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自一個小縣城，從小也沒人教我如何思考問題。但是我習慣於思考，思考的很多問題與自己並不相幹。我在上班和回家的路上，在地鐵裏、公交裏，校車裏，就集中思考這些問題，因為這樣思考，時間就會很快就過去，行程也變得很輕鬆快樂。我思考的問題很平常，就是看到一個平常的事情，然後就思考“為什麽會這樣？”比如英文有26個字母，我就思考，為什麽是26個，不是27個，25個？如果要去掉一個，哪個可以去掉？
我有時候也把思考的內容告訴別人。有人信，有人嗤之以鼻，也有人告訴我，在我那本科畢業的二本師範畢業生裏麵，我就是個異數，我們學校畢業的人，想的無非就是晚上吃豬頭肉還是白切雞，隻有我在想這些奇奇怪怪的問題。我的成績一直一般，大學讀書期間也從來沒有在中國拿到過任何獎學金。我也不認為成績和獎學金有什麽重要的，也不覺得成功隻需要努力，我覺得思考也非常重要。
我記得我小學一年級開學的時候，就開始了思考。我聽了老師念《小學生守則》，就琢磨裏麵的一句話“尊敬師長”。我就不明白為什麽要尊敬“師長”。我自己琢磨，明明師長上麵還有軍長，總司令，為什麽非要提“尊敬師長”；師長下麵還有旅長、營長、連長，難道他們不需要尊重？我琢磨了幾天，覺得也許尊重是有個最低閾值的，師長是最低的需要尊重的人，軍長，總司令當然也需要尊重，因為他們比“師長”大。想明白了這個後，我又遇到了一個問題，“我倒是願意尊敬師長，可是沒見到他們來我們小學啊？我怎麽表達我的尊重？”這是我小學時對“師長”的誤解引發的思考。
後來就思考各種各樣的問題。比如有一天我看到“北京交通擁堵”的新聞，就會思考為什麽會這樣，自問自答，刨根問底。
我問我自己：“為什麽北京車多？”
自答曰：“是因為北京集中了很多的職能部門，權力集中在了北京，所以大家都要去北京辦事，然後這裏集中了太多人類的活動，所以導致了北京人多。”
我再問：“能不能通過修更多的環行線，來解決交通問題？“
自答曰：“不能！因為那些職能部門都在三環裏麵，你修再多的環線，大家還是要去三環裏麵，還是會堵上。”
我再問：“能不能通過從地理上分散職能部門，來解決問題？”
自答曰：“不能！因為辦事情需要跑多個部門，而且部門之間也需要交流。如果部門在地理上分散了，就會加重交通的堵塞。“
我再問：“北京交通擁堵是GCD的問題嗎？”
自答曰：“不是！北京交通擁堵的源頭是中央集權，修環形路（內環、一環，二環）的根本思維來源也是中央集權，需要一個中心。中央集權是中國的傳統文化，並不是GCD的發明，但是GCD確實是中央集權的集大成者。”
我再問：“北京交通擁堵能解決嗎？”
自答曰：“可以緩解，但是不能解決！因為根本問題是中央集權，如果不能改變中央集權，就會一直堵下去。”
我再問：“為什麽中國會選擇中央集權的統治方式？ 為什麽中國的老百姓願意放棄更多的自由和權力，來換取安全感和利益？” 這個問題還在思考中。
看到社會裏很多違規的事情，也理解了很多時候，如果你不違規就做不成事。我就總結出中國社會的一個特點，我叫它“共犯性社會”，就是一個人如果想做成一點事，都必須做點違規的事，比如如果你想做成一家公司，那你就大概率的做過賄賂，偷稅漏稅，等等事情，如果你不這樣做，那你就掙不到錢。
我問我自己：“為什麽會這樣？統治階級知道這些不？”
自答曰：“肯定知道的。我都知道，他們怎麽可能不知道？”
我問我自己：“但是縱容這樣的行為，有什麽好處？”
自答曰：“這樣的好處是，每個成功人士都有把柄抓在統治階級手裏，什麽時候想拿捏他的時候，都可以合法合理地把他繩之以法。這種統治方式，可以稱之為共犯性社會。”
我問我自己：“這種共犯性社會是一開始就這麽設計的嗎？”
自答曰：“很可能不是，因為這個設計需要一個極其聰明、並且對人懷有深深惡意的人。很可能最初是源於社會設計的思考不周。但是後來統治者發現這個機製很好用，就使用上了。”
看到大學裏的用發表文章的雜誌的影響因子和文章的引用量，來衡量老師的業績。我也思考為什麽會這樣？
我問我自己：“這些的根本原因是什麽？為什麽沒有人用發表文章的雜誌的影響因子和文章的引用量，來衡量牛頓、法拉第？”
自答曰：“因為科研的本質已經變了。牛頓、培根時期，科研是貴族的專利，一般人不會從事科研。貴族做科研都是出於興趣，當然不需要別人來衡量。過去幾百年科研的發展，最大的變化是：科研從一個貴族的興趣，變成了一個普通的職業，智力平常的人，也能參與的職業。而一個普通的職業，就必然需要對工作表現進行量化衡量，這就量化測評的來源。”
我問我自己：“如果才能提高科研的量化指標？”
自答曰：“第一：可以提高科研的智慧含量。但是智力頂尖的人，畢竟是少數。大多數人做不到這個。第二：就是提高科研的數量，這個可以通過堆積人力、物力，財力資源來實現。這也就是為什麽現在很多實驗室那麽多的博士、碩士生的原因，他們是用來堆積人力資源的。他們做著合格的科研，能發表，但是沒有什麽太大的意思。但是他們畢業後的就業前景，導師一般並不關心。”
我問我自己：“為什麽要使用量化指標評價科研？”
自答曰：“因為這個社會是一個人情社會，如果不使用量化指標評價科研，就會更不公平。這和高考存在的必要性是一樣的，高考很多問題，但是至少目前卻偏偏無法取消。”
後來，我們實驗室，有些碩士生回來我們：“X老師，你看我適合讀博不？”對於這個問題，我都是一個標準答案，“你不適合。”為什麽呢？因為合適的人根本不會問這個問題，他自覺自願地就去讀博了。既然你已經是碩士生呢，也見識了科研這個行業的情況，如果你還問這個問題，說明你並不適合。
我還有很多的思考，但是犯忌諱，就不寫了。
我就把自己很多的空閑時間，花在了思考上，我也常看閻潤濤的文章，但是我萬萬比不上老閻。我讀老閻的文章，但是從來不盲從老閻。我也不是人精，我能看懂人際之間的貓膩和複雜，但是我從不算計人，反而主動吃虧的時候很多。遇到權力分配的時候，我都躲開了，我不願意接受權力的原因是，我認為社會中有一個定律：權力與義務成正比，你享受了多少權力，就要承擔相應的義務，如果你隻想享受權力，不想承擔義務，這是不能長久的。這也就是君王必須死社稷，老百姓反倒無所謂，反正都是打工。我不願意承擔這些義務，當然就不能去拿權力，就這麽簡單。
我也從不瞧不起人。我媽有次說起：某某親戚的孩子是做廚師的。我都嚴肅的說道：“如果當年我沒有在美國的大學找到教授職位，也許我也在列治文的飯館裏做廚師呢？做廚師沒有任何丟人的地方，做教授也沒有任何值得驕傲的地方。”我認為眾生皆有可憐憫之處，每個人都有其無奈和痛苦，也有其掙紮和彷徨，我選擇尊重、理解、憐憫每一個和我有交集的人，我也感激他們讓我的人生更加豐富，讓我對人有更深的理解。對於我不喜歡的人，我就是敬而遠之就行了。
說明文學城目前形成的人情世故和價值觀是現實社會的翻版，說明中國人的根子出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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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點兒後悔對逝去的人那麽評價，但內心裏就那麽想的。現實中碰見不平事兒，與己無關，樓主可能會不care人情交換，直言幾句。老閻，不會這麽幹。網絡中，老閻分享智慧，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