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我搬進了現在的家。那時隔壁住著一位多倫多大學的女教授，1985年買下房子後一直住到2016年初。退休後，她搬去了東邊一個寧靜的湖濱小鎮 Cobourg。新鄰居是一戶來自中東的大家庭——奶奶、父母和三個十幾歲的男孩，三代同堂，熱情開朗。
剛搬來那陣子，大家彼此介紹、點頭微笑，鄰裏關係融洽。可某個周日下午，一回到家，我就聽到從鄰居後院傳來刺耳的搖滾音樂，節奏猛烈。我女兒文靜向我皺起眉毛，我勸她別太在意，說可能是他們在慶祝什麽，派對嘛，熱鬧點可以理解。
夜晚，我拉開通往後院的玻璃門，音樂瞬間像浪潮一樣撲麵而來，震得耳膜發麻。鄰居家的後院已經變身成了一個迷你度假村——鵝卵石形狀的泳池、柔和的燈光、撲鼻的酒香，還有十來個年輕人在池邊跳舞、唱歌，徹底嗨翻。
我不想潑他們冷水，但也得顧及家人的情緒。我走到柵欄邊，向他們揮手示意：能不能把音量調小一點？鄰居家的兒子笑嘻嘻地說，他們特別喜歡開派對，還熱情邀請我加入。我禮貌地回應：“派對沒問題，但聲音能不能小點？”結果他們隻是笑笑，音樂沒變。
到了晚上十一點多，文靜已經徹底被吵得無法入睡，來回翻身。我再次去提醒，對麵卻傳來一句輕鬆又理直氣壯的調皮話：“我們要玩通宵呢！”我隻好上網查對策。果然，市政規定晚上十一點後噪音擾民可以報警。
我按照網上的電話撥通了，對方接電話的是個女士，我向她反映了噪音情況，她在電話裏說會安排人來處理。半個多小時過去，依舊沒有看到警察露麵，而鄰居的派對依舊在高歌猛進。於是我再次撥通了警察的電話，接電話的好像還是那個女士。她在電話裏說，值班的警察人手有限，有很多比我更重要的事情要處理，讓我耐心等待。
又過了半個多小時，警察依舊沒有出現。於是我第三次撥通了電話。我想如果我不痛不癢地描述隻是噪音，估計警察不會來的。於是我在電話裏以怨恨暴躁的語氣說，震耳欲聾的噪音影響了我一個下午和晚上，我的精神快崩潰了，再不來的話，一旦我失去理智，不知道會發生什麽事情。同時讓她通過電話聽聽鄰居巨大的音樂噪音。電話那邊估計害怕真的會發生重大傷殘事件，語氣明顯嚴肅起來：“請保持冷靜，爭取安排警察馬上過去。”
十分鍾後，一名女警打來電話確認情況。不久，我看到警車停在鄰居家門口，音樂戛然而止。深夜終於安靜了下來，文靜也能安心入睡了。
之後的一年，我們彼此幾乎不說話。直到有天傍晚，我取信返回途中，恰好碰見鄰居。她衝我笑著說：“你家的玫瑰花開得真美。”我點頭一笑：“謝謝誇獎。”就是這一句簡單的寒暄，兩家又恢複了正常往來，至今相安無事。
鄰居有在自家後院盡情娛樂的權利，我也有睡覺不被幹擾的權利。如果一味忍耐、什麽都不說，壓抑的不僅僅是自己的情緒，也很難換來真正長久的理解和尊重。大膽說出自己的不滿，反而是維持長久關係的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