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 （十二）

流沙河 （十二）

 

小學五年，應該是是我人生裏最單純的時光，雖然間或有些小插曲，但總體來說，那是一段沒有心肝的日子。

是很期待上學的。 幼兒園的日子斷斷續續，先是村裏有個小姑被指派看管我們這一幫小孩，她家就自然成了幼兒園，最開心的是每天她給我們分發番茄黃瓜的時候, 沒有等到冬天，大隊很快就成立了幼兒園，在堤邊的一個單獨房子裏，和村子離得有點遠，前麵有一塊開闊平整的操場，原來應該是用來曬穀打穀的，後來村村都隻種蔬菜，也就用不上了，連同大隊裏的那台碾米機。

周圍好幾個村的孩子都集中到那裏，人多玩具少，還得坐得規規矩矩，加上後屋裏放著的那口公用的棺木，讓我很不喜歡去。

好在沒多久弟弟因為踢足球踢到了一個老師身上，被老師打哭了，我們就不再去了，又回到了野瘋的日子。

上學去報名，都是哥哥帶著去的，父親囑咐我們出生要寫貧農。第一次去，說還不滿七歲，不給報。第二年再去，有了入學測試，忘了田字怎麽寫，哥哥在門口拿個瓦片，在上麵劃了個十字，也沒有讓我想起來，出來他就罵我笨蛋。

跳舞的事並沒有影響到我什麽，第一次感到威脅，是三年級上學期班裏轉來了一個女生，從城裏來的，不僅說普通話，長得漂亮，字還寫得好。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她吸引，包括老師，雖然我還是班長，但已經光彩不再，課間的時候就一個人默默地練字。

不到兩個月，她又轉走了，老師的注意力和表揚重新回到我身上，讓我第一次有了如釋重負的感覺，也許就是從那時起，我開始對別人的褒貶有了免疫力。

她的出現，也許隻是一個測試，看我有沒有嫉妒心。不起嫉妒心，不在乎他人的說辭，外加一個能讀書的腦袋，這也許就是上蒼賜予我的最好的禮物。

三年級下學期，幾乎整個學期，我都忘記了家庭作業。總是第二天上學，要交給小組組長檢查時，才會想起來。隻能偷偷告訴她，我忘了，求她不要告訴老師。

我曾嚐試，回家後打開課本，找家庭作業，但依然無效，那是一段大腦有空白的日子，不影響學習，但總記不住家庭作業在哪。那段時間過後，突然又回到正軌。十歲左右，不知道是不是和激素開始波動有關係。

小學有個最要好的同學，我班長，她學習委員，放學後我也常去她家玩，兩個人一直好到四年級。有天她收作業本，看到我的，說沒有這個人，笑嘻嘻有點挑釁地看著我把我的作業本扔到了地上。那時我學會了繁體鄧和東，就這那作業本的封頁上寫的鄧東生。我一句話都沒有說，默默撿起自己的作業本，從此，兩個人再也沒有說過一句話。

到五年級，有些同學沒等到小學畢業就回家去幫父母種地了，可能是分產到戶的原因吧，四年級的三個班把我們三班打散，我去的一班，她去二班。初中三年，我在一班，她在二班，都是隔壁班，經常可以見到對方，上下學也會在路上遇到，卻再也沒有了交流。我這裏沒有怨恨，也沒有傷心，就是突然沒了和她說話的欲望。她那裏是什麽感覺，也就無從得知。小小年紀，就嚐到了緣份離去的滋味。

小學班主任從一年級一直帶我們到四年級。她是一個很溫柔的老師，我剛上學的時候有天餓了，就和在幼兒園裏一樣，從書包裏拿出爆米花吃了起來，她隻是走過來輕輕告訴我，乖，上課的時候不能吃東西，記住了啊，就繼續給我們上課。

我那個時候好像每個星期都會因為發燒咳嗽要請假去醫院打針看病，父母親好像已經被我折磨習慣了，班主任老師卻說，這怎麽行，每天早上帶我在操場跑步，跑了一個學期，好像我發燒就沒有那麽頻繁了。

她給予我的那份嗬護，溫暖了我的整個童年，以至於在後來的求學路上，能坦然麵對種種。

期間因為有個老師病假，她去頂那個老師的課，我們就由敏老師帶了一陣子。

敏老師是個不怎麽合群的人，那個時候她應該六十好幾了，已經退休了，臨時被拉來應急。

她喜歡抽煙，是學校唯一一個長期穿裙子的女老師（現在想想應該是那種比較寬大的旗袍）。她一個人住在學校給她安排的一間宿舍裏，宿舍的門楣上方有個紅色的鐵牌子，寫著光榮軍屬。她帶我們課的時候，是我們一年級的最後幾個星期。她的字寫得龍飛鳳舞，我們隻覺得好看，但認起來很有些費力。父親說她寫的是草書。

再大些才知道原來另一位老師是她女兒，我跟父親說，怎麽一點都不像。父親說，敏老師原來家裏可不一般，聽說她是國民黨高級軍官的姨太太，她兒子是飛行員，抗日戰爭中犧牲了。她兒子犧牲後可能是受大房排擠，也可能是她太傷心，就帶著女兒從上海回來了老家，在魏家灣小學謀了份教職。解放後，因為她丈夫的身份，她娘家都和她斷絕了來往，女兒大了後就嫁給了村裏老村長的兒子，算是找到了庇護，因為她兒子是抗日犧牲的，操作下也就不提是國民黨的飛行員，給她弄了個光榮軍屬的身份，才不致於挨整。

我們四三班被打散，是讓我有點傷心的。那是我第一次嚐到分別的滋味。雖然後來好些同學沒繼續讀五年級，也就沒再見過麵，但四年級那年冬天大家一起從家裏帶來塑料布訂在沒有玻璃的窗戶上擋風的情景一直在我腦海裏。還有那個冬天期末考試的時候，那天下的雪真大，班裏最高的那個男孩子從學校門口賣糖果的奶奶那借來的手爐，捂熱一下手趕緊傳個下一個人，整個考試的時間，就那樣安靜地傳下去，也曆曆在目。

小學裏快樂的時光是很多的。春天來了，校長會帶著我們去學校後的江堤上采風，讓我們觀察那些遍地的白色的小小的有重重花瓣的野花，哪些是含苞待放，哪些是含苞欲放，為什麽含苞怒放說不通。

放風箏比賽也是在江堤上，都是自己做的風箏，男孩子居多，女孩子拿著漿糊和報紙做助手，看男孩子們從堤上往堤下跑，緊張的心情在看到風箏終於飛起來之後就是雀躍，轉瞬又擔心風箏會被堤下的老楊樹們給掛住，會急急地喊，放高點呀，放高點！一個嘰嘰喳喳熱鬧非凡的下午時光。

規模最大的聚會是女排三年冠的那一天，應該還在放暑假，一早校長在大隊喇叭裏喊，讓我們都回學校看電視轉播。那時候很多家裏沒有電視機，學校的那台應該是校長家的還是哪個老師家的，被放在了主席台上，我們以班級為單位，都拿了凳子坐在操場上，好多村民也來了。

到了五年級，開始咂摸出一些世事的滋味。我們男女籃球隊都在公社比賽裏拿了冠軍，通知我們去區裏參加比賽。是個星期天，秋天天還有點涼，我們一早趕到學校，穿著毛背心還有點冷。校長去大隊裏要的汽車，車剛拉過煤球，沒來得及清掃，有一層黑煤粉。為了不弄髒自己的白球鞋，我們都緊緊抓住車棚裏的鐵杆，盡量不動。即便這樣，也沒有影響到我們的興奮。兩個多小時到達區委，被告知比賽是上個星期天。校長幾番交涉，讓我們去了附近的一個小學，來了隊男隊，和我們男隊比了場賽，女隊沒有比賽，隻讓我們觀看。不記得誰贏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記憶出了什麽偏差，我覺得當時我很明白是公社中心小學的體育老師故意通知我們錯的比賽時間的，因為他的隊輸了，我一直記得他當時有些氣急敗壞的表情。

校長什麽也沒有和我們說，帶我們去了漢陽門，每個人都抱著籃球和長江大橋合影留念。還偶遇了在江邊拍電影的一群人。那個主演穿的一身筆挺的白色製服，應該是船長。

我總記得秋高氣爽的日子放學回家，走在田埂上，大隊廣播裏就會準點傳來那個小女孩說的小喇叭開始廣播了的甜甜的聲音。這應該是最能描繪我童年心境的畫麵。雖然期間父親唯一一次動手打了我。確切地說，是動腳踢了我兩下。

應該是我七八歲的時候，有天下午放學後我搬了個小板凳坐在房前做什麽，哥哥突然在我身後推了我一下，我踉蹌向前，他趁機拿走了我的小板凳。我摔沒摔著不記得了，但我哭了，正好父親下班回家，不問緣由，吼了我一頓。然後我就離家出走了。

也沒有走多遠，就是出了村子，也沒有地方可去，剛開始想到可以去外婆家，但天色漸晚，害怕一個人要走那麽遠的路，就在村外和大隊之間來回晃悠，去過大隊小賣部轉了幾圈，也沒有錢買什麽，不想晃著晃著，還是被父親逮個正著，雖然有次遠遠聽到他往小賣部這邊找來的聲音躲開了。

父親很是生氣，抓著我的手臂，說這麽小你就敢跑，看我不打斷你的腿！一腳就踢了過來，被我彎腰躲過了，他更生氣了，第二腿我就沒躲過。哭喊裏我說的大意是明明是哥哥打的我，你吼的卻是我，這個家我不要了。

父親瞬間沒了脾氣，立馬開始各種哄。後來我一直跟他說，他表麵上他有多寵我，心裏就是多少，多不了一分。但他心裏對哥哥的愛不知要多多少，隻是他藏著沒有表現出來而已。這種感覺，也許就是從那天開始的。不知道那麽小的我為什麽會如此認定一個人的本能反應，才是他最真實的一麵。

父親一直不知道哥哥打我的事，很多年以後，我都讀大學了，有天他很驕傲地說，你哥哥是斷手（一種手紋，好像是智慧線橫穿整個手掌），打人會特別重特別疼，所以從小我都不讓他打你們，聽得我和弟弟都嗬嗬起來。告訴他從小學開始，哥哥每天放學後都會打我，一直到他離開家去讀中專了才停止，多半是拿生火用的火鉗（鐵打的）抽我。父親驚詫不已，說你們怎麽都不告訴我呢？！

我看過父親打哥哥。我四五歲的樣子，夏天下雨，我穿著哥哥穿小的拖鞋在村裏走，哥哥搶了拖鞋，不讓我穿，我就隻能站在人間的屋簷下邊躲雨邊哭，因為我害怕赤腳走路，從小就這樣。

父親下班路過，看到我那樣，問了原委，回家就湊了哥哥一頓，湊得他又哭又跳，看得我心疼，覺得他好可憐，決定以後再也不告他的狀了。所以每次被他打，哭一場就算了，也哭不到父親下班回來那麽久。

到英國後我才知道那是一種家暴，但並沒有給我留下什麽陰影。如果不是父親提起，長大後的我們幾乎都忘記了那樣的場景。哥哥不好意思的笑著，沒有一句辯解。六歲就開始給我們做飯的哥哥，還要天天麵對一個學霸的妹妹，需要承擔的責任和壓力，也不是我能夠體會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