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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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瞬間】特刊
《我們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慶
致聚會同學──回憶“一打三反”
孫進和（６５４４）
〔摘要：１９７０年初，中國科技大學南遷合肥落腳未穩，近代物理係師生被集中白湖農場開展“一打三反”運動，深挖“帝修反別動隊”。２００名學生，１２０名受到牽連，８０名建立了檔案，最後有組織處理結論的２３名。全校十名左右學生、教工自殺。這一段個人親曆中國科技大學文革曆史，文中涉及人物，均為真實姓名。〕
雖然我沒有計劃參加２０１４年近代物理係６４、６５級同學聚會，但是一直關注著同學們的動態。看到一個個熟悉的名字出現在Email 裏，一種懷舊的惆悵油然而生。
還是說點什麽吧，用自己的經曆，給科大的褲檔裏補上一塊補丁。雖然補上了不好看，但是不補就在隱私處留下一個洞，不是更難看嗎？
的確，科大的同學是優秀的。就我們６５４４總共２０人的小班來說，其中有的領銜博士導師；有的位列企業翹楚；有的做了幕僚高官；有的發了橫豎大財；最不濟的也流落中學教書，屈尊杏林壇主，大材小用雖有恨，珠落草莽亦閃光。
相形之下，我則慚矣愧哉。我沒有什麽矚目成就可以向老同學展示。如果非要找人生亮點的話，也是螢火微光聊以自慰而已。這幾十年我完成了人生的轉變，由一個專製製度
批量鑄造的馴服工具，轉化到一個獨立思考的自由人，回歸了人性。
剛入科技大學，我還是一個來自農村的單純、靦腆青年，蒼白的臉上還殘留著大饑荒時期的菜色，冬天穿一條北方農民的大褲腰甩襠褲。這種中式棉褲沒有製服褲前襠的開門，肚子堆著鼓鼓囊囊的三層褶皺，一些邋遢農夫會在前襠滴上尿液，一個冬天下來會泛白。（說實在的，我在農村倒沒有注意這一現象）宋國權就不分清紅皂白稱我的棉褲是“尿堿褲”，實在是天大冤枉。
除去穿著土氣，思想還傻氣。從來沒有想到接受公平教育是青少年的正當權利，對於能領取１８.５元的助學金入讀著名學府而對黨和政府感恩載德。
然而那時的我也有我的困惑：全國的大饑荒到底是怎麽回事？為什麽公社的田地荒蕪了，《人民日報》卻還說連年大豐收？為什麽農村幹部欺壓百姓無處申訴？——對這一切黑暗麵，我曾經善意地認為是因為中下層幹部蒙蔽了中央，一旦毛澤東了解了實情，一切都會糾正。
進入科技大學９個月，文化大革命開始。批判三家村“燕山夜話”、批判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批判劉少奇“三自一包”讓我徹底明白了：原來毛澤東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就是一條堅持三麵紅旗、餓死人不償命的路線；毛澤東是中國大饑荒的始作俑者；毛澤東是一些基層幹部為虎作倀迫害農民的那隻虎。毛澤東念念不忘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就是要找一個在他死後還繼續奉祀他香火的繼承者，目的是逃避被追究曆史責任。
以馬列主義為標榜的毛澤東和他的司令部，實際上是唯心論、唯意誌論的大本營。毛澤東創造的一係列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都是為加強個人獨裁專製的詭辯學說，中國政權已經淪為一部法西斯機器。
文化大革命是要“把顛倒的曆史再顛倒過來”。這一顛倒，把原來被遮蓋到底部看不到的醜惡翻出來了，看的越多，心裏的憤懣越多。可是在當時嚴酷的專政氣氛下，表麵上還得做出“誓死保衛”、“堅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樣子。喊口號心口不一，讓我感到人格分裂，精神痛苦。
忍受不住內心裏的熬煎，我試探著和一些同學交流思想。發覺持同樣觀點的人還不少，而且越來越多。包括一些在運動初期有“聯動思潮”的革命幹部子弟，對於毛澤東的認識也漸漸持批判態度。當然他們的轉變起源不在於挨過餓，而在於他們的父輩受到文化大革命衝擊，令他們由紅五類一夜之間變為“可教育子女”，政治地位天差地別，驟然從天上掉到地下，摔醒了一些人……
一到白湖農場，我就感到形勢不妙。南字１２７部隊要借助“一打三反”運動整肅科技大學的意圖顯而易見，深挖反革命學生不可避免，我憂心忡忡盤算如何避過這場災難。在“一打三反”運動的預熱期，有一個“公物還家”運動，我主動歸還了用公家木板製作的箱子，目的在於早些撇清自己。那些木箱擺在連隊小廣場上展覽。其中大小兩隻做工精細，人們嘖嘖稱讚，那就是我的木工處女作，同時也是收山作品。
不久，我看到郭偉豐被限製起來，坐在路邊呆呆地寫交代材料。隨後傳出郭偉豐、楊積勝、吳理反革命小集團的說法，我估計郭偉豐、楊積勝頂不住壓力，會把我給端出來。
大學前４年，我和郭偉豐沒有深交。他那種高幹子弟的張揚氣勢，讓我疏而遠之。科大搬遷，我是留守隊員，郭偉豐特意到我的房間住了一夜，進行過一次徹夜長談。他讓我估計未來中國形勢，我對他說過一句話：“林彪上台，中國會出現軍事法西斯主義統治”。
果然，軍宣隊很快宣布對我隔離審查，不再讓參加勞動。我很厭惡白湖農場的超負荷體力勞動，我的腰肌勞損就是在巢河船上卸化肥袋子壓傷的，以後持續疼了幾年。然而參加勞動是一個安全信號，說明你還沒有被置於運動靶心。我認真回憶了和郭偉豐的談話，捉摸對策。既然抵抗不住，就索性交代了攻擊林副統帥的言論。專案組說我的交待和郭偉豐的揭發口徑吻合的很好，軍宣隊認為我的態度老實，就解除了隔離審查。
沒幾天時間，虞文澤在廁所給我暗示，馬梅傑反革命小集團被攻破了，涉及到了我的一些言論。在當時氣氛下，通風報信風險很大。
果然，我又第二次被隔離審查。我認真回顧與馬梅傑談話的過程，交代了自己和馬梅傑議論過“江青有小資產階級情緒”的話題。被隔離審查一段時間後，再無新的問題揭露，軍宣隊似乎又有解除我監管的意思。
不料，又一次風雲驟變，政策攻心組同學突然開會對我厲聲喝斥，要“竹筒子倒豆子”徹底交待問題，在他們冷言冷語的敲打中，我捕捉到信息是秦廣文也被圍殲了，又扯出我的一些言論。這讓我徹底崩潰了。
我在秦廣文麵前是沒有禁忌的，我們兩人從文化革命中期就開始質疑文化大革命，私下點評時政：毛澤東好大喜功；不懂工農業卻瞎指揮，四處巡視亂作指示；大躍進造成大批農民餓死卻諉過抵賴……
１９５８年毛澤東視察全中國，專車曾經過我的老家正定縣。正定縣幹部登車向國家主席匯報工作。婦聯主任說：“我們正定縣的婦女舉行過罷工了，堅決要求成立大食堂，結束婦女幾千年圍著鍋台轉的曆史，解放婦女。”實際上毛澤東在巡視過程中表揚了食堂吃飯不要錢是共產主義新生事物。正定縣幹部聞風而動，緊急命令從即日起不許各家煙囪冒煙，一律集中吃大鍋飯。婦聯主任編造的婦女罷工拒絕做飯的謊話，令毛好生喜歡。全國推行食堂化就成了農民自己的迫切要求。我看到這段史料，感到既好氣又好笑，抨擊這是典型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例子。昏君佞臣一唱一和，製造民意，整治農民。
那時候天津大學紅衛兵８.１３收集了各個曆史時期毛澤東未公開發表的談話。鹹淡不拘，葷素具陳，編篡成磚頭厚的油印本，名叫“毛澤東思想萬歲”。從那本書裏，你可以發現許多毛澤東前後矛盾的論說。有明哲之言，有昏聵之言；有親民之言，有殃民之言；有誠實之言，有奸詐之言……
總之從那裏你可以追蹤到毛澤東的發跡曆史，你可以找到毛澤東的話去駁斥毛澤東思想。就是這本“毛澤東思想萬歲”，讓我走向批判毛澤東之路。
秦廣文一開口交待，我的最要命的一道防線被突破了，因為我們一起涉及的話題很多，不好對口了。我怎麽交代也過不了關了。連部謝指導員幾次嚇唬：“你的這些反動言論，拿到外單位，一條兩條就夠槍斃了。”
既然一條言論已經夠槍斃，那麽再有幾條也就不在乎了。我冷靜下來決定換一種策略，係統交代自己是如何轉向批毛的思想曆程，盡量不涉及具體話語，也不涉及他人。專案組再拿具體的反動字句來和我對證，我就說，“這話符合我的思想，可能說過。但想不起來在那裏說的，在什麽地方說了。”或者說：“不象我說過的話。”但是態度要誠懇，要痛心疾首表示服罪，願意脫胎換骨改造，爭取從寬處理。
從此我就一直被全天候隔離監視，白天起床就開始寫交代材料，深夜坐在燭光閃爍的蚊帳裏反省。被揪出來交待問題的學生很多，每人一支蠟燭，在黑黝黝的晚間，形成燈火輝煌的白湖夜景。即使無所交代，也要在床上坐得挺直了，保持到１２點鍾，不能打瞌睡，專案組同學就在旁邊監督。去廁所也有人監視，確保廁所裏沒人了才放我進去。這樣鬆鬆緊緊，打打停停，從５月開始，直到８月份結案畢業離開白湖。
軍宣隊二排長在全排批判會上說：“我們終於把隱藏很深的反革命分子孫進和挖出來了！”排長沒料到這個出身貧下中農、貌似誠實可靠的學生，卻裝了一肚子的壞水，險些把他這位階級鬥爭覺悟高的小軍官蒙騙過去。（自我評價：本人本質上是非常誠懇有信的人。）
隨後軍宣隊安排了我在全係“一打三反”會議上發言。我把這次發言當作爭取從寬處理的一個機會，一麵高聲地批判郭偉豐、馬梅傑反革命小集團，一麵大淚滂沱地懺悔自己的罪行。我沒有其它選擇了。
最後公布我的組織處理結論，聽起來象是法院對強奸犯的判決書，姑且算是我強奸了毛澤東吧：
“孫進和，男，現年２３歲，河北省正定縣人。中國科技大學近代物理係反應堆工程班學生。該生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放棄思想改造，受到社會上無政府主義思潮影響，思想逐漸走向反動。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期，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無產階級司令部，惡毒攻擊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在一打三反運動中，該生認罪態度較好，根據黨的政策研究決定‘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
最後是安徽工軍宣隊，近代物理係革命委員會的簽署蓋章。這是我所能期望的最好結果了。當時，我爭取的是不要判刑，趕緊畢業走人。
回憶完白湖的厄運，我特別聲明一點。我沒有責怪郭偉豐、楊積勝、馬梅傑、秦廣文等同學的一點意思，沒有抱怨你們不夠堅強供出了我。相比之下，我一旦陷落，就舉雙手向軍宣隊投降，顯得更沒骨氣。重壓之下，必有懦夫，這是普通人性。重壓之下，寧為玉碎不做瓦全，是聖人一級的高尚人性。可惜我們這些“帝修反別動隊”（周恩來語）很難升華到聖人，如果真是聖人，恐怕也活不到今天膩膩歪歪地寫回憶錄了。
相反的是，我們應該自豪，在那個黑白顛倒的時代，我們能做一些離經叛道的思考，十分難能可貴。沒有人有資格嘲笑我們意誌軟弱，因為他們連軟弱的行列都不敢加入；也沒有人有資格嘲笑反革命小集團不堪一擊，一朝分裂，頃刻瓦解，因為他們沒有承受過法西斯集團大錘子的打擊，更何況那錘子就是他們幫忙裝上了手柄。在製止法西斯屠殺無辜的設計上，我們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讓群眾進化出更堅硬的脖子，以致崩卷了屠夫的刀刃，讓屠殺進行不下去。正當的思路是我們要設計一種讓屠夫畏懼的製度，讓他們沒有膽量舉起屠刀來。凡是敢口口聲聲向民眾亮刀亮劍者，就要背負反人類罪，遭到刑法和曆史的無情追究。以色列人就在不棄不舍地幹著這件事，他們讓德國法西斯分子無立足之地，即使改名換姓、畏罪潛逃，以色列人也要追到天涯海角。
１９７１年“９·１３”事件發生，林彪摔死在溫都爾漢，中國政治氣候開始變化。中國科技大學調回我的檔案，我的三反言論中，許多攻擊毛澤東的言論和攻擊林彪、江青的言論糾纏在一起，難以撕扯清楚。這樣工軍宣隊在白湖用了幾個月逼出來的“惡毒攻擊”言論，做為“反擴散”材料一並燒毀了。
有了白湖一劫，我不斷告誡自己要謹言慎行，把精力用於業務。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有了較大進步，但是毛澤東這個精神枷鎖始終沒有打開。全國電子工業學大慶會議和全國科學大會都組織了代表瞻仰毛澤東紀念堂，雖然我心裏早就對毛氏心存鄙夷，但也隻能板起麵孔，一本正經兩次通過水晶棺。在全國電子工業代表謁拜毛靈的那次，靜謐的靈堂突然爆發出尖厲的嚎啕，那是河北省的一位女勞模實在壓抑不住無產階級感情，發出的撕心裂肺的悲痛的哭聲。還斷斷續續地說：“毛主席，你老人家走了，我們可怎麽辦呀？！”
“怎麽辦？這個禍國殃民的獨夫民賊死了，中國的事情就好辦多了！”——當然，這是我的腹語，不敢通過聲帶喊出來。女勞模一步三頓足地忠孝嚎啕並沒有感染聽眾，大家都默默地、怪怪地看著她，毛靈堂裏形成“一蛙獨鳴，群魚消聲”的尷尬音響效果。
我感到我的精神世界依然屬於半恍惚半壓製狀態。１９８９年，我到美國考察技術，適逢天安門廣場學生民主運動興起，我判斷新一輪的鎮壓又要降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反了吧！這次老子不陪你們玩了！決定留在美國。我真正的精神解放自此開始。
在美國，我接觸了大量國內禁止流傳的史料，看到各種觀點的交鋒，顛覆了國內灌輸給我的許多信念，從全方位看中國，反而對黑幕籠罩的中國社會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中國黑社會的傳統，當殺手把刀架在受害人脖子上時，要發表一通黑社會宣言：“老子今天讓你死個明白，你是得罪了×老爺了，我們是替×老爺送你上西天的！”（如林衝在野豬林就聽過這一通宣言）黑社會固然黑，尚且知道尊重臨死者的知情權，讓死者死個明白。
可是中國的政治連黑社會的透明度都沒有，執政者掩蓋和歪曲曆史上重大人道悲劇事件的真相，剝奪人民的知情權，企圖把謊言堅持到永遠。
誰是大饑荒期間餓死幾千萬人的元凶？
誰承擔夾邊溝的數千名右派分子被拋棄荒野，死而被食屍的罪責？
湖南道縣６千餘名地主富農及子女被野蠻處死甚至滿門滅絕，政府緝捕審判凶手了嗎？
天安門廣場上究竟打死了多少群眾？
周永康的政法委究竟冤殺了多少無辜生命？有沒有法院、監獄、醫院勾結，活摘囚犯器官的反人類罪行？
……
層層積壓震撼全國的人命大案，受害者死得不明不白，家屬親人也活得不明不白。你想搞明白嗎？“顛覆國家政權罪”大帽子伺候！法律成為對付民眾的矛頭，成為人們爭取正當權利的威脅。
毛澤東的遺體是曆史遺留下的一塊垃圾，也有精神威脅作用，不是說五髒俱空的屍殼能召魂聚鬼作祟害人嗎？這是當朝政府在釋放一種信號：毛時代的罪惡不可追究，毛鎮壓民眾的手段可能重新啟用。歸根結底，是現政權借屍嚇人。
我不由得想起很久以前看到的一段動物世界影片。一群野豬在叢林中覓食，忽然它們警覺地停下來，原來在它們前方臥著一隻死豹子。豹子已經腐爛得肉消骨枯，塌癟的豹皮還勉強維持著豹子形狀。野豬們圍成半圓圈，鼻孔噴出咻咻的告誡聲音，小心翼翼向死豹子方向推進。這時一陣微風吹過，一團腐朽的皮毛輕輕一翻。其中一隻野豬嚇得掉頭就跑，頓時引起雪崩效應，一群野豬頃刻逃竄無蹤。
我的感慨是，如果我繼續留在中國這塊叢林裏，我也會是這群野豬中的一隻。在叢林的法則支配下，我連免於對死豹子恐懼的自由也沒有。
免於恐懼，獨立思考——這不是事業成功的標準，確實是回歸人性、實現自我的最低條件。老同學們，拙見陋論令諸位見笑了。
2014 年3 月16 日
來源：網刊《文革博物館通訊》813 期，2015 年3 月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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