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道彎胡同 中 二 破舊立新風

　　一九六六年八月某個涼爽的傍晚，天色剛暗了點，暮色籠罩著方城裏如迷宮樣的胡同。馬震海坐在縫紉機前麵的椅子上，他手裏拿著一尊銅質千手觀音，縫紉機台上還有一尊銅製大肚彌勒佛。兩尊佛像有成人巴掌大，是實心銅鑄的，父親幾年前從一個收廢品的朋友那兒拿回家給他們當玩具。他輕輕擦拭手裏的千手觀音，手指沿著每一個手臂摩挲，這是他無聊時打發時間的一種方式。門簾一掀，韓冬梅風風火火地闖進來，一手抱著一遝子印著紅字的大幅標語，另一隻手拎著漿糊桶。馬震海驚奇地問：“這都是什麽啊？要幹嘛？”韓冬梅急匆匆地說：“大街上可熱鬧了，你趕緊跟我走，我們上街貼標語去，街上到處都是人。”韓冬梅眼裏閃爍著興奮的光對馬震海說：“這是我媽從居委會拿來沒用完的標語和漿糊，我們快去吧！‘破四舊立四新’外頭可熱鬧了！”

　　馬震海一聽去湊熱鬧，正閑得無聊，站起來就和韓冬梅走了。他拎著漿糊捅，韓冬梅抓著那一遝標語，剛一出三道彎胡同口，正陽街上全是人，男女老少都有。有人拿著竹竿，有人像他和韓冬梅一樣，或拎著漿糊捅、或抓著一大遝什麽紙。平日這時候已漸漸安靜下來的方城，不斷地有人們從各個胡同口出來，大街上忽然成了波濤起伏的海洋。

　　從正陽街到中街全是人，整個方城像是被點燃了引信的炸藥包。人流如浪潮洶湧，每個人都神情亢奮，有人手拿竹竿、或標語和漿糊桶，還有的拿著錘子。街上路燈亮了，人太多了，街道上除了人什麽也看不清楚，一點也沒有平日看慣的方城夜景。

　　有人搭起腳手架，用錘子砸著文化鍾表公司的雕花外牆，那些精美的石刻圖案，如今成了最先被砸碎的“舊”東西。碎石飛濺中，人群歡呼著，好像敲掉的不隻是圖案，而是舊社會的象征。有人拿著竹竿攔住一輛輛過往的車輛，人們一哄而上，刷漿糊貼標語一氣嗬成。可憐了坐晚班公交車的人們，公交車根本開不動，車身前後左右都被貼上各種顏色的大字標語。後麵趕到的人找不到空兒，索性把標語糊在車門上。都是些革命的口號，貼在車門上就是封了車，街上全是瘋狂的人，扯壞了革命標語怕要被人圍攻，也不知道人們怎樣下公交車。韓冬梅跟著馬震海，他漿糊刷在哪兒，她就把標語貼上去。標語上的口號很雷同，多是“革命無罪！”和“造反有理！”，還有“破四舊！立四新！”

　　馬震海一邊刷漿糊，一邊打量四周，他的目光在人們興奮的臉龐間遊移。他心中生出一個念頭，剛才在家擺弄的那兩尊銅佛，回家要想法處理好，留著可能會有禍患。他意識到，這回可不是簡單的街頭打鬧，也不是那個他熟悉的市井喧囂。這是一場大暴動，標語漿糊就是炸彈，一張張標語上全是暴怒和呐喊。馬震海和大家一起在大街上，他不明覺厲地感到一種迷惘，不知道明天會怎麽樣？突然心底曾有過的那種不得勁兒冒上來……？

　　這個晚上空氣中充滿了躁動，星光被夜幕悄悄吞進了深處，馬震海和韓冬梅回到院裏道了晚安。馬震海沒有驚動家人，他把兩個銅佛悄悄塞進了衣襟裏，他打開門四外看看，然後溜進自己家那個小院。他把兩個銅佛從衣襟取出放在地上，用平日鏟煤的鐵鍬在那個小窩棚地下挖了一個小坑；他稍稍用衣襟擦了擦兩個銅佛，然後放進小坑裏埋好了，他長長吐了口氣。挖坑埋銅佛時，他動作小心又快速，特別怕誰看見了。泥土拍平之後，他又用腳踩了幾下，確認沒有異樣，仿佛那一塊地從未動過。然後他轉身進屋，門輕輕地關上了，整個院子又陷入靜默中。

　　第二天一早，天還未完全亮透，胡同裏就像忽然被什麽東西攪動了一樣，熱鬧得出奇。馬震海出胡同去查看，還沒出巷子口，聽得有倒水的聲音。他走近看到排水溝裏已滿是五彩斑斕的小魚兒，有熱帶魚也有金魚，有些身上還帶著稀有的紋路，在淺淺的水中竄來竄去，像在演一場無聲的逃亡。有孩子蹲在一旁看熱鬧，指指點點那些平時喜歡卻沒辦法得到的魚兒，那神情有驚訝也有困惑。

　　一個女人一邊倒魚一邊嘀咕：“都說要全倒幹淨，一條也不許養。”有人在排水溝邊燒著什麽，那煙那火，像是在祭奠，又像是在告別。馬震海站在人群裏，暗暗慶幸自己昨晚兒就埋了銅佛。他目光掃過那條排水溝，溝裏的水因淤泥和房屋擋光本應很晦暗，有那些五顏六色的魚兒倒顯得明亮了。他認出有些魚兒是稀有品種，平日裏養它們費錢還要精心，如今卻被人們隨手傾倒。

　　有人拿出了家裏收藏的什麽書畫，都是馬震海沒見過的，撕碎了或燒了。胡同裏一下子多了一堆“垃圾”，那些“垃圾”都帶著點說不清的意味，人們正在和某種過去徹底割裂。馬震海默默站了一會兒，想起爹穿著西服係著領帶的那張照片，心裏莫名地升起一種不安。

　　過了幾天，有人傳言私有珠寶黃金犯法，那些東西都屬於“四舊”。院裏大人們下班回家，帶來更多的消息，現在到處都在“破四舊立四新”；騎自行車在大街上要被攔住檢查，因為有人把金首飾藏在可移動的自行車後座下的鐵管裏，被抓住的人會被戴上高帽子遊街。人們真的恐慌了，排水溝裏不隻有金魚，還有黃金首飾，有其他貴重物品。那些曾被人們視若珍寶的東西，當它們給擁有者帶來不幸時，人們把它們像垃圾一樣丟棄，那些好東西竟是一錢不值了。

　　很多地方的名字都改了。“亨得利”鍾表眼鏡商店，其名取自“生意亨通，利市百倍”，這是資本主義，是鼓吹個人發財，必須改成革命的意思。什麽“天益堂”藥店，革命不信天不信地，改成“人民”藥房。“光陸”電影院的名字更是反動，竟是蔣介石要“光複大陸”的意思，這還了得，馬上就改成“東方紅”電影院。“兒童”電影院也不行，兒童有階級性，改成“紅後代”電影院。

　　人們連衣服也不敢穿好看的了，穿高跟鞋的在街上被攔住，高鞋跟被當眾用錘子砸掉。裙子是沒人敢穿了，說一聲“布拉吉”都不行，那是蘇修的東西，穿出去會被人扒下來。理發店不敢給人們燙發了，燙著卷發的人們，會被當眾把燙發用剪子鉸得亂七八糟。革命，革“四舊”的命，那些奇裝異服，那些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都和帝修反一樣要被打倒，被掃進曆史的垃圾堆！

　　開始有人被批判了，隨便一群人，隨便找個地方，那些“戴帽”的四類分子們，站在眾人麵前接受批判。一個個被拉上台，頭發亂了臉色蒼白，彎著腰胸前掛著紙牌，寫著他們打了紅叉的名字。台下人群湧動，有人喊口號，有人盯著看，也有人低頭不語。

　　馬震海去找吳綿縝，看到一群人圍在臨街的一家門口，一個女人赤著腳站在她家台階上；女人的頭發被剪去半邊，另一邊仍保持著昨日的卷曲，那張原本好看的臉如今寫滿屈辱；脖子上掛著一雙高跟鞋，在人們的推搡下，那雙高跟鞋在女人胸前左右擺動。有人在大喊：“破鞋！” “資產階級分子！”“打倒鬥臭她！”女人低下她的“陰陽頭”，她不哭不鬧，她無臉麵對圍觀的人群，她曾是鄰裏茶餘飯後談論的“洋氣女人”啊！而如今，她脖子上掛著的那雙高跟鞋，不再是時髦的象征，而是一副沉重的鎖鏈。高跟鞋的每一次晃動，都在嘲弄著她舊日的步履輕盈。她平日穿著時髦，是一個很好看的女人，總有男人獻殷勤。那雙高跟鞋曾經讓她美得炫耀，現在醜得她麵目全非。男人們的吼聲中夾雜著一種難以言說的狂熱，他們是在痛快的性欲宣泄，還是把自己的恐懼嫁禍於更弱的人？

　　亂套了，一切都亂套了，誰是革命者或革命者是誰？有夥子人給你個罪名，你就被押走批鬥！

　　暑假過完了，校園裏依然沒有朗朗書聲，沒有開學的通知，也沒有返校的動靜。每個學校的大門，每間教室的窗戶，都大開大敞著，學校的門窗早已失去實際功能。所有的教室仿佛經曆了一場風暴，窗戶玻璃一片不剩，地上布滿碎片；桌椅橫七豎八，被破壞的不能上課用了。校園空蕩蕩的，老師們不去辦公室，都呆在家裏提心吊膽。下一波被批鬥的就是他們，毒害了革命接班人十七年，學生們要造“封資修”的反，要打倒“帝修反”。全是革命的口號，全是革命的行動，革命的紅潮滾滾。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人民日報》刊發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嗬！請同誌們重讀這一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50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就在這一天，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的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被她的學生們打死了，打死女副校長的革命小將們不擔心法律的懲罰。這是一群真正的革命小將，他們的父輩年輕時就參加革命，為新中國的成立拋頭顱灑熱血。“革命小將”們不再上課，“造反有理”是最革命的口號；他們手裏拿著毛筆和墨水，在舊報紙上寫大字報；他們用刷子和顏料，在校園的牆上寫著紅色標語。老師被學生堵在家門口，要交代“曆史問題”；校長被拉到台上接受批判，被勒令打掃廁所。那些平日裏最嚴格的、最強調紀律的老師成了重點批鬥對象，他們過去說過的話，如今成了自己有罪的證據。他們也說自己有罪，承認自己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代表！

　　中央路小學的學生們圍成一圈，圍觀他們的校長打掃廁所，小學生們啥也不會說，眼睛裏全是疑惑。平日裏親切的校長依然和氣地勸說：“不要看了，都回去上課吧！”沒有一個學生提醒他：“學校已經找不到一張完整的課桌了！”

　　為了響應最高指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表態支持全國各地的學生到北京交流革命和造反經驗，各地的革命小將或坐火車、或坐汽車、還有高舉紅旗步行長征的，都來到革命中心北京。毛主席八次檢閱了來到北京的“紅衛兵”，北京學生則赴各地煽風點火，革命小將們開始轟轟烈烈的全國“大串聯”運動。革命小將所到之處，隻要出示自己所在地文革辦公室一封介紹信，乘坐一切公交和火車，還有吃飯和住宿全部免費。後來有些地方吃光了儲備的糧食，而開始要求串聯的人吃飯要交全國糧票。

　　小學時就知道新疆庫爾班大叔騎著毛驢上北京的故事，革命小將最愛毛主席，大家都想去北京，去見毛主席。可是發往北京的火車太少了，想去北京的人太多了，站台上全是人。往北京方向去的火車開走了，鐵路時刻表上各個車次的到站和發車時間全不準了，等得焦灼的人們開始見火車就上，火車能開出沈陽就好。剛走了一批學生，更多的學生湧進站台，不一定非要去北京了，坐上免費的火車到哪兒吃住都不要錢。走啊！去上海，中國的第一大城市，國際飯店二十四層樓。去武漢、去烏魯木齊、去昆明、去廣州、去青島、去延安，去一切可以免費吃住的地方。

　　馬震海、吳綿縝和幾個同學一起去上海，直達上海的火車太少，他們隻能一段一段地上車下車再上車。火車上不供應水和飯，上下火車太不容易，幾乎每次都要從窗戶爬進爬出。上個廁所要像演雜技一樣在人頭、行李架和座椅間跳躍翻騰，去不成廁所又憋不住小便的人隻好讓尿水順著大腿流；有忍不住要大便的人，不顧羞恥地把張報紙塞進褲襠，拉在報紙上再掏出來卷成一包扔出去，大便卻被風吹散再飄回來一股子碎糞渣；一路上沒法清理車廂，人的呼吸、擠出的熱汗，加上糞便的汙穢，搞得滿車廂彌漫著腥臊臭味。不能直達上海也有好處，下車在當地大串聯招待處領上幾個饅頭，就解決了他們上車後一路上的吃飯問題。一路上串聯的人越來越多，上下火車越來越困難，由於火車一路嚴重超載，到站時列車員打不開車門，停車時車裏人也不敢開車窗。由於火車晚點，每個站台延誤的人越來越多，外麵的人拿棍子、石頭、磚瓦，拿一切可以砸車門車窗的東西攻擊火車。有人被車廂內臭氣薰得受不了，剛把車窗開一小縫，就有吐沫口水噴進來，嚇得想透口氣的人趕緊關上窗戶。

　　年輕就是好，什麽罪都能忍受，隻要有饅頭吃，再時不時地喝點自來水，站著就能睡著。馬震海、吳綿縝和幾個同學一段一段地坐火車到了上海。多虧家家都有幾個孩子，十幾歲的姑娘或小子們，就這樣一路橫衝直闖地去個陌生地方；幾乎一個月沒有通信聯絡、沒有電話報個平安，家裏也不知道他們在哪兒。父母咋就這麽心大啊，可也真是怪事兒，三道灣胡同就沒有一個學生丟在半路，或者遇到什麽騙子，大串聯的學生娃們有的個把星期有的一個多月，都平安地回家了。

　　三道灣胡同隻有正陽裏大院的於開基去了北京，參加了受檢閱的紅衛兵人群，隔很遠很遠見到了天安門城樓上有幾個人影。這已經是不得了的幸運了，他是三道灣胡同唯一受到了毛主席檢閱的串聯學生，三道灣胡同認識他的人，見了都想和他握手。他沒和毛主席握過手，他那雙手隻抓過北京公交的車扶手，抓過北京人蒸的白麵大饅頭，但仍然阻止不了人們要和他握手的衝動。

　　馬震海回到家，收到老家二姨夫寫的信，說是他的大表哥趙振賢來沈陽大串聯，就住在正陽街上一家招待站，離小北門不遠。這不是到家門口了嗎，家裏趕緊讓馬震海去找，找到了再給老家去信報平安。正陽街上離小北門不遠就一家大串聯招待站，馬震海沒費事兒就找到了大表哥，和他一起來的還有幾個村裏的同伴兒。頭一次進城還分不清東南西北，也不會乘坐公交汽車，更不知道哪有名勝古跡可以“串聯”。有了馬震海的陪同，大表哥他們一夥去了沈陽故宮（外麵）、北陵公園、萬泉公園（小河沿）；他們還去了太原街、去南站看了沈陽解放紀念碑（上麵坦克被蒙上了），逛了中街坐了了環路無軌電車。

　　大表哥和他的同伴們在那家招待站吃住都不要錢，白麵饅頭隨便吃飽，但吃飯要交全國糧票。他們來時在公社糧庫用糧食和花生換的全國糧票，全國糧票包括定量食用油，城裏人申請全國糧票時要扣除口糧和食用油定量，農村人要用糧食和油料作物交換全國糧票。

　　大串聯招待站的飯比大姨家強多了，馬家平時吃的是粗糧，不是窩頭就是高粱米粥，口糧也有定量，沒有好飯食招待老家來的親戚。市場上副食品供應明顯越來越差，很多東西都要票了，家裏偶然做頓白麵包子，趕緊讓馬震海去找趙振賢來大姨家吃飯。這次大串聯對農村青年真是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平時城裏那些招待所哪是莊稼人能去的地方啊？先不說城裏人給的白眼兒，那麽大的花銷有幾個莊稼人舍得呢？要是有更多莊稼院的男女青年們有勇氣出去大串聯、去見見外麵的大世界，那該多麽感念毛主席的恩德啊！就為這兒，要多喊幾遍“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