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0期 - 80年代中國科大在合肥如何崛起

1980年代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在合肥如何崛起

——專訪前副校長辛厚文

熊衛民、賀崧智

 

 

作者導讀
上世紀八十年代，地處合肥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在沒有地利之便、物資匱乏、人才短缺等重重困難下，於短短數年間通過教育改革迎來了第二次崛起，培養出了許多後來國際知名的傑出科學家。如今，躋身一流行列，不斷產生卓越人才和真正具有原創性的成果，是任何一所有雄心的大學都渴望實現的目標。那麽當年中科大的教育改革因何成功，它能為今天提供什麽啟示？且聽昔日科大副校長辛厚文的回憶。

 

受訪人簡介：辛厚文，1935年生於遼寧省，1958年畢業於吉林大學物理係，被分配到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工作，1963年調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以下簡稱“科大”）協助郭永懷籌建的爆震物理專門化和爆震實驗室。教授，博士生導師，1978-1982年任科大近代化學係副主任，1982-1989年任科大副校長。

 

2018年，時任中科大科技史與科技考古係特任教授熊衛民訪談了辛厚文教授。在這次訪談中，辛校長回顧了自己隨科大下遷到合肥時的困境，重點談到在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下，科大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難進行教育改革的曆程。

圖1 辛厚文副校長（2018年6月27日熊衛民攝）

 

受訪人：辛厚文教授（以下簡稱“辛”）

訪談人：熊衛民（以下簡稱“熊”）

整理人：熊衛民、賀崧智

訪談時間：2018年6月27日

訪談地點：科大人文學院101教室

 

熊：有很多大學都渴望成為全國一流乃至世界一流。改革開放之初創辦的深圳大學、汕頭大學以及寧波大學如此，近年來創辦的南方科技大學、西湖大學也是如此。心氣高值得稱許，但是否能達到目標，不僅僅靠努力，還需要機緣，而且不是一勞永逸的。

 

科大第一次創業是在北京進行的，在幾年之內就成為了全國一流——是不是強於北大、清華不好說，但貌似不弱於他們。這是很不容易的。如果要解釋，我們也能找到很多理由，比如說：科大是中國科學院（以下簡稱“科學院”）辦的大學，來科大當老師的科學家水平高、名氣大，科大開設的專業很新，因為前麵這些原因吸引到很多好生源，學生高年級時能到科學院的研究所做論文，畢業之後有相當比例能去研究所工作、能得到較好的科研機會，等等。這些都可以對科大在北京的崛起提供強有力的理由。

 

我覺得真正難解釋的是科大的第二次崛起。1970年代科大遷到合肥之後，失去了地處首都的地利，失去了科學院的很多資源，條件非常艱苦：校園狹小，從北京搬過來的設備大多報廢了，大部分師資流失了，剩下的師資主要由1963-1970年畢業的科大學生，以及像您這樣從外校分配過來或調過來的年輕教師構成。然而，在短短幾年之內，科大又崛起了，第二次創業又成功了，其風頭之勁甚至還超過第一次創業時。為什麽科大能在如此非常不利的情況再次成功崛起？這是非常值得探討的。

 

您是1980年代科大主事的幾位校領導之一，是非常重要的當事人。很高興能把您請到我們的“口述曆史理論與實踐”課堂上來。請您先簡要介紹一下自己的經曆，然後再重點談談科大到合肥後再次崛起的原因，好嗎？

 

辛：好的，我的履曆很簡單，1958年從吉林大學畢業以後就在科學院物理所工作。因為 “兩彈一星”研製的需要，1963年郭永懷先生在科大開設了一個新的專業——爆震物理，要從物理所挑一個年輕的黨員來協辦這個專業，我很榮幸被選中調到科大，在化學物理係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至今，從1982年開始擔任學校領導，1989年卸任。

 

今年（2018年）是科大60年校慶，總結科大的曆史經驗是校慶的一個重要內容。科大曆史所蘊含的經驗很有深遠意義，不僅對科大未來的發展很重要，對國家未來教育事業的發展也是如此。大家可以收集到一些曆史資料，但看問題的觀點在資料中是缺乏的，所以我也有義務跟大家講一講我自己的理解，希望對你們會有些幫助。我今天重點談的就是科大為什麽能在80年代興起，靠的是什麽力量。

 

科大人的內在動力

 

辛：首先，我們要知道，做事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善於發揮優勢。同理，一個學校要興起就要知道自身優勢在什麽地方。我原先隻是一名科大的年輕教師，對學校全局情況並不了解。之後我作為學校領導，根據需要去了解了科大的曆史，才知道了最初為什麽辦科大以及科大的優點在什麽地方。

 

當初辦科大時，就有很多人有疑問：全國有那麽多的理工科大學，它們的物質條件和師資力量都很雄厚，滿足了社會對一般大學生的需求，而且北大、清華當時水平很高，幹嘛還要辦科大？

 

這是因為當時社會出現了新的需求——“兩彈一星”事業需要人才。社會需求是推動教育事業發展的根本動力。符合社會需求者，就能發展生存，不符合者則會被淘汰。

 

當時的高等教育體製下，理工科是分家的，理科大學主要是為了培養科學家和教師，理科學生在工程技術方麵學得很少，我就是在那個製度中培養出來的；工學院是培養工程師，學生學的數學是高等數學，物理是普通物理。理科學生和工科學生不止是掌握的知識不同，思維方式也不一樣，而“兩彈一星”事業要求的人才不僅要有雄厚的理科基礎，還要掌握先進的技術，開拓力和創造力也都要很強，當時不管是高等院校的理科學生還是工科學生都不能完全符合這個要求。因為有這樣一個社會需求，國家決定依靠科學院辦大學，培養這方麵的人才。科學院是科研工作的國家隊，它集中了國家最優秀的研究人員和最雄厚的科研實力，這種實驗條件和教學力量才能培養符合要求的學生。所以你們看得出來，從辦校開始，科大的起點就很高，因為科大培養的不是一般的人才。不是我們狂妄，這是曆史給科大的任務，就算我們遷到合肥也不能偏離了原來的軌道，否則就不是科大。這就是科大人當時的想法。

 

我認為科大最重要的優勢就是它在辦校初所確立的辦學理念，這是它區別於其他學校的特點和優勢。放眼全國，這種理念應該是最先進和最有生命力的。科大辦校之初提出了兩條最重要的辦學方針。

 

第一條辦學方針是實現科學和技術相結合。當時社會上都是綜合性大學和工學院，而科大培養的是科學和技術相結合的人才，所以起名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最初科大14個係都是在“兩彈一星”要求下設置的交叉學科，比如我所在的化學物理係，就是化學和物理交叉的學科。

化學物理係的創辦人一位是錢學森，另一位是郭永懷，兩位都是中國頂尖的力學專家。錢學森在係裏辦了物理力學專業，這個專業是用計算方法來研究航天環境下物質的各種性質，為“兩彈一星”的設計提供數據。郭永懷是化學物理係主任，他在係裏辦的專業是高速反應動力學，設置了兩個專門化，一個叫燃燒，一個叫爆震物理。燃燒研究的是推進劑裏的燃燒過程，這不是一般的化學反應，燃燒過程中有很多物理方麵的高溫高壓條件，所以它既是物理問題也是化學問題。我協辦的爆震物理是研究炸藥裏麵的高速的複雜的物理和化學過程的，為研製高效炸藥提供數據。

 

第二條辦學方針是實現教育和研究相結合。科學院還提出“全院辦校，所係結合”的具體方針。科大下遷合肥後，在科學院、教育部、安徽省委的支持下，盡管遇到了極大的困難，科大人仍不但堅持而且發揚了這些辦學方針。時任校長嚴老（嚴濟慈）還提出了“創寰宇學府，育天下英才”的辦學理念。換言之，我們就是要辦成世界一流學校，要培養優秀人才。這是科大的核心理念，也是我們在合肥能夠崛起的內在動力。

 

1970年，中國科技大學下遷合肥，圖為1977年中科大老校門

科大的創新精神

辛：科大精神是科大在合肥能夠崛起的精神支柱，這種精神的核心是創新。科大本身就是個創新產物，科大的創建就是中國推進教育體製改革的一個試點。科大的創辦，不僅打破了高等教育中理工分家的體製，而且“全院辦校，所係結合”的方針也打破了科教分離的體製，因為當時研究工作主要在科學院和各部委的研究機構，大學主要是培養人才。我們雖然是從其他學校來的，在科大工作以後，我們受到熏陶也變成科大人，也繼承了這種創新精神。

 

一個人或一個團體能不能有作為，看他用什麽思想和精神把自己武裝起來。我曾經做過一次演講，題目是“科大學生的後勁和闖勁”，因為科大學生本科五年的學習過程中，打下了堅實的科學基礎，培養了創新的精神。我所在的化學物理係的學生，由於數理基礎較強，在開拓化學領域的新項目中，不但敢於闖，而且有後勁，發揮了重要作用。

 

我給你們講一個故事。1981年，我們科大代表團到美國去訪問，我是當時的化學係副主任，馬裏蘭大學化學係主任說要幾個科大的學生，回來以後我就選了三個最優秀的學生給他送去了。學生到了馬裏蘭以後，好像是第三天吧，時差還沒倒過來，就要考三門課，都是很難的課程，結果這三個學生幾乎都是滿分，驚動了馬裏蘭大學。因為馬裏蘭大學匯集了全世界那麽多尖子學生，沒有見過這麽優秀的。

 

創辦少年班

辛：改革開放的大環境是科大在合肥崛起的外在條件。改革開放後，很多家長和老師希望自己子女和學生能成才。在1978年的全國科學大會上，郭老講“科學的春天來了”，一些家長和老師就給科學院寫信推薦一批智力超常的孩子，希望給這批優秀人才特別的培養，使他們能早日成才。方毅是當時的科學院院長，也是國家的副總理，他轉給科大一些材料。學校的領導馬上組織了一批最優秀的教師到各地去進行實際的深入考察。經過逐個麵試，他們發現這些孩子確實智力超常，而且達到了可以接受大學教育的水平。因此，經過深入的研究後，學校決定把這批智力超常的孩子招收到科大進行大學教育，開辦大學少年班。

首屆少年班

所以，有些曆史不是計劃出來的，而是偶然事件，就看你有沒有捕捉到這個機會。麵臨機遇，你是敢於迎難而上充分利用它，還是躊躇猶豫沒有勇氣抓住它，結果是不一樣的。處於同樣的大環境中，科大能做到的，其他學校不一定能做到。我坦率講，當時很多學校就沒及時抓住這個曆史機遇，包括清華、北大，因為他們沒有生死存亡的問題。“文革”結束以後，他們內部事還挺多，根本反應不過來，而科大正處在生死存亡之際，醒悟得更快一些，看到大的曆史環境帶來的機遇。他們後幾年才調整過來，我們已經衝上前麵去了，差距拉開就是靠的這個時間差。

 

學校把開辦大學少年班的方案報告給科學院。知道科大願意辦班後，方毅很高興，很支持辦少年班。經上級領導部門批準後，科大就開始了招生工作。這次招生標誌著中國新的招生製度的出現——因為當時全國要統一高考，而科大少年班是直接麵試。

 

除了招生製度的改革之外，在少年班的教育體製、內容和方法上，也都進行了一係列的改革：首先少年班前三年不分係，進行科學基礎理論的學習，到四年級後再選擇係和專業，進行專業領域知識的學習；其次，設置了高起點和高速度的教學內容和方法；同時，針對他們智力超常，但身心發展還是處於少年階段的情況，采取個性化教育措施。

 

少年班重新把科大的辦學理念告訴了社會：就算到了合肥，科大辦學理念也沒變，科大仍然是科學家的搖籃。少年班的創辦，對於科大取得全國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把最優秀的學生送到科大學習，起到了曆史性的作用。

 

       

2012年，少年班校友駱利群（81少，左）、莊小威（87少，右）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駱利群同時當選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

這批好學生還激發了我們這些教師的責任心：一是不能辜負家長的信任；二是麵對這麽好的學生，那我們就要把自己水平提高。這是推動力。好的學生推動老師提升質量，好的老師又推動學生更好學習，這是正循環。

 

但是少年班有局限性。他們雖然天資很高，但身心還是孩子。後來有幾個孩子出了點問題，引來社會上的一些討伐之聲，且一直沒斷。麵對這種情況，我們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堅持不懈進行了更深入的改革和創新，以創辦少年班為起點，科大進行了一係列的教育改革，探索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培養高質量人才的模式，可簡稱為英才教育。

 

允許學生自由轉係

辛：高考生的誌願要麽是受中學老師影響，要麽是家長決定的，隻有少部分是學生自己決定的。如果學生對這個方向沒有興趣，他怎麽能夠成才？考慮到這種現實，我們允許學生轉係。學生進入科大學習一段時間以後，若感到對本專業沒興趣，可以轉專業、轉係，入校兩年內都可以。

 

考慮到科大的學生以後要從事創新的工作，學校決定不把專業設置得特別窄，而是著重基礎培養，特別是數理基礎的培養。因此科大各係的專業基礎課是一樣的，這種培養模式為學生的轉專業提供了條件。其他高校很難做到這點。記得清華黨委書記到科大訪問時曾對我說：“辛校長，我學不了你們。我們學校專業從一入學就定死了，一年以後各專業的課程就全都不一樣了，甚至一開始就沒有共同的地方。你們有兩三年的課都一樣，專業設置又很靈活。我們辦不到。”當然，經過教育改革，清華大學目前也非常注重數理基礎教育。

 

貫通本碩博

辛：1978年，隨著研究生的數量增多，科大成立了研究生院。這是全國第一個研究生院，創造了一個新的體製，可以大量培養研究生。

 

後來又發現，本科生如果想繼續深造，碩士生要考一次，博士生又要考一次。為什麽讓學生重新起跑這麽多次？如果學生在科大成績很優秀，就可以讓他直接讀碩士，難道我們老師看學生看得不準，非要用他考試成績來證明嗎？所以就產生一個想法，能不能把這個體製打通，讓學生直接上碩士和博士？經過充分的討論和研究，我們於1985年提出了“4+2+3”^注[1]本碩博連讀的教育體製，目的是早出人才，出高質量人才。盡管這項改革也遇到了一些困難，但經過科大堅持不懈的努力，還是得以實現，並在高等學校中得到了推廣。

 

注[1]：“4+2+3”體製是指符合條件的本科生可以直接攻讀碩士學位，二年級碩士生可參加考核，考核合格者在三年級直接轉為博士研究生，碩博連讀研究生學製為5年。 

創辦零零班

辛：還有一個改革，就是創辦零零班。當時申報少年班的時候，我就擔心孩子太小，心理素質不過關，所以我想辦這麽一個對照班：從全校剛入學的大一新生裏抽一批最優秀的學生組成一個班，讓這些大哥哥大姐姐和少年班的孩子一起學習生活，幫助他們成長。少年班雖然有班主任，但後者畢竟和他們不是同代人。辦零零班的另一個目的就是把少年班的經驗向全校推廣，因為進入科大學習的學生，都是很優秀的。這個班的正式名稱是“教育改革試點班”。因為“兩彈一星”事業保密的緣故，科大所辦的係都有數字代號，考慮到這個班不屬於任何一個係，所以大家也叫它“零零班”。

 

提到”零零“這個代號，還要說到一個老校長。他叫錢誌道，曾多次去蘇聯考察，覺得蘇聯的大學所設置的專業太窄。科大在“文革”之前搞過一次並係，十四個係並成六個係，專業拓寬了。提出此議的一個是劉達書記，另一個就是錢誌道校長。當時還有一個背景，科大前幾屆畢業生都去研究所，此時研究所飽和了，所以學生開始向全國分配，因此基礎要放寬。錢誌道校長是搞軍工的，我和他算是同行。他說化學物理不能總搞炸藥，也可以偏理論、偏基礎一點，後來他就以化學物理專業作為教育改革試點，培養物理、化學界邊緣學科的人才。此專業和物理係一起上課，一起學數學、物理，再以數理為基礎學化學。這是1964年的事。錢誌道校長經常跟老師們討論想法，他說，化學物理專業幹脆就叫零零專業——零零這個名字是他想出來的。所以，在辦教育改革試點班時，我就想到他的這個提法，把教育改革試點班簡稱為“零零班”。

 

應該說，零零班的辦學理念很有普適性，它是培養高質量人才的一種重要的模式。近年來，科大所辦的各種英才班是零零班的發揚。在全國若幹重點大學中，也有類似辦學模式的運用。

 

創辦管理係

辛：我覺得擁有數理思維的人搞管理是有優勢的，過去中國人民大學和各種財經大學培養的管理人才都是社會科學領域的。改革開放以後，定量管理在中國肯定會大發展，需要一批定量管理的人才，這是國家的需求。比如說，我是某個領域的領導或專家，經常遇到各種問題，但是對數理不擅長，如果有個助手這方麵很強，我肯定需要。科大數理比較強，我們可以把數理應用到一些管理領域，創造一種新型管理人才，這是當時我的判斷。從另一方麵來說，科大的目標是培養科學家，但經統計，科大前幾屆畢業生中有相當一部分去搞管理了，而且做得不錯。科大不能無視這個現象，不能把自己局限在隻能把學生培養成科學家這個想法裏。社會需求有很多麵，隻要科大符合社會未來的發展需求就可以。

 

開始辦管理班時，我們從全校三年級各個係的學生裏招生。報名的學生不少，尤其是當學生會幹部的一些學生，他們可能對本專業不是特別有興趣，但能力又挺好，所以對管理班很有興趣。還有一些學數學的學生也很有興趣。最後麵試加口試選了30名學生，組成一個管理班，和數學係的老師一起來辦。我把這個班放到北京玉泉路，科大在那塊有個管理處的房子，再從各部委和各行各業的專家裏請一些過來給學生講他們領域的管理問題，學生做論文的時候就把這批學生撒到各個部委去，實實在在地解決問題。畢業的時候，這批學生被各單位一搶而空。在連續辦了兩個班後，我們把辦管理係的申請報給科學院，科學院馬上同意，稍後教育部也同意了。

 

科大的辦學方針是培養邊緣學科的人才，難道我們隻能在自然科學裏交叉，不能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調交叉嗎？數理統計在經濟領域就能發揮很大作用，管理係的創辦擴廣了科大學科領域，發揚了科大的辦學理念。

 

大量派老師出國進修

 

辛：改革開放帶來的另一個好處就是老師可以出國學習，除了被國家派出去的，自己聯係到了國外學校也可以出去。其他學校的老師出國需要排隊，我們的老師不需要排隊，大量地出去。我們這個年齡段的老師和科大前三屆畢業的學生幾乎都出過一次國，包括我們“老五屆”的學生，許多進修班還沒畢業就出去了。在國外不僅了解國際前沿，也提高了自身水平。這等於是讓國外的一流大學把我們的老師重新培養了一遍。回來以後這批教師水平就不一樣了，因此科大留下的前三屆和老五屆的學生師資力量相當雄厚，科大很多院士都是這個年齡段的，這代人對科大在合肥的興起至關重要。

 

熊：我有一個疑問，在80年代，出國對很多人來說是難得的機遇，很多人都在努力爭取這樣的機會。您剛才說，當時大部分科大教師都曾去國外的高水平大學學習。為什麽科大的老師能有這麽多的機會？

 

辛：首先是因為連鎖反應，先出去的老師會幫忙介紹自己的同事，把後者帶出去。我們專業有一位出過國的老師先後介紹了三四位老師出去。

 

熊：這種現象在別的高校也會發生的。

 

辛：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科大在國際上的名聲越來越好，所以選擇接受科大老師的學校越來越多。

 

熊：那個時候是不是還有指標的限製？

 

辛：訪問學者的邀請是個人的，不占指標。他們出國雖然還是算國家派出的，但所有費用都是外邊承擔。

 

熊：也就是說，科大很多老師出國拿的並不是國家公費，而是國外的資助？

 

辛：對。渠道很多，而且學校鼓勵老師們多開辟途徑，讓他們多多出去學習。

 

熊：很多老師都出去了，學校的教學、科研會不會人員不足？

 

辛：當時科大招收的學生數量少，老師數量大大多於學生，所以，每年有一部分老師出國根本不會影響教學。

 

圖2 熊衛民在課堂上訪談辛厚文（2018年6月27日張雲涵攝）

 

環境寬鬆自主性強

 

辛：我們和那些老師都是同一代人，大家都是一起為科大努力。在他們眼裏，我不是老幹部，在路上隨便抓住我就可以聊天。我們幾位當校長的時候，隨便誰都可以在路上抓住我們談事，現在你們想跟校長聊天還得預約一下。我們的想法是：我們的第一身份是老師，校長隻是我們的第二身份，隻是短期的工作，卸任了以後我們還是老師。我們幾個當校長的時候都在上課，我們從來沒把自己看成是官。

 

回頭看，我們這批人很榮幸，在曆史推動下，不想當主角的也當主角了。我同學去北大，上麵有導師，導師上麵還有大導師。而我到科大就是第一輩，郭永懷先生並不直接管我們。後來搬到了合肥，領導和教師都很年輕，我們想辦什麽就辦什麽，一起商量事情。我當校領導時是46歲，出去開會跟其他大學校長坐在一起，他們都以為我是秘書呢。有一次，25所重點大學的校領導在上海開會，我是其中最年輕的校長。我們書記讓我上去講話，說具體事情是我管的，我年輕有活力。我也沒準備，上去就講：科大為什麽能夠取得這麽多改革成果？總書記胡耀邦同誌說要鬆綁，科大是鬆綁最多的一個學校。第一，我們歸科學院管，所以教育部不管我們；第二，科學院有一百多個所級機構，隻顧得上給我們一些科研補貼，教育問題根本不管；第三，安徽省對我們彬彬有禮，除了黨的事務，其他事也不管。所以我們是“三不管”，想做什麽就都能做。我們很多改革都是先斬後奏。沒有改革開放以來的寬鬆環境，科大人再想辦事也辦不成。但同樣身處改革開放的大環境，許多事情別的學校做不出來，而科大做出來了。這是科大的理念和精神在起作用。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的國家大環境和科大的理念精神，科大就不可能在合肥崛起。

 

科大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辛：前些年，除了人才質量，其他方麵我們沒法跟一些名校相比。我們隻能叫單項冠軍。經過這麽多年的發展，現在我們不僅人才質量高，科研水平也很高，在應用領域有地位，有很大的社會影響力。現在科大對安徽影響很大，安徽的廣播、電視經常介紹科大的情況，因為科大是它的驕傲。一所大學不僅要培養人才，在出科研成果和推動社會發展上都應該奔著一流大學的目標去努力。何謂一流水平？並沒有絕對的標準。如果一所學校在世界的發展中能起很大的作用，那這所學校就叫世界一流。如果它在中國發展中能起很大作用，就是中國一流。我感覺我們現在雖然還不是麵麵俱到，但是科大總體上已經邁入世界一流了。

 

今年（2018年）過春節之前，學校組織討論五年規劃，會上就提到科大能不能創造一些新的學科。因為科大理科很強，但我們工科並不比別人強多少，在工科的基礎上發展，我們沒優勢。那我們理科能不能和其他學科交叉，發展一些新的學科出來？現在中國需要一些原始的創新，使得中國在某些領域成為科學中心，這是為了國家的長遠需求而考慮的。為了這個需求，我們必須要探索新的領域，培養一批絕對高級的科技人才。我希望你們研究校史，把科大核心的內容和精神總結出來，這是有長遠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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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來寺]

“中國科大在合肥崛起”，“科大對安徽影響很大”，這種話對科大而言太別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