，每個人（沒有例外），都有“個人檔案”，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隻要在中國，這個“檔案”會一直跟著你，直到你入土，才能“為止為安”。最近聽說，某大城市流瀉出十億人的“檔案”資料，這件事的嚴重性，是海外的華人難以想象得到的。

“解放後”的新社會，表麵上“人人平等”，其實“出身”已經把你歸入某個階層，你自己看不到的“個人檔案”，已經決定了你一生的走向。當年的檔案，並不注重人的財務狀況，在“平均主義”社會，財富沒有那麽重要。重要的是你與當政者的關係，被視為自己人、外人、還是敵人。

   “檔案”甚至是一門學科，到目前還存在著。我有一位嬸嬸，參加抗美援朝回國之後，就被保送到《中國人民大學》的檔案係學習，不過後來他回到江南老家的一所銀行工作，大概也是學非所用。   

現代中國的“檔案”，不是簡單的個人背景資料，它是一個人身上最重要的標簽，能影響人的一生走向。雖然古代傳統社會也有等級、貴賤，不過區分的界限是比較清晰的。1949年的“解放後”，在表麵 “人人平等”的社會，這個你自己看不到的“個人檔案”，已經決定了你一生的走向。

我記得在戶口本上，就有“家庭出身”這一欄。

   我家的戶口本上除了我家五口人，還有保姆的戶口。保姆的出身是“老貧農”，而母親的出身是“大地主”。不過“老貧農”出身的保姆，雖然平常對母親不太尊敬，到文革期間，她卻挺身而出，大聲替我父母辯護，還敢“懟”那些來欺負我們的學生，質問他們“你什麽出身？你想幹什麽？我是老貧農，我在這兒，你就甭想動孩子們”。

其實除了文革最亂那幾年，母親的一生還算平順。由於她在中學和大學期間，都曾經積極參與反對國民政府的學生運動，也算是她檔案中的亮點。母親是個單純的人，不會裝不會吹拍，雖然不得上麵賞識，也不被視為“威脅”。她的出身本來可以害她更多，她的單純卻幫她免去更多災難，可以說她一生大致都平安。

官方登記表與私家照片

還在小學的時候，就要填一份學生登記表，其中包括“家庭出身”欄目，好像還要填父母的成分。所以我很小就知道母親的出身是“大地主”，而且因反對土改而“畏罪自殺”（直到2017年我們探訪外公家舊址，才知道他是被誣陷而且是被殺）。小時候左鄰右舍的小夥伴們，家裏都有姥姥姥爺或者（外公外婆），有些老人家對我特別好，像對自己的孫女一樣疼愛。   

我卻從來不敢問母親，自己的外公外婆到底是怎麽回事，這個忌諱一直保留到我出國之後。這之前我也是間接聽一些親戚零零碎碎地說到過外公外婆，但頭腦中對他們沒有完整的印象。成年之後，我才知道母親的家族是屈原的後代，有詳細的家譜和家族祠堂。

小時候的事情，還能記得的，是母親留下了一張外公和家人的照片，背景是花園假山，外公很清瘦，戴著墨鏡、身著長衫，坐在假山石上。母親和姨媽大約五六歲到十來歲，剪的娃娃頭，穿著小旗袍，站在外公周邊。總之，外公的形象一點不像官方描述的大地主，反到有點顯得過於時尚。到幾十年之後，我們才知道外公其實也是個大學者，是專門研究藏傳佛教的專家。他曾經在北京大學任教，因為常去圖書館，還與當時北大圖書館的館員毛澤東有些接觸，據說他對毛的印象還不錯。

外公在北京大學時，不喜歡北京喧嚷的政治氛圍。他主動辭職回到四川瀘縣，住在家族的莊園（這屈氏莊園如今又成了新的旅遊景點）。

  

在瀘縣，外公靠田產和收地租為生。子女多在省會成都上中學。每當一個兒女考上大學，他就賣一批稻穀，當作學費。他自己則一直住在莊園，專注於編撰漢藏大字典（主要是佛學部分）。他死後，四川省圖書館專門到家裏來搜索他的紀錄卡片和筆記，最後裝了幾籮筐的卡片文稿走。

回頭說這些照片。文革中，因父親被定義為“反共老手”，抄家的人把家裏全部照片都“抄”走，想找到父親是“反革命”的證據。後來到了1969年底，宣布了大學解散的消息。在全體教職員都要搬去“五七幹校”時，突然還給我們幾大包照片，年代到都是三、四十年代的，場景也像是老北大的樣子，但是照片上的人都不對，不知道是誰家被抄走的照片，還給了我們，也不知道我家被抄走的照片“花落誰家”。當初來“抄家”的大學生，這時候已經被發配到各地去“工作”或者“勞動”，接手這些照片的人，對照片根本沒有興趣，隻想趕快處理了事，大學已經關門大吉，人心惶惶，誰有心思搜索分類這成千上萬張照片的來龍去脈。

“黑幫子女”的檔案

雖然我上中學時隻有十二歲，已經很能體會到“出身”對人一生的關鍵作用。老師批評學生或者和我們個別談話時，常常提到“你的父親”如何如何，文革之前還算是正麵、鼓勵性的比較多。到文革之後，我們變身為“黑幫子女”，入了“另冊”，自然要看盡“冷眼”。

且不說那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反反複複的抄家，父母被抓不知去向；被趕出家門，流落街頭，然後“上山下鄉”，被底層“左派”修理；隻說說我這個十來歲的孩子，在社會動蕩中，那複雜而且入了另冊的個人檔案。簡而言之，“檔案”越簡單越好，如果說一個人“背景複雜”，意思就是他的檔案資料多，厚厚一疊，可供追查的線索也多。而我也屬於檔案“複雜”的人。

應該是我們到了農場之後的第二年，好像是農場改成軍隊兵團編製的時候，本來農場工人的個人的檔案，都存在場部，有專人管理。在農場改編為軍隊兵團係統的時候，在轉手過程中，不知道為什麽許多個人檔案從場部（營部）流落到了連隊。連隊領導層的人員，都有機會仔細閱讀了我們這些知青的檔案。這不但讓他們很興奮，也更有了打壓我們的底氣。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