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5 不堪回首的安徽

不堪回首的安徽

朱柏生(644)

從1966年夏季“文革”爆發，到1969年底中國 科技大學南遷安徽，這三年半時間內我雖然經曆了“文革” 的種種疾風暴雨，內心有過許多疑惑、憤懣和抗議，但是， 由於自己沒有直接參與派係鬥爭，大多數時光又耗費在“專案”當中，脫離班級集體，受到了軍管會信任。那一段時間， 我的種種不合時宜的思想基本上沒有暴露，僅限於寫讀書筆 記。另一方麵，我的一些正麵行為，如反對派性，促進兩派大聯合，反對逼供信，專案工作中講究政策，特別是為防止 “鈷”放射性汙染作出了貢獻，因此，在這期間我不但沒有被懷疑、被審查，反而還在1968年的國慶節，當選為首都觀禮代表。

1969年12月26日，中科大根據中央的決定，從 北京搬遷到安徽省安慶市，首先被安置在安慶地委黨校。這個中科大的新校址，校園麵積大概不超過20畝，主要校舍 就是一座三層高的教學樓。我們到達時正值寒冬，安慶因為地處淮河以南而沒有暖氣，學生們在教室的水泥地板上，鋪上稻草，幾十人擠在一間教室，就地而臥，真的是饑寒交迫。

我的第一次失言，也即影響我一生的事故，就發生在到達安慶四天後的12月30日晚上。我一直有早睡早起的習慣，那天晚上，大概還不到10點，我就睡著了，睡的正香時，被本班同學激烈的爭辯聲音吵醒了，我的心情極其煩躁， 情緒處於失控狀態。

當時本班同學有的躺著，有的坐著，爭論的十分激烈， 爭論的焦點是:“究竟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顧大立同學認為，如何評價“文革”，要看“文革”是不是促進了生產 力的發展，現在評價為時尚早;另一位同學認為文化大革命 就是偉大，不能隻看生產力是否發展，關鍵是“文革”打倒 了劉少奇，挖掉了修正主義總根子，從此以後，中國就可以 保證社會主義紅色江山永不變色了......。顧大立說:現在不少工廠停工，安慶大街上就有很多討飯的，難道說這就是革命的目的嗎?還是要看生產力是不是發展了......。

他們的爭論激起我內心多年深藏不露的憤懣，我的情緒 失控了、爆發了，我喊叫道:“吵什麽呀!什麽挖掉了修正主義總根子，什麽中國再也不會出赫魯曉夫這樣的人物了? 我看赫魯曉夫這樣的人現在就有!”那位同學責問我:“你說說，他是誰?”我激動地說:“現在不是有人說朱總司令是黑司令、是軍閥、是草包司令嗎?說朱總司令離開毛主席， 一天的仗也打不了嗎?說朱總司令沾著茅坑不拉屎嗎?” 我責問道:“如果朱總司令是草包、是黑司令，還怎麽說人民軍隊是光榮偉大的?毛主席這麽偉大，又為什麽給自己找了個草包司令呢?”我說:“我看說這種話的人就是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就是大野心家、大陰謀家!”那位同學吼道: “你這是攻擊林副統帥!”我說:“這話是你說的，我沒聽說林副統帥攻擊過朱總司令”。那位同學責問:“就算有人 說了朱德是草包、是黑司令，你敢怎麽樣?”我說:“我很後悔，去年參加國慶觀禮，沒有找把槍，斃了他，如果我有 第二次機會，我會親手殺了這個野心家，為了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為了共產主義事業，我情願用我的命換他的命!”

這次嚴重的失態，把我們班當時睡在同一地鋪上的二三十名男生嚇壞了。大家紛紛急著說:“都不準胡說八道，都給我睡覺!”這時，我也清醒過來了，想到了問題的嚴重， 因為我們班所有同學都知道林彪在1966年5月份政治局會議上攻擊朱德的這個講話。大多數同學和我一樣，十分痛恨林彪，但是，誰也不會公開講出來。我這樣公開講出來， 可是犯了死罪啊!那一夜，我再也睡不著了。

那天晚上不理智的爭論發生後，我們班再也沒有人提起 這件事，似乎風平浪靜了。但是，在接下來的“一打三反” 運動中，到了1970年3月，我們係還是有人揭發了我的 這一嚴重“罪行”。那時，我們係的全體師生都被安排到安 徽省白湖勞改農場勞動和搞運動，我被抽調參加在合肥工業 大學舉辦的“徹底揭開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階級鬥爭蓋子學習班”。在有人揭發了我的問題後，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人就搜查了我留在白湖的兩個紙箱子，發現了我在“文革”當中書寫的約40萬字左右的“反動筆記”，我的問題就這樣暴露出來了。

我的問題的暴露，並引起當時當權的工、軍宣傳隊的注意，還有一件事，就是我參與了“合肥之行”。這是怎麽回事呢? 1969年底，中科大從北京搬到安徽，是非常倉促的，並不像後來安徽吹噓的那樣，說什麽他們省曆來重視教育，重視人才;也不像河南省後來常常提起的“失去了一次引進高水平大學的良機”。說實在的，在那個年代，毛澤東都說了關於大學辦不辦的話，還有哪個當權者對大學感興趣呢?關於中科大的搬遷，據說，1969年10月，中央決定中科大等首都大學必須外遷，當年北京一共有62所高校，要搬走一半。開始中央要中科大搬到江西共青城，中科大考察後，擔心血吸蟲病，不願去江西;提出去四川綿陽，中央又認為清華、北大已向綿陽疏散，擔心高校過於集中而不允許;中科大又提出遷到河南，中央同意，讓中科大與河南協商，中科大選了鄭州市東郊二裏崗，河南省委不同意，中科大又提出可以去許昌或新鄉，河南也不同意。河南建議中科大去南陽的新野縣或唐河縣，中科大考察後，認為一是不通火車，二是電力嚴重不足，根本不能滿足要求，於是就放棄了去河南的想法。時間緊迫，中科大與中科院聯合向國務院業務組領導李先念匯報，請求安排適當的去處。正在匯報時， 李先念的老部下李德生進來了，他時任安徽省革委會主任、 十二軍軍長、政治局候補委員，李先念隨口說:“小李，中 科大沒有地方搬遷，去你那裏怎麽樣?”李德生答:“行啊!” 事情就這樣定下來了。

事實上，中科大搬到安徽，安徽省一點準備都沒有。中 科大當時有近三千名師生，安徽讓我們去安慶，安慶地委隻 給了一所地委黨校的院子，就20畝地，一座樓。中科大的 師生曆來以中國“麻省理工”、毛主席、周總理親自創建的 學校、“兩彈一星”搖籃自豪，到了安徽，眼看學校麵臨解 散的命運，豈能甘心?一過元旦，師生們吃飯都成了問題。 我們心急如焚，紛紛跑到地革委反映，當地的負責人說:“從 來沒有人讓我們給你們學校撥款，我們也沒有考慮給你們 錢!”我們問:“那麽，中科大今後怎麽辦?還辦不辦學啦?” 他們說:“那很好辦，安徽的大江南北、淮河兩岸都是你們 科大辦學的好去處，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到農村去， 到工礦去，走‘五、七’道路，與工人、農民相結合，這就 是你們的出路!”我們聽了之後，全校馬上炸開了鍋，這不 是明擺著騙人嗎?作為培養“兩彈一星”人才的高等學府 就這樣完蛋了嗎?這時，一種強烈的為國家、為民族、為未 來的使命感促使我們不顧一切地豁出去了。

1970年1月5日，幾位在中科大有較大影響的同學， 一天數次跑到安慶郵局給中科院的劉西堯、國防工辦的張震、 國防科工委的劉華清等首長發電報，要求他們火速乘直升飛 機到安慶來，聽取我們的匯報，挽救中科大。5號晚上，中 科院答複:“首長6日乘直升飛機到安慶，聽取中科大師生 的意見。”可是，到了6號，中央有關單位電話通知:因北 京連續三天風沙濃霧，飛機無法起飛，三首長決定7日乘火 車到合肥解決科大的問題。6號晚，我們這批活躍分子討論 認為:中央首長若是先到合肥，必然先見安徽的領導，安徽 的領導不可能反映真實情況，如果中央首長偏聽偏信，一旦 做出解散中科大的決定，情況就無法挽回了。於是，我們決 定:立即組織部分骨幹連夜趕到合肥，搶在安徽省委之前， 接回中央首長，讓中央首長先聽我們的匯報。當晚十二點， 我們叫起已經睡覺的北京工宣隊的白指揮(此人是黨的“九 大”代表，北京造紙廠的工人)，要求他給我們派車，開始 他不同意，學生們就跟他爭吵，罵他是“工賊”，白指揮不 得已同意派車，夜裏兩點，我們一行29人乘上校車興高采 烈地從安慶出發前往合肥。

我們的頭腦太熱太簡單了，以為我們勝利了。就在我們出發不久，白指揮就將我們的行動向北京、向安徽省革委報告了，並斷定我們是去合肥“綁架中央首長”。我們還蒙在鼓裏，上午到了合肥火車站，顧不上吃飯休息，商量如何向中央首長匯報，如何以情感人，如何爭取中央的支持......。 我們在火車站焦急地等著，按時刻表，中央首長乘坐的列車 應當在下午四點到站，可是，等啊等啊，快到六點了，也沒 有動靜，卻見火車站裏來了許多荷槍實彈的士兵，士兵老是 盯著我們這二十來個學生，此時，我們還沒有意識到問題的 嚴重性，直到晚上六點半，安徽省革委會辦公廳派人來找我 們說:“你們是中科大的學生吧?天不早了，省革委領導請 你們到省委招待所去，有事可以慢慢談嘛!”我們這才意識 到問題的嚴重性，我們商量後認為:“來者不善，合肥不是 久留之地，。”於是，就騙省革委辦公廳的人說:“馬上就 去，”等我們的人一到齊，就立即啟動車，飛馳回安慶了。

我們回到安慶後，也沒有太在意，隨即就回家過春節了。 剛過完節，就收到了中科大要求我“火速回安慶”的電報。 我們回安慶後，陸續知道了詳情。原來，在我們去合肥的路 上，北京工軍宣隊就向省革委和中央謊報了我們要綁架中央首長的情報，於是安徽方麵就派軍隊包圍了機場和火車站， 北京方麵經周總理親自批示，責成鐵道部，讓乘坐王錫鵬等三位首長的火車在離合肥還有百餘裏的小站緊急停車，車上 廣播通知“首長下車”，王錫鵬等不知就裏，沒有下車，直到士兵們上車搜尋，才把三位首長請下車，並由安徽省革委的車隊接到了合肥。

我們的“合肥之行”沒有接到中央首長，但也引起了中央對中科大的關注。中央批示，安慶不是中科大辦學的合適地方，應當在合肥選址。安徽革委會就我們的“合肥之行”也做出了三條決定: 一是，中科大學生企圖綁架中央首長是“反革命”行為;二是，立即解散合肥師範學院，校址讓給中科大;三是，要求中科大半年之內完成搬遷。

過完春節，返校後，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安徽派來了 工軍宣隊，他們把參與“合肥之行”的同學看成是危險分子， 稱我們是“小28個半”，(文革中，康生把追隨王明的中 共早期留蘇人員定為“28個半”反黨集團。我們參與合肥 之行的主要是科大三係，四係的同學共29人，其中三係的 一位周姓同學是合肥人，他想乘坐便車回家，算半個骨幹。 這樣，我們參與合肥之行的也正好是二十八個半)。後來， 在搞清楚我們沒有綁架中央首長的企圖後，對此也沒有過多深究，隻是大會小會作了幾次泛泛的批判，但是，我已經被 安徽的工軍宣隊注意上了。

1970年2月下旬開始，中科大從安慶搬到了合肥， 各係同學分別被安排到白湖農場、淮南煤礦、壽縣農村、銅陵銅礦等地勞動，並開始了“一打三反”運動。通過“合肥 之行”，安徽省革委會認為中科大問題十分嚴重，決定重點整治。於是由當時的省革委會副主任李東林掛帥，把中科大的原當權派，革委會的頭頭，兩派骨幹，活躍分子等都集中到合肥工大，舉辦“揭開中科大文革階級鬥爭蓋子”的學習班，這個學習班一共42人，包括原黨委書記劉達等30人算是有問題的，需要交待的;另外像我這樣的12名師生是工軍宣隊認為了解情況的“左派”，是依靠對象。

這個學習班從一開始就“火藥味十足”，不準參會人員 交談、串聯，要求有問題的人“竹筒倒豆子，徹底交代”。學習班剛進行半個月，就發生了原保衛處幹部李恒昌上吊自 殺的事件。開始，我還比較輕鬆，沒有涉及我的什麽事，我 也不是“壞頭頭”。可是4月初的一天中午，正在午飯時間， 送來了一份報紙，我看到報紙上用一個整版揭發某現行反革 命分子的罪行，標題是:“敵人磨刀霍霍，要殺我們的頭， 我們該怎麽辦?──格殺勿論”!大致瀏覽了一下內容，我 頓時懵了，通篇寫的都是我“讀書筆記”上的內容摘抄，還 專門揭露了我惡毒攻擊林彪是赫魯曉夫式人物，並要殺害 “敬愛的林副統帥”的罪行。那天中午，我沒有吃多少飯， 就回宿舍了，中午也沒有休息，其實，這時已經有人看管我 了，下午我就被關到了合肥工大的一座二層小樓上去了，這 一關就是四個多月，我被隔離審查了。

我從這天起，就失去了自由，吃飯由看管我的人打飯， 上廁所有當兵的看著，睡覺有看管的人陪睡，並反鎖上門。 對於這樣的遭遇，應當說，我是有思想準備的，三、四年來， 內心也曾多次發誓:為了共產主義事業、為了中國人民，隨時準備流血犧牲。我被關押的前10天，拒絕寫任何交待材 料，我的答複是:“現在思想很亂，等我安靜下來，理出個 頭緒”。四月中旬，我聽說，中科大有近10位同學因受不了迫害，紛紛跳樓或臥軌自殺了，多數是我很熟悉的同學， 尤其是六係的一位同學，讓火車攔腰截斷，死狀十分悲摻， 死後，淮南煤礦的造反派還把他的兩截屍體拉到一起，組織學生和工人到現場開批鬥會......，在那個瘋狂的年代，還有 什麽滅絕人性的事情幹不出來呢?

四月二十日之前，我經過再三考慮，認定自己必死無疑， 心想，豁出去算了，死也要死得有骨氣。於是，我簡明扼要 地寫了第一份交待材料，大概有四頁紙。我說，我的全部“反 動思想”歸納起來，就是一句話:我不認為文化大革命是兩 個司令部，兩條路線，兩條道路的鬥爭，我認為中央存在著 三個司令部。我擁護毛主席為首，周總理為副的無產階級司 令部;劉鄧司令部當前已經是次要矛盾;而以林彪為首，江青為副的司令部，是一個類似於蘇聯托洛茨基匪幫的極左的反革命集團，我認為這個集團的主要首領是林彪、江青、陳 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我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係列事件，對中央的決策都是按照這個思路來分析的......。

我把這份材料交出去之後的當晚，安徽省革委會副主任、 中科大的工、軍宣隊總隊長李東林就找我談話了，他不是談 話，而是審訊、謾罵和恐嚇。他把我寫的材料甩到我的臉上，大喊大叫:“反動至極”、“罪大惡極”、“千刀萬剮”、 “槍斃你十次都不解恨......”。我也被惹火了，我想，反正活不成了，死也決不當狗熊!我把墨水瓶摔到地上，潑了一地墨水，我說:“你憑什麽殺我?我沒有反動行動!甚至沒有多少反動言論，我是思想罪，在世界上思想是不能定罪的， 法西斯的南非當局尚且沒有槍斃曼德拉，你們憑什麽槍斃我! 槍斃我，隻能證明你們比法西斯還法西斯......”。之後的幾天，我也不寫交待了，理由是“李東林不容許我實事求是地交待!”我開始認真地考慮自殺的途徑和方法。

當時，我兜裏還有10多元春節從家裏帶來的錢，看管我的人，夜裏睡的很死，我有機會逃出去，我不想讓他們侮辱我的屍體，我也有落葉歸根的想法，希望死了也要埋在家 鄉，埋在母親身邊，還想告訴家人，我為什麽會被整死。於 是，我想了一個死法:夜裏逃走後，坐長途汽車回家，在離 我家三、四百米遠的範公堤公路上下車，讓汽車軋死，我留 下遺囑，我想，家裏人會去收屍的，我起碼可以葬在母親的 身邊了......。這個想法在那幾天一直在腦海裏縈繞。我原本打算在4月25日之前，將這一計劃付諸實現，真的，那時， 我絕望到了極點。

接下來，我做了個奇怪的夢，一下子改變了我的想法， 把我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事情是這樣的:1970年4月 24日中國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廣播裏反複播送著從太空傳回來的“東方紅”樂曲。被關押的我，同樣心潮起伏，熱血沸騰。一方麵，我為我們祖國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為 中科大在其中做出的貢獻而無比自豪;另一方麵，我為我自 己即將離開這個世界，走向永遠的黑夜感到無比的悲傷。那 天夜裏，我翻來覆去睡不著，欲哭無淚，欲睡不能。

大約清晨四點多鍾，迷糊過去了，大概也就睡著了十幾 分鍾吧，就在這十幾分鍾裏，我做了一個奇怪的夢，我夢見 自己已經56歲了，身體長的胖胖的、很結實(當時我很瘦， 體重隻有110斤)，紅光滿麵，周圍的人都很尊敬我，熱 情友好地同我打招呼......。刹那間，我驚醒了，真是百感交 集。我醒後，直到天亮，再也睡不著了。我開始認真地考慮: 我為什麽會落到今天的下場?難道是我錯了嗎?在我的腦 海裏，我把恩格斯與巴枯寧的爭論，列寧與普列漢諾夫的爭 論，斯大林與布哈林的爭論，第三國際與第二國際的爭 論......像過電影一樣地回放;我把自己曾經曆的“反右”、 “大躍進”、“反右傾”、“文革”的種種怪異事件一一展 現。我平生第一次大膽地向自己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 “難道毛主席真的洞察一切嗎?難道他的話真的一句頂一萬句嗎?難道他就不會犯錯嗎?”我又聯想到“文革”中 搞專案，接觸了那麽多的高級幹部、基至是將軍、元帥、副 總理，許多人都隱隱地流露出對林彪、江青等“文革”紅人的不屑，和廣大工人、農民對無休止運動的不滿，我相信人民，隻有人民才是曆史的創造者。

這時，我頭腦裏產生了一個大膽的推理:林彪、江青等 人是那樣地不得人心，卻為什麽還能那麽驕橫不可一世呢? 不就是因為有毛主席的支持嗎?毛主席明明犯了許多錯誤， 卻為什麽還能讓全國人民把他像神一樣地拜崇呢?不就是 因為傳統的迷信和專製嗎?由此，我大膽地推演，毛主席去 世之後會怎樣呢?我斷定: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是容不得 林彪、中央文革一幫人橫行霸道的，到那時，也許就會“天 翻地覆慨而慷”了。我這麽一想，近一個月的悲觀失望，反複考慮的自殺念頭一下子動搖了。我是1943年出生的， 等到我56歲時，就到本世紀末了，那時的中國會是個什麽 樣子啊!我真的還會有未來嗎?我計算著:毛主席已經77 歲了，他老人家活到90歲，我才30多歲;他老人家活到 100歲，我也才40多歲，他老人家去世之後，林彪、江青等人是一定會完蛋的，我們這些人是一定會翻身的，民主 正義是不可抗拒的!我們這一代人還會有美好的未來。就在 這一天清晨，我下定了決心:我不自殺，我要爭取生的機會， 我相信一定會有美好的未來!

我做的這個奇怪的夢，後來還真的靈驗了，等到我56歲時，已經是1999年了，這時的我是幸福的。我已經從開封調到省會鄭州，任河南紡專校長。這一年，我分到了140平方米的住房;這一年，我被評上了教授;這一年，我喜添了個孫女，當上了爺爺;也許這就是冥冥之托吧?

許多事情都有巧合，就在我交第一份“交代材料”，被安徽省的李東林罵為“殺你10次都不解恨”的前後，在北京中央黨校，發現了一份“反動傳單”，落款是:中共(馬 列)中央委員會，聲稱這個委員會的主席是朱德，總書記是陳毅，常委有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等人，我寫的那些觀 點與這份傳單相同或相近。李東林把我的材料匯報上去之後， 我這個窮學生一下子就上升為安徽省的重大政治犯啦!李東林親自抓我的專案，工、軍宣隊的人曾經很可笑地問我:“你和朱德有啥關係?”我說:“除了我們都姓朱，別的沒有什 麽關係”。

由於在交第一份材料時，與李東林發生過激烈衝突，所以，在做了那個奇怪的夢之後，我就反複考慮，在毛主席百 年之後，我如何才能翻案。我決定:一方麵，我不能硬頂; 另一方麵，我也不能一味地投其所好，這會為以後平反埋下禍根的。為了慎重，一段時間內，我不急於寫交待，安徽省 專案組為了報功，就迫不及待地希望從我身上撈到油水，大 約是四月三十日傍晚，軍宣隊的石政委(他是十二軍三十四 師的政委)找我談話了。石政委當時大約四十五、六歲，他不像李東林那樣凶神惡煞，倒顯出一副學者風度。就我們兩 人在一間小房間裏，相向而坐，他讓我從祖宗三代談起，談自己的小學、中學、大學的生活和成長經曆，談“文革”當中思想的演化過程，談對第二國際、第三國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看法......。

他顯得極有耐心與教養，在交談當中，我以請教老師的方式向他提出了大量的問題，如:南昌起義的領導者是周恩 來還是林彪?毛主席在井岡山是同朱德會師還是同林彪? 平型關戰鬥中，林彪是怎樣負傷的?“三下江南，四保臨江” 的決策是否全部正確?三次放棄哈爾濱是否都是正確的? 主張打錦州究竟是不是林彪的決策?“毛主席這樣的天才， 中國幾千年，世界幾百年才出一個”，這個賬是怎麽算的， 這句話有沒有道理?......。我用請教的方式，把我在“文革” 中形成的近百個觀點全盤托出來了，每當我提出一個問題， 石政委總是耐心地聽著，然後說:“你不要問我，你說你 的......”。他表現出在沉思的樣子，一直不停地吸煙。那天， 他從大下午太陽沒有落山，同我一直談到第二天，也就是 “五·一”節，太陽已經升起來以後，我們才結束談話。我注意到，他一夜吸了三盒煙。

談話結束時，石政委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了兩句話，第一 句是:“小朱，你還年輕，也很聰明，你應當有勇氣活下去; 第二句是:你對政治感興趣，但是，我告訴你，搞政治是要拿腦袋換的!”這兩句話既是對我的鼓勵，也是對我的告誡， 我牢記了一輩子!我時常想，在那樣瘋狂的年代，在重災區的軍隊裏，竟然能遇到這樣有見識、有思想的政委，實屬難得，這也是我的幸運啊!從此往後，不論身處逆境還是順境， 對於“政治”，我隻願當觀眾，而不再當運動員了。

石政委談話之後，我的情況有了很大的改善，雖然我還 被秘密單獨關押，但是沒有人罵我，更沒有人打我，在那個瘋狂的年代，我能享受這樣的待遇，恐怕也算是奇跡了。這大概也就是老百姓常說的“閻王好見小鬼難纏吧!”專案組 派了我係的青年教師某某看管並負責我的生活，此人我很熟 悉，他心地善良，雖然在政治上認為我很“反動”，但在生活上很關心我。粉碎“四人幫”之後，他曾兩次專程到我家， 向我賠禮道歉，我都以禮相待，我說:“你沒有什麽對不住我的，你看管我，是當時組織上安排的，你不管，也會派別人來管，你沒有陷害我，也沒有虐待我，當時我不能要求你同意我的政治觀點，我對你隻有感謝，沒有怨恨。”

在石政委的安排下，我在秘密審查期間，生活上非但沒有受委屈，每天還有一道葷菜，能夠吃飽，夥食比普通學生 還好，作息時間基本上自己安排。筆墨按需求供應，隻是發給我的每張紙上都編了號，我寫的每一個字都被專案組拿走， 寫錯了也不能自己撕毀。在做了那個奇怪的夢之後，我就拿 定主意，我要以好的態度配合專案組，一切為了不被槍斃， 一切為了活下去，為了在毛主席百年之後，我能重見天日。

1970年“五·一”之後，我開始係統地交待自己的 “反動思想”，我給自己立了四條規矩:一是，交待問題， 罪名帽子要大，顯得誠懇，但是，內容要實在，我“攻擊” 的內容，要麽是曆史事實，要麽是出自馬、恩、列原著;二是，我所交待的問題，在當時是“反動”的，但是，在林彪、 江青等人垮台之後，要有翻案的把握，絕不能亂交待;三是， 我所反對，並希望打倒的隻限於六個人:林彪、江青、陳伯 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交待材料不涉及更多的大人物， 因為我相信在毛主席百年之後，在另一種氣候下，這六個人是一定會完蛋的;四是，一人做事一人當，“文革”當中， 我極少與本係、本班的同學接觸，我交待問題，不涉及別的 同學。相反，專案組要我證明別的同學的“反動”思想觀點 時，我都盡可能地賴到自己的頭上，反正，虱子多了不怕癢。

我把自己所謂的“反動思想”分成了十幾個大問題，如: 關於毛澤東思想，關於毛主席革命路線，關於林彪，關於江青，關於中國共產黨，關於社會主義，關於第三國際與第二國際，關於知識分子政策，關於備戰與第三次世界大戰，關於斯大林等等，我都用了嚇人的大帽子做標題。如:“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瘋狂反對敬愛的林副統帥......”。五、六兩個月，我在沒有太多幹擾的情況下，寫了近20萬字的交待材料，大體上全麵真實地反映了我在“文革”初期三、四年內思考的一係列問題。

這期間，專案組曾經四次押著我去參加安徽省在合肥體 育場召開的公審公判大會，每次大會參加的民眾都多達幾萬、 十幾萬人，每次槍斃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少則幾人，多則十幾人。每次大會，專案組都讓我坐在距離跪著等著被槍斃的人幾米遠的地方，讓我“受教育”。會議一結束，我就被 專案組押回關押地，顧不著吃飯，專案組就責令我背誦毛澤東的“南京政府向何處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兩 篇文章，然後要我談參加公判大會的感想，他們責問:“是 你的罪大?還是那些被槍斃的人罪大?難道不是可以槍斃 你十次嗎?”

經過三個多月的審查，專案組大體上查清了我的問題。 其實，除了查抄的我的讀書筆記，日記之外，並沒有找到我 的什麽罪證。他們找了我所有的同學、老師和接觸較多的人， 沒有人了解我的“反動思想”，他們派人到我的家鄉、我的 小學、中學母校外調，也一無所獲，我從小到大，絕對是好孩子，好學生。我們係的總支書記孫文凱、係主任廖伯石、 輔導員潘錦杜都證明我“本質好，一時誤入歧途”，甚至連我們係軍宣隊劉政委都為我說情，還流了淚。

除了我1969年12月30日夜裏在安慶的那次 “失言”外，沒有人能檢舉出我的任何“反動言論”。我是 個實實在在的“思想罪犯”。因此，七月中旬，專案組就把我從合肥工業大學押回我們係駐地──安徽省白湖勞改農場了。到農場後，隻對我進行過一次大會批判。因為我的“觀 點太反動”，上級決定不向師生公開，所以，批判會開的很空洞，隻是喊了“打倒”，“罪該萬死”，“敵人不投降， 就叫他滅亡”等口號。正因為如此，我們班的同學直到2008年“校慶50周年”見麵，還在問我:“你當年究竟因為什麽事挨整啊?”

1970年7月下旬，中央終於決定，六九、七零兩屆 大學生要分配工作了，這時，我們班的許多同學還沒有人身自由，還在被審查中，我們班45人，高幹、高級知識分子 家庭出身的不少，當年全國各地的高考狀元多，客觀上看， 同學當中，不少人心高氣傲，比較有思想，這就決定了在那 種專製暴政的社會是不會有多少生存空間的，“一打三反” 運動中，我們班有40人左右被審查，三分之一左右的人被 打成了“反革命”，後來，幾乎全被發配到邊疆各地接受再 教育，“文革”後，有些人選擇了到國外定居。幾十年後， 同學們相聚時，不少旅居海外的同學泣不成聲地說:“選擇出國，也是出於無奈啊，不是我們不愛國，是我們國家不歡迎我們這一類喜歡獨立思考的人啊!”

分配之前，全班同學都是灰溜溜的，有的下地幹活，有的還在寫交待材料，人人心事重重，這時互相見麵，也都不敢打招呼了。談話一定是遵命行事，記得工軍宣隊就曾派我們年級四班的團支書找我談心。因為我是一班的團支書，我們又都是江蘇老鄉，照理說是很有感情的，但是，在那個年代，人性是完全被扭曲的。他找我談話時，倒也很動情，他聲淚俱下地說:“老朱啊!我萬萬想不到你會墮落到這個地 步!你怎麽能那樣喪心病狂地反對我們敬愛的林副統帥呢? 他可是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呀!他 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呀!是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最偉大的接班 人呀，你反對他，不就是同全國人民、同全世界被壓迫民族、 被壓迫人民作對嗎?你這是在挖我心上的肉呀!......”我相信他在當時是真誠的，今天想起來，我們當年的那種意識形 態還真有點像拉登的邪教呢!迷信可以使聰明人變成白癡， 在那時，我唯一能夠做的就是沉默。

七月下旬，專案組要對我的審查下結論了。那時，公、 檢、法已經被“砸爛了”，軍管會掌握著生殺大權，專案組 隻要把結論報軍管會就可以決定了。所以，要判一個人，甚至要殺一個人，都很容易。專案組第一次找我談話說:“念 你一貫表現較好，一時誤入歧途，初步決定判你15年徒刑， 你要感謝黨，感謝毛主席給了你第二次生命。”我當時隻盼能活下來，隻盼未來時局變化，這個處理我已經知足了，我 又能說什麽呢?於是，我當天就用大頭針紮破了十個手指， 寫了一份血書，大意是:我崇信共產主義理想，我願為共產 主義奮鬥終身，現在隻有一個請求，盡快送我去淮南煤礦勞改，我願意以自己的血汗報答人民的養育之恩。二十多年的“教育”，使我變成了政治動物。第二次找我談話，說有可能隻判七年;第三次找我談話，告訴我不判刑了，可能要留校管製勞動兩年，這更出乎我的預料了。

若幹年後，我才聽說，我們中科大的這批學生能夠被從寬處理，還要多虧周恩來的恩準。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安徽省搞得特別“左”，簡直視中科大為敵對勢力。 大批學生被打成“反革命”，十幾位師生含冤自殺。對此， 北京留守的工軍宣隊和中科院工作組是有不同意見的，他們向中科院反映，當時中科院革委會主任劉西堯把這個情況報告了周總理，周總理在這個報告上批示:“中科大的革命小將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風大浪中學習遊泳，他們還不會遊泳， 嗆了幾口水，現在是讓他們自己總結經驗教訓的時候，不是整他們的時候”，正是這個批示，挽救了我們這批學生。

到了八月三日，專案組領導對我說:“組織上認為你們這些人還有改造過來的希望，決定不判刑，給你們分配工作。 但是，你的問題那麽嚴重，要開除你的團籍。你要感謝黨和 毛主席，要好好改造。不過，像你這種人，改也難!”我說: “我1963年就入黨了，後來按省裏的統一規定停止了組織生活，1966年5月我又第二次入黨，係總支也批準了， 因為文革，黨委未按時審批，這怎麽說呢?”他們說“像你們這種人還提入黨?”然後給了我分配工作誌願表，我填的 第一誌願是內蒙古大草原，第二誌願是雲南西雙版納。軍代表當即問我:“你為什麽要去這兩個地方?”我說:“自古以來，罪犯都是發配邊疆充軍的，我願意自我充軍。”軍代表訓斥道:“你很狡猾，你想偷越國境，叛國投敵!”我氣憤地說:“你愛怎麽說就怎麽說吧”。軍代表責令我重報誌願，我拒絕了，我說:“你們隨便分吧”。當晚，軍代表很得意地告訴我:“組織上決定，把你分配到河南省，中原大地，看你能往哪裏逃!”我冷冷地說:“那就讓曆史回答你吧!”

我就在這種慘境下“畢業”了。工軍宣隊給我做的畢業鑒定，簡直就是一張判決書，在介紹了我的出生年月和籍貫 後，寫道:“由於長期受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毒害，在偉大 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中，思想逐步走向反動，惡毒攻擊 偉大領袖毛主席，瘋狂反對敬愛的林副統帥，瘋狂反對戰無 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瘋狂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瘋狂反對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瘋狂反對中國人 民解放軍，瘋狂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惡毒攻擊偉大的 社會主義製度，惡毒攻擊敬愛的江青同誌......。定為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我的鑒定隻有一條優點:“熱愛勞動”。通篇都是嚇人的“罪狀”。這就是我的“畢業” 鑒定!這就是黨給我開的走向社會的“通行證”。當時，軍宣隊小頭目曾經很得意地對我說:“你這一輩子，不管走到哪裏，再也逃不出無產階級專政的掌心了。”

"文革”中，工人階級占領了學校，我們的大學畢業證上，沒有我們校長郭沫若的簽名印章，也沒有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公章，蓋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安徽省工人駐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印章。大學文憑上蓋這種不倫不類的印章恐怕是古今中外的奇聞。“文革”後，學校通知我換發畢業證，我決定不換了，就讓這個曆史的恥辱永遠存在下去吧!讓後來人知道，中華民族曾經經曆過怎樣一個荒誕的時代。

1970年8月5日，我拿著這一份派遣證和我係的同 學一起從白湖出發，坐輪船途徑巢湖到合肥，再轉火車就各奔東西了。就是上了輪船，我們也還沒有自由，還有解放軍跟著，害怕我們臨走前再搞什麽“反革命串聯”。畢業時， 我們沒有畢業合影，沒有畢業典禮，沒有師生告別，有的隻 是滿腔憤恨和對未來的茫然。我們從白湖到合肥，在輪船上 呆了七、八個小時，多數同學沒有吃一口飯，沒有說笑，沒 有告別，呆呆地坐在甲板上沉思......。我們的大學生活結束 了，可是我們上了什麽樣的大學啊?在校六年，隻上了兩年課，四年時間搞“文革”，換來的是“反革命”身份。直到 上火車之前，我都沒有半點自由，審查我四個多月，我連理發的權利都被剝奪了，好在我的頭發長的很慢，否則我就成 了現代的“白毛女”了。坐著輪船，一路悲悵，滿目迷茫， 我的未來在哪裏?我的命運又會怎樣?但是，不管怎麽說，

我總算是離開了審查室，離開了中科大，離開了安徽，該詛咒的安徽!大學生活不堪回首!

來源:網刊《文革博物館通訊》801 期，2014 年 12 月 8 日

[林向田]

“選擇出國，也是出於無奈啊，不是我們不愛國，是我們國家不歡迎我們這一類喜歡獨立思考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