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隱形資助”那些事兒

第275期 

【編者按】

“隱形資助”是中科大於2004年在全國高校中首創的。將近20年來，母校沒有讓一名同學因為貧困而失學，也沒有讓任何一位大學生在大庭廣眾之下“比貧亮窮”，而是以一種人性化的方式，讓有需要的學生更有尊嚴地接受幫助。

母校“隱形資助”那些事兒

朱燦平 792

其實，“隱形資助”在2005年8月27日之前並不叫“隱形資助”，而是叫“學生生活援助計劃”。

時間需要追溯到2002年12月24日，這天下午，中國科大院係學生工作負責人例會在水上報告廳召開，我主持，其時我擔任黨委學工部部長，兼任學生處處長、校學指委辦公室主任。此前，根據我們學工部（處）的工作匯報和建議，校黨委分管領導李國棟副書記指示，要對不同方麵的特殊學生群體作出前置判斷。我們開展了調研，將特殊群體分為四種類型。在這次例會上，我通報了全校學生中四類“特殊群體”，即學習、生活、心理等方麵存在困難或障礙和思想上存在偏激意識的那部分學生的情況，李書記在總結講話中，明確要求針對這四類“特殊群體”建立預警係統，由學工部（處）牽頭，請全校相關部門和各院係密切支持和配合。這是我校學生工作第一次提出“預警”概念。3天後的27日，李書記在他的辦公室召集了學工部（處）、教務處、生活處和網絡信息中心等有關部門負責人，就四個預警係統的具體實施細節聽取意見和建議。

此後，我們正式將這套係列工作命名為四個“預警與援助體係”，“預警”是手段，通過線上為主、線下為輔實現，“援助”是目的，通過線下為主、線上為輔實現。

以下集中談學生生活困難“預警與援助體係”特別是“隱形資助”的一些細節，其餘三套體係內容參見附錄一。

2003年1月9日，針對學生生活困難“預警與援助體係”，學工部（處）聯合校團委和財務處，向學校呈送了《關於合理使用學生“副食補貼”（使用新辦法）的請示報告》，這份報告也是在作了大量調研的基礎上提出的，要點是：長期以來，我校通過飲食主管部門向在校統招本科生和研究生發放每月26元的副食補貼（此項經費非國家撥款，完全由本校自籌），在一定程度上為同學們提供了生活幫助。我們認為目前這種吃“大鍋飯”、平均分配的發放方式體現出強烈的計劃經濟的痕跡，不僅與學校整體的改革、發展不夠協調，而且不能產生聚合效果，生活相對困難的同學不能從中得到相當力度的、有實效的幫助。基於此，我們建議改變目前的發放辦法，合理使用這一筆經費。具體建議有兩點：第一，“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對老生照常發放，從新生開始停止使用人均發放的老辦法。第二，從新生開始，將經費集中管理，由分管校領導和學生工作部門統一掌握，製定嚴格、合理的管理和使用辦法，用於我校特困學生的生活補助、意外支出補貼等補助項目。據我們了解，華中科技大學、武漢大學等高校已經按照以上建議辦法執行。

報告遞交上去，並沒有很快得到回音。2003年秋學期開學有一段時間了，學校行政分管領導程藝副校長樂嗬嗬地將這份報告退還給我，上麵有他的幾行親筆簽字：“已經校長工作會討論，同意上述方案。程藝9.21”

因此，“學生生活援助計劃”從2003年秋學期啟動，2004年春學期在03級本科生中試行，到2004年秋學期在全校正式施行。

為什麽進程似乎有點拖遝？因為第一難題的經費雖然解決了，但如何做到“嚴格合理地管理與使用”一應難題接踵而至。

首先是補助標準不能“拍腦袋”。2003年4月，正值“非典”肆虐，學校幾近封校，學生就餐基本在校內，這個月學生就餐數據是最好的樣本數據。我們與網絡信息中心的“一卡通”結算中心合作，統計平均出全校學生該月就餐消費額為156.24元，這是一等生活補助160元/月的依據。

還有難題，例如，在食堂就餐消費少怎麽辦？兩人合用兩個卡，一卡多用一卡少用怎麽辦？我們通過設置就餐次數和建立放大到40%的貧困生數據庫作為比對，這些問題（有意或無意製造的）基本上就迎刃而解了。《南方周末》記者的采訪稿有詳盡的報道（見附錄二）。順便說一句，中科大的貧困生曆年統計的比例都在1/4即25%上下，以2002年為例，學校共招收本科新生1862名，其中特困生（當時標準：家庭人均月收入低於100元）247名，占13.3%，一般困難生（家庭人均月收入高於100元低於200元）238名，占12.8%，上述兩項之和的總比例占26.1%，貧困生數據庫放大到40%，就是將那些“中不溜”或“灰色地帶”的同學也包含進來，力爭做到沒有“遺珠之憾”。

難題在一波三折中都得到了逐步解決，到了2005年秋學期，《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生生活援助計劃”暫行辦法》也做了若幹次的修訂，似乎一切都順理成章了。但是，非議來了，而且“有理有據”。試舉一例。

“瀚海星雲”是當初國內高校著名的BBS之一,“我說科大”是“瀚海星雲”著名的版塊之一。2005年9月7日晚21:23:08一名昵稱為 koei的，在“我說科大”發原帖，標題是“關於隱形補助”，全文如下：“03，04的研究生，博士生，以及本科生的26塊錢好像都被收上去當作貧困補助，如果沒記錯的話，應該就是所說的隱形補助。那麽大概計算一下：本科03，04各1800算，碩士生和博士生加起來算3000(這個應該算保守估計了吧)(1800*2+3000)*26*12=2,371,200，但是上麵的報道說，支出的隱形補助是66w，那剩下的錢哪裏去了呢？希望相關部門能夠公布這筆錢的使用情況。畢竟我們好歹也算是這筆錢的捐贈者吧，多多少少有權利知道點情況吧。” 半個多小時後的21:57:41，一名昵稱為phunter的跟帖，全文如下：“難道手續費不用錢嗎？66w的補助，要補助那麽多的人，光這個錢的發放手續費用那還不要150w啊”

第二天，針對這“有理有據”的原貼和調侃式惡搞的跟帖，我未穿“馬甲”直接予以回複，全文如下：“謝謝關心隱性補助。koei 的計算也是相當精準的。但用作隱性補助的經費與原來用作26元補助的經費雖有關聯，但並非完全是一碼事，也不是等值平移。用作隱性補助的經費是經過學校經費預算確定的，這筆錢全部掌握在學校的賬目中，全部通過轉賬方式專項使用，沒有一分錢的跑冒滴漏，根本不會存在什麽操作費用150w的搞笑。順便解釋一下，關於26元，國家當初給的隻是政策，並沒有真正撥款，視學校的實際情況落實，我校是較少具體落實的學校之一，一段時間以後，原來落實的有些學校相繼取消了，我校也考慮取消，但最終確定變平均補助為相對集中補助，這樣會對貧困生更有用些。對於未能享受到隱性補助的80%左右同學來說，可以說是對20%同學的捐贈，也可以說不是，因為補不補26元決定權完全在學校。”這一回複後，再也沒有了新的跟帖了。還要順便說一句，中國科大自1999年開展網絡思政工作並於次年成為全國重大宣傳典型以來，總結出一個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學校及其職能管理部門不回避任何問題和矛盾，敢於在虛擬空間進行正麵交鋒，有能力做到以正視聽，達到終結似是而非話題的目的。

回到本文開頭，2005年8月27日《新華每日電訊》以《中科大“隱形補助”，保護貧困生隱私》為題，對學校的“學生生活援助計劃”進行了報道，是新華社安徽分社記者代群來校采訪報道的，從此，“隱形補助”（後大部分媒體改稱為“隱形資助”）取代了校內最初的“學生生活援助計劃”名稱。

2005年11月4-6日，華中科技大學承辦亞太地區高等學校學生事務國際研討會（ISSA’2005），會議邀請了包括APSSA成員在內的亞洲地區、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美國等境外高等教育機構的代表約40人，境內教育部直屬高校代表、武漢地區高校代表約50人參加。我校應邀參會，並代表國內高校作30分鍾（最長報告時間）的主題報告，同組報告的還有另外兩所高校，最後共同提問30分鍾，我的報告題目是《建立健全預警與援助體係，關注大學生特殊群體健康成長成才》（見附錄一），國內外與會代表特別感興趣的也是“隱形資助”，30分鍾的提問時間內基本上把問題也都拋給了我。其中有一個問題是“你們是如何想到這樣做？”我回答了三點，第一，為了得到補助，讓大學生在大庭廣眾之下“比貧亮窮”，顯然有傷他們稚嫩的自尊，這種沒有辦法的老辦法必須改變；第二，網絡信息化的發展，尤其是一卡通的使用，為我們提供了改變老辦法的技術支持；第三，個人的情感因素，我可能和在座的不少國內同行一樣，都是剛恢複高考後從農村跨進大學校門的，完全靠“人民助學金”資助完成了自己的大學學業，現在在校園看到家境清寒而又矢誌奮發的學弟學妹們，總是想以最好的方式幫他們一把，學生事務管理的工作崗位給我提供了這個機會，學校領導和同事們的認同和支持更是關鍵。

2007年6月中旬，中國科大的“預警與援助體係”再一次成為全國重大宣傳典型，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央電視台等十幾家中央媒體集中駐校兩天作了深入采訪報道。特別是“隱形資助”，引發了全國廣泛的“資助倫理”討論，人們普遍認為，“中科大的‘隱形資助’模式堪稱一股清流，既保障了公平與效率，也還原了貧困生資助應有的人文關懷內涵”。

我是2007年7月離開了工作六年多的學工部（處）長崗位，接力棒傳到了董雨老師手中，再由董雨老師傳到李峰老師手中，他們和我一樣，帶領全校學工隊伍都在低調溫馨地完善著這一由中國科大首創的“品牌項目”。想不到十多年後的2017年7月6日，一名化名為Shannon的校友，在知乎上回答“竟然還有這樣的操作”時，回憶自己受到母校“隱形資助”澤惠的感受，一下子火了，一天不到就收獲了2萬個“讚”，更是將母校的“隱形資助”再一次推到了社會輿論的潮頭。可不，兩個月後的2017年9月6日，教育部召開新聞發布會，介紹十八大以來學生資助政策體係建立情況和政策落實情況，發布會現場，黨委副書記蔣一代表學校，詳盡地介紹“隱形資助”這項精準操作由“助學”到“勵學”的育人全過程，中國科大再次被聚焦。

（2020年1月）

 

附錄一：

 

 

建立健全預警與援助體係

關注大學生特殊群體健康成長成才

——朱燦平在亞太地區高等學校學生事務國際研討會上的主題報告

（2005年11月4-6日，華中科技大學）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高等教育改革的逐步深化以及互聯網絡的日益普及，今天的大學生麵臨著前所未有新情況、新環境、新壓力。我們在工作中發現，“特殊群體”的學生比例在不斷上升。所謂 “特殊群體”，是指學習、生活、心理方麵存在困難或障礙和思想上存在偏激意識的那部分學生，針對這些“特殊群體”，學校[中科大]自2002年起初步建立了四個“預警與援助體係”，全麵地關注他們健康地成長成才。該體係已經受到《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中國青年報》、《中國教育報》、《安徽日報》、安徽電視台、安徽人民廣播電台等中央和地方主流媒體的密切關注，他們相繼進行了較大版麵的報道和跟蹤采訪。

這些體係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學生，並融入“情理法”，把開展網絡教育與解決學生實際問題和困難有機結合起來，體現關心人、理解人、尊重人的教育本義。經過兩三年的不斷探索和完善，目前已經形成了一定的特色、規模和規範。

1、學習狀況“預警與援助體係”

通過由[中科大]教務處建立的學生學習查詢係統的適時監控，對已達到12個學分不及格的學生，教務處和學工部處立即啟動“學習援助計劃”：將該生列為重點關心對象，實施個性化學習方案，暫時適度減緩學習進程；院係學生工作負責人和班主任增加與學生談話次數，分析原因，耐心引導，並及時與學生家長聯係，通報情況，共同督促；安排其他同學組成幫助小組，如果宿舍整體環境有問題，立即予以調整。

2、生活狀況“預警與援助體係”

“獎、貸、助、補、減”是學校助學支撐體係的主渠道。但是，由於出於自尊或家庭突遭不幸等種種原因，生活上遇到困難的學生依然存在，對於這部分學生，我們較難從正規的途徑獲得信息。一般來說，學生在校日常生活消費情況基本上能夠反映他們的經濟狀況。隨著[中科大]校園“一卡通”的普遍使用，為間接了解學生的生活消費情況提供了便捷的條件。通過“一卡通”對學生就餐情況進行逐月統計，對就餐次數正常（目前為60餐以上），消費額偏低（目前為150元以下）的學生，從下個月起，對這一類學生啟動“生活援助計劃”，即經院係和班主任核實以及經困難學生數據庫比對核實後，不需要學生自己申請，直接由學生處、財務處通過“一卡通”給學生“加卡”（一等援助每月160元，二等100元）。這項資助實行動態操作，一名學生一年最多可以得到10次“加卡”。此外，對於家庭或自身突遭不幸的學生，學生處將根據實際情況，給予一次性臨時特困補助，額度在300—2000元之間。實踐表明，“生活援助計劃”和臨時特困補助雖然是助困的補充渠道，但這項補充渠道卻是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對於我校實施的“生活援助計劃”，2005年8月27日《新華每日電訊》以《中科大“隱形補助”，保護貧困生隱私》為題進行報道，該報道引起了較大的反響，並引發了關於“資助倫理”的討論。有評論這樣寫道：讀這樣的新聞，真的讓人好生感動。作為施助方，學校充分考慮到部分同學不願張揚貧困的心理感受，在“給予”物質的同時，也“給予”了精神撫慰；而作為受助一方，經濟困難的學生既得到及時的資助、感受到雪中送炭式的溫暖，脆弱的心靈和“麵子”又得到嗬護和保全，這是一幅多麽和諧的畫卷啊！近年來，我們一直在力倡“以人為本”，而以人為本的要義首先應當是對人格尊嚴的尊重。因此，中科大的“隱形補助”格外使我們感動。（馬小平：《“隱形補助”折射的人文精神》，《蕪湖日報》2005年9月2日）

3、心理狀況“預警與援助體係”

我校心理教育中心自2002年5月成立以來，通過新生心理普查、“微笑在線”網上引導與監控、日常心理輔導及谘詢、心理熱線接待、心理狀況測試等途徑，隨時把握在校各類學生的心理素質狀況的第一手資料，一旦發現問題苗頭，立即跟進對象，采取措施，予以關注。幾年來，我校心理教育采取課堂教學、網絡溝通、專欄輔導、專家谘詢、個別晤談、互動研討、拓展活動等等形式，致力於大學生的心理素質全麵提高和心理障礙逐步克服。迄今為止，中心對近7400餘名學生進行了心理普查，接待來訪谘詢學生1600餘人次，初步建立了學生心理普查係統、學生心理檔案係統、心理谘詢管理係統；“微笑在線”在學生中的影響越來越廣泛，迄今已逾10萬人次登錄；絕大部分心理存在困惑、障礙或處於亞健康狀態的學生將接受心理輔導、谘詢以及治療視為解決自己身心困擾的有效途徑。與此同時，中心還開設了《心理學》、《大學生心理學》、《大學生人際交往》等課程，並麵向師生開設心理講座及公開谘詢。

4、思想偏激情況“預警與援助體係”

人們常說，網絡是學生思想狀況的觀察室。人人皆知，網絡給交流思想、溝通信息提供了的便捷，與此同時，有些思想偏激的言論也時有出現，少數學生在漫不經心地敲擊一陣鍵盤、點擊一下“發表”之後，客觀上則造成擾亂輿論、混淆視聽的後果，這樣的帖子往往對校園穩定潛含著相當大的危害。學工部、保衛處以及網絡中心一直進行網絡和BBS的監控，跟蹤討論熱點，遇到這些帖子，該刪除的立即刪除，防止不良影響擴大，並及時與相關院係聯係，找到學生，了解產生偏激思想的根源，有針對性地進行調查了解、教育引導和適當處理。

上述四個“預警與援助體係”還在不斷提高和完善階段。目前，針對學生中身體健康狀況和安全狀況（人身、財物）存在的問題，學校計劃再新增這兩個方麵的“預警與援助體係”。

附錄二：

《南方周末》記者石岩的采訪稿（2005年12月29日）

臨近期末考試，中國科技大學的校園裏一派寧靜。小李走在行人稀少的校園甬路上，他要去“結算中心”加餐卡，因為他的電子信箱裏，又一封e-mail如約而至：

同學，你好。

接學生處通知，11月份的本科生夥食補貼開始發放，請帶上學生證和一卡通到東區一卡通結算中心領取。

一卡通結算中心

小李站在“結算中心”的一個窗口前，這個窗口上貼著半張A4大小的一張白紙，上麵打印著並不顯眼的一行字“收到e-mail的同學，請在此充值”。小李遞上他的“一卡通”，片刻，150元現金打到他的卡上。

麵龐白淨消瘦的小李來自河南農村，務農的父母要供養他和弟弟兩個人上學。150元錢可以保證他在中餐和晚餐吃到足量的主食和一個1.5元左右、帶肉的炒菜。隔段時間在信箱裏發現一封這樣的郵件，走在校園裏，小李的腳步從容了許多。

從2004年到現在，中國科技大學已經有逾兩千人次的同學，像小李一樣收到這樣的e-mail。學校跟蹤學生的消費數據，發現月夥食費不足150元的同學，就悄悄地用e-mail通知他們去結算中心領取“生活補貼”。

在中科大，這一係列動作被稱作“生活援助計劃”，或者“隱性資助”。

“近幾年，高校貧困學生數量增多，有些角落，原有的‘獎（學金）貸（款）助（學金）補（生活補貼）減（學費減免）’照顧不到。”朱燦平說。中科大學生處處長朱燦平是 “生活援助計劃”的發起者。

“以前，享受助學金的貧困生都是由班級評審的。有些班級把貧困生召集在一起，讓他們像‘述職’一樣講述自己的家庭經濟狀況，有些同學很有意見，認為這是對自己隱私權和自尊心的傷害。”中科大學生處副處長尹紅老師說。

集校園消費、身份認證、門禁識別功能於一身的“校園一卡通”投入使用之後，範圍更大、更人性化的貧困生援助成為可能。

每個人對疼痛的忍受能力是不一樣的

學物理出身的朱燦平喜歡用數據說話，但數據在他和他同事的心裏並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數字，而跟同學們具體的生活、每日的三餐密切相關。

“實行一卡通之後，我們對學生在校園的消費有非常詳盡的記錄。”朱燦平說，根據這些記錄可以很方便地統計出某位學生每月的夥食費和就餐次數，也能統計出全校學生的平均夥食費。“2003年4月我們進行過一次統計，那時候全校的平均夥食費是156.24元，這給我們資助提供了依據：我們一等生活補貼是每月160塊錢——我隻能給你資助到平均線上一點點，不能再高。”

“平均線”不是固定不變的。朱燦平和他的同事們，善於根據具體情況變化“臨界條件”。今年11月份，由於各種原因，國家助學貸款遲遲沒有發下來，學生處把享受生活補貼的條件由“每月就餐次數大於等於60，每餐平均消費小於等於2.3元”修改為“每月就餐次數大於等於60，每餐平均消費小於等於2.5元”。

用朱燦平的術語來解釋：“學生的消費呈‘高斯分布’，在峰值所在區間，消費金額增加一點，進入這個區間的人數就增加很多。”——這套術語，翻譯成獎助學辦公室王勝平老師的大白話是：“多了這兩毛，能享受生活補貼的同學增加了一倍多。以前每月兩百人左右，現在是四百多。”

王勝平每天的工作是審核學生獎助貸學生的申請表格，協調獎助學金的發放。在貧困生占學生總數26％的中科大，她的工作相當繁重。但在實行“隱性資助”之前，她經常接到“質疑”電話：XXX同學並不貧困，為什麽把助學金發給他（她）？

“以前的貧困學生評定是人工的辦法，由同學自己上報，院係負責評定，然後把名單上報給我們。這種方式帶有相當大的主觀性。每個人對於自己家庭經濟狀況的評價和對疼痛的忍耐能力都不一樣。有些同學願意把家裏的經濟困難告訴老師，有些同學不願意。這樣一來，難免出現‘會哭的孩子有奶吃’的情況。現在的孩子，平等意識非常強，眼裏揉不得一點沙子，看到這樣的情況，‘程序不公正’、‘暗箱操作’這樣的詞就都出來了。”經常跟同學麵對麵交流的學生工作處副處長尹紅老師在一邊笑著解釋。

有了“一卡通”之後，學生處很快想到對學生的消費水平進行統計。在統計中，發現一個女同學一個月的夥食費不到七十塊錢，但是這位同學沒有向學校提出過任何資助申請。這件事讓學生處的老師們清晰地意識到：出於自尊，有些同學是羞於向別人提起自己的窘境的。老師們開始思考，是不是可以換一種方式？

“這很正常，屬於發展中的問題”

宿舍的4個女孩子中，隻有楊玲一個人領取“隱性生活補貼”。但她談起這件事的時候相當坦然。她並不認為這和她的自尊心有什麽關係，“這是很正常的，這是發展中的問題——發展的不平衡”，她笑著說，機敏地挑選最合適的字眼。

楊玲家在湖南農村，她說不清楚家裏的年收入。因為，媽媽種田，“種田你很難講每年收入多少”，哥哥外出打工，“掙的錢他自己都不太夠花”，爸爸在臨縣的煤礦挖媒，近一二年國家對煤礦的整頓力度加大，小煤窯經常停工。家裏每月給楊玲一百五十塊錢左右的生活費，其中大部分花在夥食上，其餘用於必須的日常消費。麵額50元的電話卡，小楊可以用1－2個月，洗發水每年需要1－2瓶，如果想添置衣服，需要提前幾個月攢錢。如果某個月的日用品和學習用品消費比較集中，150元的收支預算就很難保持平衡。

但是，進入中科大後，楊玲基本沒有為經濟問題發過愁。從大一開始，她就得到學校“生活援助計劃”的隱形資助。

在記者的要求下，中科大學生處提供了一些受到“隱形資助”的同學的聯係方式。記者隨機采訪了其中的幾位同學。和楊玲一樣，他們樸實、健康、開朗，對於自己家庭的經濟狀況並無太多避諱。

這些同學安然地享受著資助，但他們也許不知道，在隔段時間就悄然而至的一封封e-mail背後，“隱形援助”已經過若幹次的“升級換代”。

最初，男女生采取同一標準，試行一段時間之後，發現進入補貼名單的女生比男生多，而這和中科大實際的男女生比例是相反的。學生處和相關單位協商，把男女生的夥食補貼標準區別開來，男生每餐的平均消費額比女生多5毛。這5毛的依據，是男生比女生每餐多吃2到3兩米飯。

單純以“一卡通”的統計數據作為發放補貼的依據，會把一些並無經濟困難的同學包括到資助群體裏，比如為了瘦身每餐吃很少的女生，兩人合用一張餐卡、另一張卡很少消費的男女朋友……朱燦平將這種情況稱為“壞數據”。

“生活援助計劃”開始實行的時候，“壞數據”都是人工剔除的：學生處把擬定資助名單返回院係審核。與此同時，不少“壞數據”也自己主動打電話給負責助學金發放的王勝平：老師，我不需要這個補貼，給真正需要的同學吧。

後來，老師們想到用取兩個集合交集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一個集合是根據“一卡通”消費統計出的生活困難學生名單，另一個集合是學校每年更新的貧困學生數據庫。

“貧困學生數據庫”每年至少更新一次，這個數據庫把40％的中科大本科生包括在內。“困難學生在我們學校占26％左右，但是我們這個數據庫做到了40％，我們把它做大，是為了避免遺珠之憾，不可能有一個困難學生不在這個數據庫裏，隻可能家裏不甚困難同學也在這裏頭。”朱燦平說。

用“一卡通”消費的小數據庫比對大的“貧困學生數據庫”，“壞數據”出現的幾率驟降。

關注“中不溜”

在不斷夯實的過程中，“生活援助計劃”的目標資助對象越來越清晰。與高校重點資助少數品學兼優特困生的傳統做法不同，“生活援助計劃”更關注那些學習不是很拔尖、家庭經濟困難、但不是極端貧困的同學。

王勝平老師算了一筆帳：2005年，中科大本科生的獎學金獲獎比例是46％，金額從500元到2萬元不等；助學貸款貸給了1100多名同學，總金額七百多萬；學校每年用於勤工助學的資金是26萬，能解決450多個崗位；社會資助項目15個，總資助金額三百多萬；學校通過學費減免，減收免收了將近七百名同學的學費。“現在我們每年的學費是4800元，把前麵說的所有的‘獎貸助補減’加起來，平均到每個本科生頭上，相當於又返給每人1800多塊錢。”

但是，獎勵和資助不可能按人頭平均分配，總會向“典型”傾斜。

“家庭極端貧困的同學——報到的時候帶兩三百塊錢，背一個包到學校來的同學，進入科大之後，生活都不成問題。因為有太多的人關注他們，助學金、助學貸款、臨時困難補助都優先發給這些同學。沒有得到足夠關注的可能是一些‘中不溜’同學。”王勝平說，“生活援助計劃”關注的就是那些不具有“標竿”意義的普通同學。

“10年來，中國科技大學沒有讓一名同學因為貧困而失學。我們做的是‘潤物細無聲’的事情，沒有太多的‘故事’好講。”與記者進行采訪溝通的時候，中科大新聞中心的蔣家平老師說。

（為保護個人隱私，本文涉及到的同學均為化名）

注：本文轉載自《風雲之聲》2020年12月11日《“隱形資助”那些事兒》，圖片來自《澎湃新聞》，版權歸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