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勵之 — 共和國需要這樣的學者(ZT)

今天是方勵之老師逝世四周年, 轉載一篇北京大學教授吳國盛的文章，謹以此紀念方勵之老師。原載《北大學生報》1985年第2期，名“共和國需要這樣的學者”，轉載於《今日大學生》(長沙)1985年第4期，又載於《科學與人》(武漢)1986年第1期。修改後載於《自然辯證法通訊》1986年第6期

方勵之—共和國需要這樣的學者

1955年2月27日上午，北京大學辦公樓禮堂裏，青年團北京大學第一次代表大會正按照排定的程序進行著，在台上講話的是物理係團總支書記。正當他在工作報告中正麵提出青年團的 工作應當在培養青年的理想方麵做出成績時，突然在代表席的西側站起了一位尚帶稚氣的年輕人，隻見他跳上主席台，以手示意要做即興發言，並以年輕人特有的激情接下總支書記的話茬發表演講。他說，我們的團代會，首先應該討論一下究竟要把我們培養成什麽樣的人的問題，是培養成老老實實、規規矩矩隻會說人家說過的話的書呆子，還是有抱負、忠於祖國、有獨創精神的紅色專家? 我們除了在學業上要得五分外，是不是還要增強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

這個在五十年代極為難得而又極有見地的主張，打亂了會議的既定秩序，使與會者由驚愕轉為讚許，進而成為人們熱烈爭論的主題。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們急劇變遷的社會又在重新尋找新時代的理想人格。然而，“我們的教育應該培養什麽樣的人”這個當年十九歲的大學生提出的問題，已經由他自己的理想追求和人生實踐作出了回答。

他的名字叫方勵之，1952年進入北京大學物理係學習，現在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教授、中國科學院最年輕的幾個學部委員之一。

1952年，方勵之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物理係。他的思想之敏銳讓每個同他接觸過的人都難以忘懷。敏銳、求真而又踏實，正是一個優秀科學家所必備的氣質。隻要我們的社會還缺乏科學精神，這種真正的科學家氣質就會同環境發生衝突。最初的遭遇終於發生在本文開頭的那一幕裏。當天下午，團代會改變程序，分小組討 論“我們的教育應該培養什麽樣的人”的問題，但是第二天，校黨委製止了這種作法，指出“教育應該培養什麽樣的人”這個問題無需再加討論，黨的教育方針已十 分明確地回答了。那天下午在討論會上熱烈發言的人受到了批評，報道這些討論內容的校刊編輯部也作了公開檢討。

從北京大學畢業後，他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工作。當時的自然科學，還被裹在政治的繈褓之中，既軟弱而又無法自由地成長。在他的親密的朋友中，有幾 個敏感的年輕人，大家強烈地感受到一種不可名狀的壓抑感。這個時期，他常常回母校，在年輕人的圈子裏談天說地，他們都覺得現在科學和民主精神不夠，黨和國家應該大大提倡和活躍這種空氣。這時正值黨號召人民起來向它提意見時期，他們決定給黨中央寫一封信，把這些想法談談。可是信才寫了一個提綱，反右鬥爭就開 始了，方勵之被開除黨籍，不帶帽子，從輕發落。這是方勵之在人生旅途上經曆的第一個煉獄。

等待著右派和“準右派”的，是頻繁的下放勞動改造，他的女友李淑嫻被遣送到京郊門頭溝勞動，方勵之則被下放到河北省讚皇縣勞動。惡劣的生活環境嚴重幹擾了青年學者的成長，直到1961年，他們才毅然決定在這風雨飄搖的日子裏建立那小小的家。

也正是在這一年，方勵之的處女作“用變形的傳播函數計算核子電荷半徑”（王允然，《物理學報》1961）在發排之前被阻，他不得不換 假名“王允然”發表。1963年，《物理學報》登出了方勵之與人合作的兩篇論文，報告了這一段時間他們對鐵磁體的光學效應的研究成果；1964年， 《物理學報》發表了他以及他與人合作的四篇論文，涉及了固體物理和激光物理兩大領域。當時激光物理在我國還是個新興學科，他成為中國最早研究激光的物理學家之一，特別是在受激射線線寬的量子理論及雙光子過程等非線性光學理論方麵，他的成果受到嚴濟慈、錢臨照和李蔭遠等老一輩物理學家的重視。1965年，他發表了光學理論方麵的論文兩篇，1966年，他發表了兩篇固體物理方麵的論文。

我國青年學者的科學生涯同共和國的政治氣息過於休戚相關了。文化大革命開始，一切科研工作都歸於癱瘓。方勵之被作為漏網右派揪了出來，1968年6月，正值他次子出世之際，他被關進了牛棚，一年多後才被“解放”出來。這是方勵之在人生旅途上經曆的第二個煉獄。

 馳名國際物理學界

1985年5月7日，從大洋彼岸的美國傳來了振奮人心的消息，方勵之和日本京都大學教授佐滕文隆合著的“類星體紅移分布中的周期性是否多連通宇宙的一個證據”（方勵之等，《天文學報》1983）一文，獲國際引 力基金會頒發的一等獎，這是國際上這個領域的最高獎，這表明我國的天體物理研究已經達到了國際水平。然而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方勵之早先並不研究天體 物理。

進入他縱橫馳騁的天體物理領域也許純屬偶然。從牛棚出來以後，方勵之被下放到安徽淮南謝三礦山勞動。在挖掘地球上原始的遺骸過程中，外界的喧囂暫時被 屏蔽了。為了不使自己的學業完全荒廢，工作之餘，方勵之經常拿起手頭僅有的幾本外文廣義相對論著作，讀著讀著，就情不自禁地思考起來，研究也許就是這 樣開始的。那是在七十年代初期。 天體物理展示它無限廣闊的發展前景也正是在七十年代初期，方勵之敏銳地抓住了這些新發現的重大意義，果斷地投 身於這門新學科中。

1972年，方勵之發表了他在天體物理領域的第一篇論文：“關於標量—張量理論中含物質及黑體輻射的宇宙解”（方勵之，《物 理》，1(1972)，163。）這也是我國的第一篇宇宙學論文，它標誌著現代宇宙學研究在中國的開始。但也正是這篇論文，導致了伴隨著方勵之科學生 涯的無數的磨難。

宇宙學的研究，在我國長期以來是個禁區。禁令首先來自蘇聯，1947年6月24日，蘇共中央主管意識形態的領導人日丹諾夫公開宣布：愛因斯坦和他的許多追 隨者所提出的有限無界的宇宙是為神學提供新論證。所以在我國，宇宙學一直不敢有人問津。現在，方勵之以“漏網右派”的“反動”身份，竟冒天下之大不 韙，擅闖禁區，是決不會被容忍的。姚文元直接掌握的《自然辯證法雜誌》，在1973年第1期創刊號上同時發表了兩篇批判文章，文章甚至大罵宇宙學是“科學的遮羞布”，是“政治上的鴉片煙”，是“為了證明資本主義製度不僅不可超越，而且還可以無 限地自我膨脹”。

方勵之沒有被嚇倒。“我講的是科學，信的是真理。數據、論證，這是駁不倒套不住的東西”。正是有這種勇氣和膽識，有這種對於科學的堅定信念，現代宇宙學才在多難的中國倔強地成長起來了。方勵之在險惡的環境下繼續帶領著他的小組開展研究。1976年8月，全國天體物理學術會議在合肥召開。方勵之在會上報告了他和他的小組的近期研究成果。在致密天體問題中，他們發展了黑洞吸積的觀測表觀 理論，（方勵之等，《科學通報》，19(1974)，561；20(1975)，465。）他第一個指出電子對產生在吸積區中的重要作用，證明了吸積 盤中可以存在迅速冷卻區；（方勵之等，《中國科學》(1980)，867）在類星體問題的研究中，他們用光度指示法係統地研究了類星體視星等的紅移關 係，開辟了利用類星體來研究宇宙封閉性的一個新課題。

因為“一直保持著學生時代那種緊張的狀態”(李淑嫻語)，因為他科學地選擇了一個個的突破口，至1984年底止，方勵之幾年來在國內外第一流的學術刊 物上共發表了130多篇學術論文。隨著科學研究的不斷深入，他的活動也越出了國界。 1981年秋，在梵蒂岡舉行了國際宇宙學討論會，他作為25位國際知名宇宙學家之一參加了會議；1983年，由12名物理學家組成國際物理中心學術委員 會，他是其中之一；1983年他受聘擔任國際性年刊《天體物理學和宇宙學進展》主編，1984年在波哥大召開的相對論天體物理討論會上，擔任大會主席。他 還先後被聘請為羅馬大學物理係客座教授，劍橋大學天文研究所高級客座研究員，日本京都大學基礎物理研究所客座研究員。鑒於他的學術成就和國際影響，1978年9月，他由講師被破格提升為教授，成為國內當時最年輕的教授。

中國社會的良心

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科學戰勝愚昧、民主戰勝專製已成為社會進步的重要標誌，因而，代表著科學和民主精神的知識分子便最有眼力批判現實社會中種種不合理的現象，但那些僅僅用專業知識來謀生的腦力勞動者，與這種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的稱號並不相稱。 知識分子必須是在自己選擇的專業範圍裏嚴肅地追求真理者，不會僅僅因為個人利害而放棄科學的自主性和客觀的準則；他們必須對有關公共利益的一切問題都深切 關懷，對國家大事和人類前途具有高度的責任感；他們對社會的各種弊端和不合理的現象有著敏銳的洞察力，並且有勇氣對其進行猛烈抨擊；與此同時，他們對一切 美好的事物有著豐富的感受能力，他們大聲疾呼，為人民民主，為社會正義，為科學真理而鬥爭。正由於此，他們才能被稱為“人類社會的良心”。

在對人類曆史和世界現狀的考察中，方勵之深深感到，在今天，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問題首先決不隻是一個學者個人利害問題，而是標誌著一個社會的進步水 準。“中國實在缺乏一種知識的意識或叫科學的意識，一個具體表現就是知識分子沒有形成一股影響社會、影響全局的力量。”(引自在北大的講演)所以，一方麵，我們的社會應該把加強知識意識，提高知識分子的決策影響作為基本的發展戰略思想；另一方麵，知識分子自己首先要以一種真正的主人翁的姿態出現在曆史舞 台上，行使自己的權利，關心社會問題。

方勵之在思考，也在實踐著這種理想。為了讓自然科學得以長足發展，首要的便是要保障學術自由，方勵之對此是有深切體會的，他的科學研究成就就是在力爭學術自由中取得的，所以，他決心要在一切可能的場合下，向社會呼籲學術自由。

1985年3月，方勵之在浙江大學的講演中提出，大學應該是自由研究和教學中心。他說：“議會政治的一個特點就是在議會上，議員們可以不受任何法律的 約束。” “大學是一個探求真理的環境，是自然界和社會規律的發現者和探索者。因此，在這裏對已有的發現、已有的成就，也可以提出異議，不受任何約束，這是 大學必須有的特征。”就是在宗教神學鼎盛的中世紀歐洲大學裏，“研究神學的人可以批評神學、改變神學、發展神學。”當時歐洲的大學可以不受大學圈子外麵的 教規所製約，何況我們今天呢? 沒有任何新思想不可以宣講，這就是大學講台所必須有的特征。大學應該是出思想的地方。

1984年方勵之被任命為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在他就任儀式上，老師和同學們問他準備為科大做些什麽，方勵之回答說：“我也不知道能幹什麽事， 因為我不知道手中會有多少權力，況且有了權也很難辦，比如給房子，調工資都難以辦到。但我想有一種最不花錢的，而且又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提倡思想上、學術 上的自由，這是隻要有決心就可以實現的，我要把提倡思想自由作為我校的辦校方針之一。”在對“自由”二字噤若寒蟬的當時，敢於公開把思想自由作為辦校方針 是需要勇氣的。

1985年11月4日晚，方勵之應北京大學無線電係學生會之請作了題為“當代青年知識分子的社會職責”的講演。這次講演表現方勵之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又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隨著他那充滿激情的講演，聽眾被帶到了一個崇高的精神世界。 方勵之說：“中國以前總是希望知識分子做些具體事情，少管社會問題，你隻管拉車，別的不要管。這是不對的。在西方，戰後四十年來知識分子的力量越來越 強，越來越充分地影響著社會發展，比如六十年代的環境汙染危機，七十年代的能源危機，八十年代的核戰爭問題，都是知識分子呼籲社會、政府注意的，他們的知 識分子的確是在盡自己的社會責任。”

“在我們國家實際上也是有危機的，我們知識分子要看到這種危機，而且要說出來。擺在我們麵前的教育，就是一個危機。雖說發了教育改革文件，報紙上也是轟轟 烈烈地說得非常好，可是並沒有實際解決問題，真正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你給教育多少經費。可我們現在還隻是玄學式的重視。”

“現在我們經常講理想抓不到，紀律太混亂，什麽原因呢? 重要的是一些領導人就不遵守紀律，作風不正，有的甚至達到了腐敗的程度!大家以後接觸社會，會發現 這種腐敗現象還是不少的。要整頓紀律、整頓作風先得從上麵整起。現在社會風氣不好，黨風不正是最根本的問題，特別是一些領導同誌本身作風不正。所以需要我 們知識分子在這裏起作用，我們看到這種情況就不能放過。有的人不敢說，其實大家都說，他就沒有辦法。”

整個教室全都沉浸在一片嚴肅而又輕快的氣氛中，方勵之的講話不時為熱烈的掌聲所打斷，青年學生們由衷地為這位著名物理學家人格所傾倒。一位博士生感歎地說：“我仿佛麵對著一座大山一樣，在這位真正的知識分子麵前，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

在方勵之幾年來無數次的大小演講中，他宣傳自己的社會理想，熱情關注當前正在進行的社會變革，敏銳地指出改革中所出現的問題。他強調我們的決策應該定 量化、科學化，指出國家調資以及使用外匯儲備時，都因為缺乏定量觀念而出現失誤；他結合自己對國外經濟發展的了解，對國內的經濟改革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 他對社會弊端的無情抨擊更給人以深刻的印象。1985年4月17日，《人民日報》第三版刊出了“新格局與高效益”一文，完全不符合事實地報道合肥聯合大學 “隻用普通大學五分之一的經費，培養出了質量與普通大學相近的人才。”方勵之當即寫信《人民日報》主編，指出這種“計算法是大躍進式的計算，即把十畝 地上的產量算到了一畝地上”，並要求該文作者訪問聯合大學以澄清事實。他嚴肅地指出：“這種大躍進式的新聞對社會的危害，難道我們還沒有嚐夠嗎?”在浙江 大學的講演中，他尖銳地指出了現在正在滋長的一種不正之風，就是利用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的並存，而在這兩種“熱源”之間來回循環做“熱機”，謀取私利。這 部分掌握了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的人極有可能成為新一代官僚買辦資本家。他希望新一代大學生在將來走向社會後，共同麵對這些社會的陰暗麵，去揭露它們，清除 它們。

方勵之對社會政治的“說三道四”是更不能為某些人所容的。由於他在浙江大學的講演，他被有些人宣布為應被逐出教門的異端，有的大學立即聞風而動，對他 展開批判，有幾家報紙也隨聲附和。在北京大學的講演結束不久，就有人打電話給中國科技大學黨委，要求方勵之作檢查。1985年底應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之 請赴美講學之行，也被有關部門借故阻撓，不能如期出國。但是時代畢竟不同了，覺醒了的人民決不會允許曆史開倒車。在這場風暴中，方勵之最終安然無損。 1986年春天，禁令解除，他赴美講學。在美國講學期間，所到之處，都是當地中國留學生和學者熱情的海洋，民心向背，可見一斑。

“清除精神汙染”時期，雖然他處境險惡，但在中國科技大學還被評為優秀黨員。這一切給 了他很大的力量。當有些朋友為他擔心，勸他少說幾句時，方勵之回答說：“如果這麽說話有罪的話，那麽我的罪狀早就達到了飽和，多說幾句和少說幾句是一 回事兒。”

記得愛因期坦在悼念居裏夫人時曾經說過：“居裏夫人的品德和熱忱，那怕隻有一小部分存在於歐洲知識分子中間，歐洲就會麵臨一個比較光明的未來。” 現在我 們是不是可以這樣說，隻要中國的知識分子都象方勵之那樣，勇敢地正視自己的社會責任，關心社會問題，關心科學與真理的傳 播，那麽中華民族科學進步的速度就會大大加快。

“知識越多越反動”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今天，人們普遍意識到學者對於共和國建設和發展的重要性，然而，共和國需要什麽樣的學者仍是值得考慮的問題。

讓我寫下一切善良正直的人們真誠的心聲：共和國需要象方勵之這樣的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