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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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瞬間】特刊
《我們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慶
科大下遷合肥始末
柯資能（865）丁兆君（0324）
自 1958 年創建，至“文化大革命”之前，8 年間，學 校共招收本科新生 7666 名（平均 958.25 人/年）。至 1965 年，全校教職工總數達 1890 人，其中教師 822 人，教授 9 人，副教授 13 人；在校學生總數達 3034 人，其中本科生 3006 人，此外還有研究生 28 人。短短幾年間，中國科學技 術大學培養出了大批優秀的科技人才，在科技、教育界聲 名鵲起，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前 3 屆學生畢業時（1963～ 1965），陳毅、聶榮臻、譚震林、羅瑞卿等黨和國家領導 人分別參加了畢業典禮，並與全體學生合影，一時傳為佳 話。
全院辦校，大師雲集，生源優秀，領導關懷……，中 國科大盛極一時。但在“文革”爆發後，曆史發生了轉折。
遭遇“文革”，全校陷入混亂
1966 年 5 月，“文化大革命”在全國範圍內爆發，高 等學校首當其衝地遭到破壞，學校停止招生，教學、科研 工作被迫停頓。1961 級學生在校長達 6 年半之久，至 1967 年 12 月方畢業分配，走上工作崗位。研究生至 1968 年才派 遣完畢。
1966 年 6 月，根據中共北京市委要求，中國科學院向 中國科大派駐工作組。6 月 17 日，工作組宣布了科大黨委 書記劉達停職反省的決定，從此學校的“無產階級文化大 革命”工作由工作組來領導。此後，揭發會、批鬥會、大 字報、大辯論持續不斷，掀起了全校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至 7 月 29 日，駐校工作組才根據上級決定，撤離科大。
1968 年 3 月 5 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革命委員會正式成 立，次日開始辦公,在革委會各辦事機構健全之前，統管一 切有關革委會事宜。
1968 年 8 月，解放軍駐京部隊“毛澤東思想宣傳 隊”200 餘人、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兩批 300 人 進駐科大，領導學校“鬥、批、改”運動。（每個軍、工 宣隊成員管 3.78 個教職工）
成立教育革命組，進行教育革命探索
毛澤東於 1966 年 5 月 7 日在給林彪的信（即著名的綱 領性文件《五七指示》）中，要求黨、政、軍、民、學等 各行各業都要學工、學農、學軍、學文和批判資產階級， 都要成為一個大學校，即所謂一業為主，兼學別樣。《五 七指示》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教育理念，要求教學要深入農 村、廠礦，要與工農結合。
圍繞《五七指示》的教育革命理念，全國上上下下都 運動起來，進行研究、學習和實踐。1969 年 2 月 27 日，學 校成立教育革命組，成員共 84 人，其中宣傳隊 9 人（占 11%），本校工人 1 人（占 1.2%），教員 44 人（占 52%）， 學生30人（占36%）。教育革命組提出要狠抓接受再教育， 改造世界觀，站穩一個立場（即站穩無產階級立場），把 立足點移到工農一方來，急工人之所急，想工人之所想， 與工農兵交朋友；擺好一個位置（即把自己擺到接受再教 育的位置上），眼睛向下，放下架子，甘當小學生，老老 實實、恭恭敬敬的向工農學習（科大的老師不服）；狠抓 一個學習（即學習毛澤東著作），並圍繞狠抓突出政治和 接受再教育問題，開展活學活用毛澤東主席著作講用會。
教革組成立後，學校陸續派出了 11 支教育革命探索小 分隊，共 77 人分赴部隊、農村、工廠進行教育革命探索， 並到上海取經。其中去鐵道兵 8729 部隊 11 人，主要任務是 學習人民解放軍“四個第一”、“四好運動”、“三八作 風”等一整套政治建軍的方針政策和經驗；去農村的分隊 共 8 人先到八寶山大隊，後到順義縣，主要任務是接受貧下 中農的再教育，征求貧下中農對教改的意見和要求；去工 廠 8 人，主要任務是調查工人對教改的意見，接受再教育， 並做試點準備工作；去上海“取經”5 人，主要任務是學習 上海教育革命經驗。
創辦五七教育革命試驗基地設想的產生
早在 1958 年（在科大建立的同時），在毛澤東的建議 下，借鑒蘇聯辦勞動大學的經驗，中央警衛局汪東興少將 領銜創辦了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簡稱共大），這是一 所半工半讀的新型學校。 “共大”得到中央和地方的極大 關注，在“文革”中毫無疑義地成為教育革命的最佳樣板。 1968 年，“共大”112 個分校全部下放到各個縣，由縣革委 會領導，與所在地中學合並，一時開風氣之先。
1968 年 5 月 7 日，黑龍江省在紀念毛澤東的《五七指 示》發表兩周年時，把大批機關幹部下放勞動，在慶安縣 柳河開辦一所農場，定名為“五七幹校”。為了解決大批 幹部下崗、大學停辦、中學停課造成巨大的閑置人員壓力， 實踐毛澤東《五七指示》的戰略設想，在中央的支持下， 這種被稱之為“五•七”基地的新型模式在短期內得到大範 圍普及。此外，蘇軍在成功突襲並顛覆捷克政府之後，接 連在中蘇邊境挑起流血事件，為避免蘇軍突襲，全國不動 聲色地展開了全麵的戰備工作，大中城市開始大規模地戰 備疏散。這幾方麵的因素匯集起來，使中國在 1969 年出現 一個空前的城市人口向農村流動的高潮。
在這個背景下，1969 年 3 月，工宣隊、軍宣隊取得中 國科大領導權之後，積極開展以落實《五七指示》為目標 的教育革命準備工作，並確立以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為 榜樣，重建新科大的基本方針。前述到上海“取經”的 5 人 調查小分隊自 4 月 14 日赴滬 2 個月後，又轉赴江西共大和 清華、北大在江西創辦的教育革命基地學習取經，很為共 大辦校 11 年的經驗及清華、北大向共大學習創辦教育革命 基地的行動所觸動，產生了“科大也要到江西創辦教育革 命基地”的設想。當調查小分隊到達江西九江休整時，他 們起草了創辦科大教育革命基地的報告草稿。
《關於走共大道路，重建無產階級新科大的初步意見》的 出台
1969 年 7 月 9 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育革命調查組草 擬出《關於走共大道路，重建無產階級新科大的初步意見》 一稿，其主要精神是：以共大為榜樣，向清華、北大學習， 到江西創辦教育革命基地。並建議：①在一、二年內逐步 地，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地把科大的主要部分移到農 村，移到山區，至於城內要否留一部分，有兩種不同意見； ②在二、三年內逐步建設起自己的農業基地和工廠科研基 地，爭取做到糧菜與副食品自給，經費部分自給；③在創 建基地的過程中有計劃地招收工農兵學員，改變學校的成 分，徹底廢除年齡、學曆、文化程度的入學限製，以“政 治就是條件，勞動就是資格”為標準，為千百萬工農兵進 大學開辟道路；④把為工業國防服務和為農業服務作為科 大的兩大任務，徹底改變本校專業沒有一個為農業服務的 現象；⑤“徹底批判‘全院辦校，所係結合’的資產階級 辦校方向”，“徹底改革脫離政治，脫離生產，脫離實際 的不合理的為資產階級需要服務的係科、專業設置”，要 按三大革命運動和工農兵的實際需要來設置係科、專業； ⑥走政治建校道路等。文中要求立即向中央及有關部門打 報告，立即籌建農業基地。
7 月 15 日～23 日，學校派出多人分批去湖北、江西、 東北等地選點辦“五•七”幹校，以便幹部輪流下放勞動鍛 煉。此後，調查小分隊於 8 月 2 日正式向駐校工、軍宣隊、 校革委會常委匯報。會議以《人民日報》1969 年 7 月關於 清華創辦教育革命基地經驗的報道為根據，原則上同意了 籌辦科大教育革命基地的設想。
《創辦“五•七教育革命試驗基地”的請示報告》的初擬
創辦“五七教育革命試驗基地”的設想經工、軍宣隊 和常委通過後，未經校革委會討論，亦未經全校師生員工 討論，便由教育革命組起草了《創辦“五•七教育革命試驗 基地”的請示報告》，先後修改四次，於 8 月 12 日初步定 稿。主要精神是離開大城市，到江西山區去勞動建校，創 辦工廠科研基地和農業基地，進行教育革命。“舊科大必 須脫胎換骨，徹底革命，從頭建設，不搞改良。因而必須 以‘五七’指示為綱，堅決走共大道路，創辦中國式、抗 大式的無產階級新科大。”為此首先創辦一個“五七教育 革命試驗基地”，作為重建無產階級新科大的過渡形式和 基礎。《報告》對基地的初步設想是：
①設立工廠科研基地和農業基地兩部分，學生“以學 為主，兼學別樣”，基地既是學校又是工廠，又是農場， 同時也是科學研究單位，逐步實現學校的社會化；②堅決 離開大城市，把教育革命試驗基地辦到最艱苦、最偏僻的 農村、山區和三線；③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白手起 家，勞動建校的道路，逐步做到糧食自給和經費部分自給， 使工農及其子女進大學“不要國家一分錢”，不要家庭一 分錢；④組織學校原有幹部、教師、職員首先到基地勞動、 鍛煉，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實現思想革命化；⑤基地師 生要以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兵為主體，在創建基地的過程中 有計劃的招收工農兵學員，逐步改變學校的基本成分，為 千百萬工農兵進大學開辟道路，使他們成為掌握科學文化 的主人，成為我國科學技術隊伍的主力軍、先鋒隊；⑥基 地要為工業、國防服務，也要為農業服務；⑦體製上逐步 發展成為教學、科研、生產三位一體，並采用多種學製， 分級辦學的靈活製度，大、中、小學都有；⑧保證工人階 級的堅強領導和貧下中農管理學校，走無產階級政治建校 的道路，把“五七教育革命試驗基地”辦成一個“紅彤彤 的毛澤東思想大學校”，為創建中國式、抗大式無產階級 新科大創造條件。
①設立工廠科研基地和農業基地兩部分，學生“以學 為主，兼學別樣”，基地既是學校又是工廠，又是農場， 同時也是科學研究單位，逐步實現學校的社會化；
②堅決 離開大城市，把教育革命試驗基地辦到最艱苦、最偏僻的 農村、山區和三線；
③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白手起 家，勞動建校的道路，逐步做到糧食自給和經費部分自給， 使工農及其子女進大學“不要國家一分錢”，不要家庭一 分錢；
④組織學校原有幹部、教師、職員首先到基地勞動、 鍛煉，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實現思想革命化；
⑤基地師 生要以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兵為主體，在創建基地的過程中 有計劃的招收工農兵學員，逐步改變學校的基本成分，為 千百萬工農兵進大學開辟道路，使他們成為掌握科學文化 的主人，成為我國科學技術隊伍的主力軍、先鋒隊；
⑥基 地要為工業、國防服務，也要為農業服務；
⑦體製上逐步 發展成為教學、科研、生產三位一體，並采用多種學製， 分級辦學的靈活製度，大、中、小學都有；
⑧保證工人階 級的堅強領導和貧下中農管理學校，走無產階級政治建校 的道路，把“五七教育革命試驗基地”辦成一個“紅彤彤 的毛澤東思想大學校”，為創建中國式、抗大式無產階級 新科大創造條件。
為實現以上設想，《報告》提出了幾點具體要求：① 首先組織學校大部分教師、幹部到最艱苦、最偏僻的農村、 山區用自己的雙手去創建“五•七教育革命試驗基地”，學 校留下部分師生繼續進行教育革命的各項探索。②考慮到 江西是老革命根據地，地廣人稀，森林礦產資源豐富，建 議基地設在江西。③爭取在 1969 年冬至 1970 年春把“五• 七教育革命試驗基地”（首先是農業基地）逐步籌建起來。
《報告》的修改與上報
1969 年 8 月初，校革委會常委在聽取赴江西共大調查 的幾人匯報後，原則上同意他們關於創辦“五•七”基地的 報告，地點定在江西。《報告》原擬分別報送給周恩來總 理、中央文革各首長、北京市革委會、中國科學院，並由 教育革命組帶領工、軍宣隊負責人和校革委會常委找到在 北京開會的江西共大負責人黎超，要求他幫助轉送《報 告》，黎超表示歡迎。
8 月下旬，科大有關負責人將《報告》上報國務院科教 組組長、駐中國科學院聯絡員劉西堯。為此，劉西堯召開 了院革委會常委會議，討論科大的報告。校工、軍宣隊的 指揮與政委靖樹生等負責人以及黃英達、胡洪亮、李曙光、 餘翔林等人參加了會議。經劉西堯點名發言，科學院革委 會副主任王錫鵬提出科大“體製未定”的問題。劉西堯表 示：“下去本身就是體製改革，我看支持他們吧。”在討 論基地的具體問題時，劉西堯又表示：“可到河南去看看， 科學院也準備在河南”，建議基地設在豫西，月底即派人 去南陽看點。會議還決定以院、校宣傳隊、革委會四家名 義向中央報告。8 月底，《報告》經修改後報送科學院再修 改。
10 月 6 日上午，劉西堯、王錫鵬、石煌等科學院負責 人來校，召開了校宣傳隊、校革委會常委會議，重新討論 《報告》。會上由劉西堯提出修改意見，石燦興、李曙光 等人記錄，中午修改，下午再次開會討論通過，並決定鉛 印，以四家名義正式上報。修改後的《報告》增加了如下 幾點內容：①體製上逐步發展成為教學、科研、生產、使 用“四位一體“的綜合性理工科學校，並盡量與科學院的 體製改革和布局相結合，成為科學院基地的一部分。②河 南南陽地區，地處三線，水電交通方便，具備發展工農業 生產的有利條件，基地最好能設在河南南陽專區，其次也 可考慮江西。③計劃 1971 年做到糧食自給，並完成教學、 科研、校辦廠的重要基建任務，在二、三年中完成整個基 地籌建工作，並把學校逐步遷到基地。④學校保持 3000 人 左右的規模。⑤擬先請審批 70 萬元經費。
10 月 9 日，最終定稿的《創辦“五•七教育革命試驗基 地”的請示報告》以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兩級 宣傳隊、革委會名義上報國務院業務組。
突如其來的戰備疏散
1969 年 10 月 17 日，根據毛澤東關於國際形勢有可能突 然惡化的估計，林彪作出“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 擊的緊急指示”，要求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次日，黃 永勝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個號令”正式下達這個“緊急指 示”，引起了各方麵的極大震動。10 月 21 日，駐科大軍宣 隊副指揮趙湘濮召開革委會全委緊急會議。會前，趙告訴 校革委會副主任黃英達：“我們的報告謝富治副總理和李 先念已經批了，不過不是二、三年，而是立即搬走”。在 會上，趙湘濮傳達了“緊張形勢” ： “蘇軍幾個小時能打 到首都，導彈三分鍾能落到北京”。在公布《報告》已批 後，他要求學校“立即搬，全部搬，立即運行”；“馬上 開會，馬上研究，今天確定列出前麵去的人，同時就動 員”；“沒房子就插隊，刻不容緩，立即行動”；“夫婦 雙方一方在外單位已走的，可同意這一方跟著走，其餘在 京的一家不留，科大物資、器材都帶走”；“清華北大已 走光了，我們落後了”。會議決定派出以軍宣隊李玉林為 首的先遣隊帶著劉西堯給河南省革委會主任劉建勳的親筆 信前往河南聯係下遷地址。在次日召開的革委會常委擴大 會議上，軍宣隊副指揮溫風蓮等提出了“分四批走，自 11 月 5 日至 20 日走完，家屬都要走，包裝自行解決”等具體 方案。10 月 23 日，召開全校大會，趙湘濮再次作了動員： “讓你們搬遷是最大的愛護和照顧，走也得走，不走也得 走，要防止敵人從中破壞”。但由校宣傳隊帶隊，校革委 會分別派往湖北沙市和河南選點的兩組人員都遇到了困難。 沙市已有科學院的幹校，但不再有合適的地方給科大；河 南組雖帶有劉西堯的親筆信，受到了河南省生產指揮組組 長的接待，在南陽山區和鄧縣看了不少地方，但河南省隻 同意在平漢路以西的南陽專區的唐河、新野一帶山區、丘 陵地帶臨時戰備疏散，若在河南建校他們表示有困難。兩 組選址人員回到北京，都表示這兩個地方沒有條件，不能 去。
10 月 26 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高等院校下放問題的 通知》，決定國務院各部門所屬的高等院校，凡設在外地 或遷往外地的，交由當地省、市、自治區領導；與廠礦結 合辦校的，交由廠礦領導。教育部所屬的高等院校，全部 交給所在省、市、自治區領導。此後，中央所屬的高等院 校全部下放地方管理，部分高等院校被撤銷或合並。當晚， 中科院革委會領導石煌召集科大宣傳隊、革委會有關人員 開會，傳達國務院業務組關於學校下遷的《十條意見》， 表示“主要精神是高校戰備疏散問題”。次日，科大向在 校常委傳達了《十條意見》，並派 2 人當即去河南南陽，向 到南陽選點的校革委會常委賈誌斌、黃英達、蔡有智、張秀峰等傳達。在得到傳達後，幾位常委很快返校，根據 《十條意見》和河南情況，提出我校應進行疏散的意見。 科學院同意這個意見，校革委會也通過了先在京疏散後選 點的二步走方案。
11 月 1 日，劉西堯親自到校傳達中央《關於高等院校 下放問題的通知》及《十條意見》。針對很多人對於疏散 與搬遷異同的疑慮，劉西堯表示：“搬遷就是疏散，疏散 就是搬遷”，要求學校分兩步走：先疏散，第二步再選點 搬遷，家屬、儀器、設備、工廠、有科研任務的人員暫時 不動。據此，校宣傳隊指定李玉等人負責就地疏散。李玉 等找到錢逸泰、張景田等相關人員研究“自找門路，就地 疏散”的辦法，決定每個係出 1 人聯係疏散地點，每晚匯總 一次。此後張景田等聯係好到門頭溝煤礦疏散勞動 1000人； 李元列到北郊毛紡廠聯係好疏散近 1000 人，謝憲臣等聯係 好在北京二輕局所屬密雲山區廠房安排 500 人。六係與廣西 電子技術工業局負責聯係好到廣西各無線電廠疏散 500 人等。 就地疏散工作很快安排妥當，並征得了科學院領導同意。 但由於在如何疏散問題上學校內部意見分歧較大，作為當 時學校領導層的宣傳隊、革委會認識也不一致，因此就地 疏散也遲遲未能落實。
暫居安慶
在安排在京就地疏散的同時，學校經請示劉西堯同意， 又派出 2 個小分隊分赴江西、安徽選點。江西省明確表示不 能接收科大；而赴安徽的小分隊在考察宣城等地後也未能 找到合適的地方。學校後派李從珠等人到安徽安慶選點， 安慶方麵表示歡迎。李從珠通過電話通知了學校，說該地 能住 3000 人。宣傳隊呂副指揮將此情況反映到了科學院。 11 月底，劉西堯找到錢逸泰、楊秀清、張景田、劉軍等人， 通知他們：“已同李德生同誌商量好了，去安徽安慶，沒 征求你們意見，同李德生同誌沒有說死，沒最後答複”。 12 月 1 日，在校革委會副主任楊秀清向劉西堯、王錫鵬及 其他院革委會負責人匯報情況之時，劉西堯下達了疏散到 安徽省安慶市的指示，並說：“其它學校都下去了，科大 沒動，開頭早，走的晚……”；“安徽歡迎去，條件不 錯……領導上支持你們，國務院業務組的都表了態，同意 去，紀登魁和李德生同誌同意去，李先念同誌也表了態同 意去”；“校址定不下來，先在安慶疏散”；“校址不一 定在一塊，科學院將來也不會在中關村一個地方呆下 來……”；“地震專業可以不去，可到邢台去辦分校…… 學生都去，就地分配”；“幹部可以辦五七幹校或插隊， 學生主要是插隊……，教改是長期的，要打持久戰”。12 月 12 日，在科學院負責人尚可、王錫鵬等到科大召開座談 會時再次表示：“疏散是革命的需要，是戰備的需要，備 戰是當前最大的政治，是大方向……”。根據上述精神， 科大宣傳隊、革委會成立了指揮組，研究了疏散計劃並派 出了 90 人的先遣隊。
12 月初，先遣人員 90 人趕赴安慶。12 月 17 日至 30 日 接連而來的兩批 900 人也隨後到達該市，被安置在安慶市委 黨校的一棟僅能容納 300 人的三層小樓裏。那裏條件艱苦， 根本無法支撐近千人的基本生活。該小樓位於郊外的一個 小山上，沒有公路與外麵相連，交通很不便利，總共隻有 七、八十個房間與一個小食堂，而且自來水不通，生活用 水要越過一條溝到對麵的山上去挑。房子門窗在“文革” 的武鬥中被全部拆除，有的用磚石堵死。一場大雪使天氣 驟冷，連睡地鋪的墊草也難以購買。條件如此困難，致使 局麵非常混亂。
帶隊到安慶的，宣傳隊有 2 名副總指揮，各係也都有 1 名宣傳隊負責人，在安慶的總人數已達 900 多人。後又接北 京通知，第三批人員即將由北京啟程到皖。這時，已到安 慶的四位校革委會常委認為，由於安慶的條件困難，應急 速回北京匯報。而宣傳隊主張第三批人員可以下來，利用 食堂住宿，還可再找安慶市借房。在意見沒有統一的情況 下，四位常委決定回北京匯報安慶的實際情況，穩妥做好 人員下遷工作。他們當即動身回北京，製止第三批人員動 身。後來此事被安徽駐校宣傳隊定為反對下遷的“四常委 回京反革命事件”。同一時期，曾有一、二十名學生到合 肥火車站等候科學院領導和學校領導，想要告訴他們安慶 不適合辦校，希望不要把學校遷下來，但他們因被警察阻 攔而未能見到院、校領導，此事也被宣傳隊說成是反搬遷 的反革命行動。在多方麵因素的影響下，向安慶的搬遷很 快停止。
定址合肥
1970 年 1 月 6 日，校軍宣隊政委賀魁民等接通知到科學 院開會，劉西堯指示科大有關負責人到合肥向安徽省革委 會主任李德生匯報情況，並辦理下放移交手續。按此指示， 1 月 8 日，科學院負責人尚可、王錫鵬與科大軍宣隊政委賀 魁民、革委會副主任楊秀清等乘車赴肥。途中，尚可表示， 此行主要目的是解決領導關係問題，辦理正式移交手續， 由安徽省革委會專門機構領導科大；人員、設備搬遷直接 由安徽省負責，給予做好安排；鬥、批、改由安徽省全盤 考慮；一個是運動，一個是體製，體製問題由省裏負責提 出計劃，報計委批準；領導權問題，業務、黨政、人事都 由安徽省主管。
1 月 9 日晚，尚可和王錫鵬在科大有關負責人不在場的 情況下會見了李德生，協商科大搬遷合肥的若幹事宜。次 日，尚可等人又向安徽省革委會副主任婁學政等人具體匯 報科大情況。對於科大遷皖，李德生指示：“安徽來了一、 二十個單位，但都是找個基點，領導關係還在原上級機關； 我們原來以為科大也是如此，現在情況更具體了，關係下 放了；經過研究，安徽有困難，可考慮在合師院……”由 此，科大正式遷至合肥，在原合肥師範學院校址辦學；全 校人員分散到淮南、馬鞍山、銅陵、合肥等地廠礦、農場 進行“鬥、批、改”，半天勞動，半天搞“運動”。原北 京玉泉路科大校址很快被鐵道兵與海軍部隊占用，教室、 實驗室等也被改成了招待所、宿舍。
科大自 1969 年 12 月開始遷入安徽，至 1970 年 10 月基 本完成搬遷。總計組織貨運裝車 70 餘次，運貨量 865 噸， 裝運儀器、器材、圖書、檔案等 35000 箱；遷出家屬 470 多 戶，組織職工、學生、家屬客運 20 多批，約 6000 人次，用 火車皮 510 多節，搬遷費達 77 萬元。
學校遷入合肥時，儀器設備損失 2/3，教師流失 50%以 上。教學、生活用房嚴重不足，校舍麵積不到 6 萬平方米。 1972 年，全校講師以上職稱的教師不足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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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這所學校當時是蹭“大三線疏散”的熱度離開貧瘠的北平，而南京是沿海發達地區，根本就不是內地三線。
--> 是的，作者是個小農，連最基本的平等認知都沒有，貧瘠的北平和相對富庶的合肥並沒有高低貴賤之分
在當今的西方文明社會裏，長期民主自由政體的真正實施，最後產生了並保持著社會全方位最體現現代社會文明的平等公平公正和正義。今天“輝煌”的北京，是70多年來中共政府強迫各地老百姓大量輸血的結果。在兩千多年來封建王朝的獨裁統治下，皇帝靠著搜刮來的民脂民膏，打造自己的皇宮，建各種“頤和園”和“圓明園”，中共統治集團拿著人民的血汗錢建設光鮮亮麗的北京城。在中共國，厚重的封建統治文化，讓老百姓覺得理所當然，如果此事發生在美國，各州的老百姓會去華盛頓，把富麗堂皇的“天安門”、“首都機場”、“國家大劇院”。。。。等等，統統當作“圓明園”，一把火給燒掉。
拿北京和上海一比，馬上就見貓膩。一出北京，就是經濟落後的地方，北京，就是皇帝，用人民的血汗在沙漠裏堆出一個金字塔。而上海經濟的發達，輻射到江蘇浙江和山東安徽等周圍省份。一看便知，北京的發達是人民向它輸血，而上海的發達，導致它為周圍地區造血，向周圍地區供血。北京的“高大上”，不是民主自由國家平等公平正義的體現，而是幾千年封建王國中，獨裁政府巧取豪奪的結果。封建王朝統治了幾千年的中國人心目中“高低貴賤”的各種社會等級和西方的平等公理念平格格不入。中國的“民主精英”們如果在西方生活了幾十年，但對西方文明的實質依然一知半解，實在讓人捧腹。
所以，俺從來就沒有樂觀到這種地步，認為把中共打垮，中國就實現了真正的民主自由。中共政權內部，習近平是一個獨裁者，但在中國的各行各業裏，那些大腕大拿和各路精英，同樣是形形色色的行業中的獨裁者。終身為了出人頭地做人上人的“專家學者”，其實都是些想當各行各業中說一不二的獨裁者。中共國那些七老八十的“院士”們，其獨裁和知識老化的程度，實際上是行業發展和創新的絆腳石。
如果整天嘴上喊著民主自由口號，卻難以理解民主自由的真諦的人，還是先讀一讀俺寫的小文吧。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66614/202304/136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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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0636 發表評論於 2023-11-19 06:14:30
從70年到前幾年一直都是叫“下遷”，這是真實的曆史。當年合肥和北京各方麵有巨大的差距，沒特殊原因，誰會想南遷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