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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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瞬間】特刊
《我們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慶
我所了解的方勵之先生
李維業(801)
方勵之先生曾擔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副校長。20世 紀 80 年代初我在中科大讀本科時，他正在那裏任職，是我 廣泛意義上的老師。我那時並沒有見過方先生，因為我們不 在同一個係。此外在他當副校長時，我卻在北京玉泉路中科 大研究生院的大學部上了三個學期的專業課。1985 年 7 月， 我回合肥參加畢業典禮時，才對他的名字熟悉起來。那時候 他與管惟炎校長在中科大搞民主辦學，學校比我在一年半前 離開合肥時更加有聲有色。記憶中最深的是食堂夥食較以前 有天淵之別。之前全校學生是按係分配食堂就餐的，各食堂 之間沒有競爭，學生對飯菜質量不滿意，曾發生過學生集體 抵製到某食堂就餐的“罷食事件”。此事直接導致食堂改革， 學生可以自由選擇食堂，吃上可口的飯菜。這與當時以管、 方為首的校領導重視學生意見的開明作風是分不開的。
科大畢業後，我到北京航空學院讀研究生。盡管與中科 大距離遠了，內心卻一直在惦念著母校。1986 年底，中科大學 生因為在選舉合肥西市區人大代表的問題上對當局指定 候選人的做法不滿而爆發“學潮”，並引發國內一些城市的 連鎖反應。1987 年元旦過後，北航以班為單位給我們研究生
傳達“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中共中央一號文件，文件內 容之一就是鄧小平怒斥方先生“根本不像一個共產黨員”。 到了 1 月 17 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晚上的新聞聯播中播 出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三人被開除黨籍的消息，我在學 校的寢室內大放哀樂，次日引來院團委領導到班上調查。幸 好，班上有同學與團委領導相熟，推說三個月前劉伯承去世 時電台播放的哀樂被我們用收錄機錄下來，以後便經常放哀 樂並踩著點子跳舞，才把此事搪塞過去了。
1987 年寒假，我回廣州探親，與從中科大歸來的同學聚 會。當談到“學潮”細節時，同學說，方老師曾站在校門口 極力勸阻學生不要上街遊行。其時，我在教育係統當處級幹 部的父親帶回來一本供批判用的《方勵之自由化言論集》， 我便拿來仔細閱讀。這是我第一次係統了解方先生的政治觀 點，對之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例如，方先生批判我們從小被 灌輸的一句話:“黨和人民給了我們學習的機會。”方先生 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有接受教育的權利，而這個權利不應該是 由當權者恩賜的。還有，方先生鼓勵青年學生都去入黨，因 為“黨現在是黑的”，需要“改變黨的顏色”、“改變黨”。 我對這本《方勵之自由化言論集》愛不釋手，但不敢拿到街 上去複印，隻好搬來卡式錄音機，用朗誦的方式把整本集子 記錄在磁帶上，寒假結束後便帶回北京播放給同學、朋友聽。
1989 年 4 月 15 日，胡耀邦逝世。當時我正在廣東江門 市工作，能看到香港電視節目。北京的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 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悼念胡耀邦的活動在每小時的新聞中都 有滾動式報道。我把看到的新聞圖像寫信告訴在北航讀博的 同學，自然免不了加上一些對“86 學潮”的感慨與評論。同 學出於激情，在北航校園內以“廣東江門五邑大學來信摘抄” 匿名貼出。很快，我便被有關當局進行背景調查，去美國留 學的護照申請被拖延，兩年後才得以批準。在發放護照前， 當地公安局奉省公安廳之命找我談話。談話氣氛比較客氣， 但談話人綿裏藏針，叫我要為留在國內的父母的安全考慮， 不要跟民運分子跑，尤其不要跟方勵之跑，我在國外的一切 活動都會在中國使領館的掌控之中，雲雲。當時我有點奇怪 他為何會提到方先生，還以為是因為我與方先生都有中科大 背景的緣故。沒想到 1991 年 8 月我來到亞利桑那大學後， 才知道我們真的又在同一個學校內:原來方先生不久前被亞 大物理係聘為終身教授。1992 年春節，在亞大學生學者春節 聯歡晚會上，當我表演完一段蒙古族舞蹈《鴻雁高飛》後， 終於有機會走到台下與坐在觀眾席裏的方先生夫婦第一次 交談，從此開始了與他們的交往。
1994 年 4 月，圍繞克林頓政府是否應繼續給予中國貿易 最惠國待遇問題，各界進行了激烈的辯論。支持者認為西方 幫助中國發展經濟會對中國老百姓有利，反對者則認為對一
個人權紀錄劣跡斑斑的政府開經濟綠燈是對惡行的縱容。方 先生的觀點是，最惠國待遇應該與中國的人權狀況掛鉤，隻 能是有條件地延長。在美國國會舉行聽證會之後，方先生又 參加了共和黨參議員約翰·麥凱恩安排在亞利桑那大學物 理係一個大教室裏舉行的聽證會。會場內座無虛席。方先生 發言期間，一個年輕的中國留學生突然從座位上站起來，怒 斥方先生:“You will be a criminal in the Chinese history.”這 種典型中國式的隨意稱呼別人為 criminal 的做法顯然激怒了 具有法製思維的美國人，一位女士大聲嗬斥那位學生:“You shut up. You sit down.”方先生顯然對出現這種狀況毫無思想 準備，加上是用英文發言，之後的演講便顯得不那麽流暢。 聽證會結束後，許多中國學生聚集在一起議論剛才發生的事 情，有幾個同學批評那位留學生不應該那樣無禮對待長輩。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亞大學生學者聯合會舉辦了一個小型的 座談會，邀請方先生與大家一道交流。方先生談了他為什麽 反對無條件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的理由。他認為經濟發 展不會自動帶來政治民主，這方麵的例子有韓國與伊朗。20 世紀 70 年代，韓國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經濟迅猛發展，但 軍人獨裁統治卻延續到 1987 年，在 1980 年 5 月甚至還鎮壓 學生示威，造成 240 人死亡、409 人失蹤、5019 人受傷的“光 州事件”。伊朗巴列維王朝自 20 世紀 60 年代起的十幾年中， 利用石油美元創造了世界曆史上罕見的工業化發展速度，成
為全球第九個最富有的國家，但因為沒有相應的政治改革而 引發革命，導致王朝滅亡。方先生認為美國政府肯定會繼續 延長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但民間需要有反對的聲音，應該 對一個鎮壓人民民主訴求的政府保持國際壓力。當時在海外 華人中，支持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的人占絕大多數，方先生 的觀點實際上非常孤立。二十年後的今天，中國的經濟總量 躍至世界第二，但政治民主不僅沒有到來，反而是“紅二代” 當權，階級鬥爭理論與文革情結死灰複燃。這恰好驗證了方 先生那時的“經濟發展不會自動帶來政治民主”的論斷。也 許，“聽證會事件”對方先生是有影響的，因為自此之後， 他極少參加亞大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組織的公開活動。我記 憶中他後來出席過的公開活動就隻有 1996 年王軍濤、劉剛 以及 1998 年王丹到圖森訪問時，在物理樓大教室舉辦的講 座會。王軍濤的訪問也許是由亞大中國學聯邀請的，而劉剛、 王丹的到訪則是由方先生夫婦自掏腰包資助的。當時的王軍 濤正在哈佛大學做中國問題研究，這位紅二代、曾經的中國 共青團中央候補委員的一句“共產黨就像是劫機犯，全中國 人民都是被劫持的乘客。現在大家誰都不能動，有什麽事隻 能等飛機降落後再說。”比喻得生動、準確，引來全場哄堂 大笑。
在許多普通中國人印象中，方先生是個政治人物。事實 上，他首先是一個著名的天體物理學家，即使在他滯留美國
大使館的一年中，仍然沒有中斷發表科學論文。他在亞利桑 那大學任職期間，與國際及中國國內同行廣泛合作，並為幫 助優秀的中國學生、學者來美國學習、工作，為他們申請獎學 金與科研經費，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直到逝世前兩天，他 還在為亞大物理係的學生上課。人們可以從方夫人李淑嫻女 士寫給我的一段電郵中體會到一位自由知識分子的獨立 情懷:“在大使館期間，李潔明大使有一次非正式地(也許 玩笑地)對方說:‘你不必做物理，可以從政，我介紹你去芝 加哥。’方也用玩笑回答:‘這次是碰上了，瞎貓碰上死 耗子。我最有興趣的是科學研究、物理的研究和教書。’以此 婉拒。也許都是開玩笑，也許各有含意。但方心中早已明 確——‘做科學家，為此堅持一生。’所以中共當時的擔心， 隻是他們虛弱、不掌握真理的表現。方說過:‘在國內，說 真話有挑戰、有風險，但有意義，我不想做官，也不當政客， 隻希望國家好;出來了，對國內不可能了解深入，說不到點 子上，也沒有風險了，我更不願以此當政治資本，卷入無用 的‘罵’。’這是他最根本的想法，所以他一出來關心國內 的首先是人權。”
作為一個自由知識分子，方先生不僅抨擊中共當局違反人 權，而且對美國政府的一些做法也是毫不客氣地提出批評。在 1990 年離開美國大使館到達英國後接受 NBC 新聞采訪時， 他“竟然抨擊美國在人權議題上有雙重標準，對蘇聯嚴
格要求，卻對中國輕輕饒過!”(前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語)。 2001 年小布什政府上台後，在 5 月份他家中舉行的一次與他 的學生、博士後的聚會中，方先生批評布什政府代表了大資 產階級的利益，其減稅政策嚴重影響公眾福利，“連高速公 路上出了交通事故，醫療救援隊都派不出來，因為沒錢了。” 對布什政府宣揚的愛國主義，方先生不以為然，認為“國際 上許多壞事就是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幹下的”。2003 年 3 月， 美國開始攻打伊拉克，我剛好到圖森出差，在方先生家吃晚 飯時，看到電視裏美軍正用一百萬美元一枚的巡航導彈轟炸 巴格達，不禁讚歎美軍武器的先進。方先生卻說:“沒什麽 了不起的，全是靠錢堆出來的。”隨後，我們聊到前總統卡 特。方先生批評了卡特，原因是卡特訪問中國前，方先生委 托卡特將一筆海外捐款帶給丁子霖等六四受難者家屬。那是 方先生倡導並帶動他在其中擔任共同主席(另一位主席是美 國人)的中國人權理事會的成員共同捐贈的三千美元，錢雖 然不多，但捐款的主要是中國理事，當時他們剛來美國，尚 未完全安頓，尤其是不少人都是出身於文科專業，這點捐款 已是不易。卡特雖然答應了，但到中國後卻沒有把錢交給收 款人。方先生認為卡特懾於中國政府壓力，連承諾的這點小 事都不敢履行，有點“老滑頭”。但方先生也誇獎卡特“還 算不錯，他把錢帶回來，沒有把錢貪汙了。”。我個人認為， 卡特的行為或許可以理解，他作為民間人士受中國政府邀請
訪華，以客人身份，去做讓主人不快的事情，於禮節上未必 合適。當然，這是一個人良心與政治現實之間的平衡問題， 由此可以看出崇尚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與精於利益計算的 政治家之間的差別。
盡管方先生在 1994 年後不再參與亞大中國學生組織的 大型活動，但對發生在中國學生中的一些事件仍然十分關心。 2000 年 8 月，一個即將在亞大物理係讀博士的中國留學生趙 某到達圖森才五天，就因為先他一年到亞大化學係讀博的女 朋友提出分手而“激情殺人”:晚上九點多時在公寓房間內激 烈爭吵後情緒失控，用菜刀砍傷女方。女方開門衝出房間 逃命時，恰好有個來公寓串門的美國小夥子路過，製服了行 凶者。趙某後因謀殺罪被亞利桑那州法庭判了13年監禁，一 個本應有大好前途的留學生就這樣因為感情問題被自己毀 掉了，同時被嚴重毀容傷害的還有那位女同學。由於當事人 雙方都是中科大校友，凶手本來還是方先生所在係的未來學 生，方先生從一開始就關注此事。我去拘留所探望等候判決 的趙某時，他對自己犯下罪行表示深深悔恨，同時對來圖森 後還沒來得及見老校長一麵便進了監獄感到極度的遺憾，問 我能否牽線讓他見見方先生。我把他的這個願望告知方先生， 希望他從人道的角度出發，去看看趙某。方先生爽快地答應 了，在一個星期六的清晨，方先生夫婦到拘留所看望了趙某。
這次看望對於讓趙某鼓起繼續生活的勇氣起了很大作用，後來我又數次探監，每次他都滿懷感激地提及此事。
方先生沒有名人架子。因為我曾練過舞蹈，他時常會以 開玩笑的口吻稱呼我為“那個會跳舞的李維業”。他在亞大 物理樓三層西端的辦公室經常房門大開，任何人都可以進去 與他交談。我經常到他辦公室閑聊，向他請教一些天南地北 的問題，還介紹一些慕名前來的朋友、同事、同學與他見麵。 有次閑聊時方先生說他是文化基督徒，是改革開放後第一個 撰文讚揚基督教的人，說他欣賞基督教在文化上和道德上的 作用與價值，但沒法相信《聖經》裏的那些神跡故事。有一 次，我在中國時的一個同學兼同事來訪，想見見方先生。我 把他領進方先生的辦公室，一進門，他便雙手緊握方先生的 手，用搞笑的語氣說:“方老師，看到您身體這麽好，我很 高興，我就放心了。”我看到場麵滑稽，忍不住哈哈大笑， 方先生也被逗樂了，氣氛頓時變得非常輕鬆。還有一次，一 位國民黨軍官後代、在反右與文革中吃盡苦頭的女士被我帶 去見方先生。一見麵，她便說:“方先生，您是中國的民族 英雄。”方先生馬上糾正:“不能這麽說，我隻是一個普通 人。”虛懷若穀、平易近人，這是方先生留給我的印象。
生活中的方先生更是和藹可親，時常邀請一些學生學者 到他家作客。我去過方先生的家四、五次。他的家位於圖森 市西北麵，是一座兩層小洋樓。屋前是一條坡度很大的車道，
位於車道底端右拐角處豎立著一個一不小心便容易被撞上 的信箱，車道左邊是一株巨大的 saguaro 仙人掌，屋後是一 個小巧的遊泳池。有一次，我們帶著不滿一歲的女兒到他家 玩。女兒那時候還不會站立，隻會爬行。當看到我女兒爬上 通往二樓的樓梯時，方先生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嘴裏說道: “看看她怎麽爬下來。”當看到女兒不假思索原路倒退地爬 下來後，他說:“這孩子好樣的，聰明。”看得出來，他非 常喜歡孩子。
2004 年，我搬到愛達荷州後，與方先生一家的聯係逐漸 少了。最後一次與方先生直接聯係是在 2008 年聖誕節前夕: 在那幾天的電郵通信中，他給我寄來即將發表的文章《1609- -2009:西(科)學東漸四百年》。
2012 年 4 月 6 日上午 9 時半左右，方勵之先生在家中書 房電腦旁安然辭世，享年 76 歲。離世時，他正在網上用 Skype 與羅馬大學的雷蒙·魯菲尼教授討論參加當年斯德哥爾摩 Grassmann 會議的事宜。
對這位為中國的科學事業與民主事業做出重要貢獻的 長者，我抱有深深的敬意和永遠的懷念!
(2014年11月20日至2015年1月8日，寫於Pocatello， Idah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