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哥哥的家,是有兩房間的宿舍。外麵間當客廳,裏間是哥嫂的新房。哥哥說五月份的婚禮是在公安廳會議室舉行的。同事、領導都參加了。先讀上幾段毛主席語錄,再發上幾粒糖,既簡單又莊重。
九月份的天氣依然炎熱。晚上哥哥把床讓我睡。他向同事借了板床搭在了客廳。可他沒有蚊帳怎麽行。哥哥說他有辦法,讓我先睡。半小時後我出來看他,忍俊不禁。隻見他全身武裝,穿著長袖、長褲、襪子,頭上包著枕巾、再套了頂帽子,像個傷病員似的躺著。我問他不熱嗎,他卻得意地答:“這樣既不讓蚊子叮,又不用蓋被褥,一舉兩得。”
早上哥哥上班,叫我在家睡懶覺。中午他買來飯菜給我,驚歎屋裏被我收拾得幹淨整潔。晚上他下班時帶來了個上海同事。他讓我們一個說蘇州話,一個說上海話。他聽得樂壞了,說江南話就是好聽,但比外國話還難懂。
送走了上海人。哥哥順便帶我到城裏轉了轉,還買了兩斤鴨蛋和新鮮桂圓。那幾晚聊天,聊累了,就把剝了殼的桂圓和鴨蛋一起煮來當宵夜吃。桂圓熱性,我吃多了,留了鼻血,再也不敢碰。
每晚我們都談得很晚。哥哥向我說起了夭折的妹妹。她是在我四歲時出生的,那是1950年。“可憐的四妹落生的這個家太窮了。在她還需要吃奶時就被強行斷了奶。因為隔壁開毛筆莊的吳老板有個兒子沒奶喂,來征詢媽媽能不能奶他的兒子。吳老板還提出兩家孩子交換帶,主要是怕四妹留在媽媽身邊,媽媽會偷喂自己的女兒,而他的兒子就少吃奶了。媽媽隻得同意。才半歲的四妹到了吳老板家,被吳老板妻子喂的是稀粥米湯。後來因為營養不良,四妹患了麻疹,是在媽媽懷裏停止呼吸的。” 哥哥說得動情。作為長兄,他在童年和少年時期親曆了一個接一個的骨肉離散和生離死別,這些深烙在心裏的陰影是永不磨滅的。
從哥哥那裏,我還驚喜地了解到爸爸曾經也當了回類似民間故事中拔刀相助的“俠客”!原來,有一次生父在集市賣菜,碰到一個不付錢的國民黨傷兵。生父向他要錢,對方竟掄起拐棍就朝生父打,並把他的秤杆折了、菜籃踩了,還招來了警察,把生父抓了起來。最後還是虧得爸爸出麵,當天就把關進警察局的生父“保”了出來。那時候的爸爸有地位和實力,受人尊重!
休息天,哥哥借來自行車。我們一人騎一輛,去拜見他的丈母娘。嫂子的母親是退休教師,衣著素雅得體、風度翩翩。她熱情地邀請我們吃飯。從家具擺設就能看出嫂嫂的家境很好。吃過飯,伯母拉我談家常。她說:“你哥哥太窮了,弟妹一大串。我女兒第一次去你哥家回來就是這樣告訴我的。我是很擔心女兒嫁你哥過窮日子,但她很堅決,說看中的是你哥的正直和有責任感。“ 伯母接著說:“我女兒很傻,人家找對象都要找經濟條件好的,唯獨她不在乎窮。” 聽到這,我打心裏佩服嫂子。她內心強大、擁有抓住愛情的勇氣,而我沒有。伯母笑了笑又說:“你哥哥的人品確實好,隻要我女兒喜歡,我也沒話好說。”
我準備回蘇州了。哥哥陪我上街買了些帶回家的需要品。我買了一隻價格五元的木澡盆,一隻價格一元五角的小腳盆。哥哥買了米粉麵,還替我買了車票,是票價二十一元的特快列車。我知道他手頭拮據,這車費沒準是問同事借的。為奶媽看病,他已欠了別人的債。我隨身攜帶的五十元錢一直沒用,自己的車費說什麽也得讓我付。想到哥哥一定不會答應,我就把二十元錢夾在他寫字台上的一本毛主席語錄裏。
我坐的是十月一日下午一點三十分的列車,要在第二天下午三點抵達蘇州。哥哥已拍了電報叫爸爸來車站接。火車啟動時,哥哥眼睛濕潤了,不停地與我揮手道別。
回到家,媽媽對我態度和氣,問長問短。第二天我一上班,同事也圍著我問這問那,我好像是新聞人物。
11月2日,我回家正好一個月,收到哥哥的來信:奶媽去世了!她才活了五十二年。媽媽在一旁安慰我說:“這次幸好你回去與她見了麵,她走時應該是安心了。”
我永遠不會忘記在福州時,哥哥語重心長對我說的話:“父母都是剛強堅毅、善良厚道的人。他們是被迫遺棄自己的親生骨肉的,不能怪他們,隻能怪那個殘酷的舊社會。他們一生受窮受苦,忍辱負重地活著,但他們清清白白、賺的每一分錢都是浸潤著血汗的硬錢。他們的品格是受人尊敬的。對於送出去的兩個女兒,他們一輩子都想著、念著,他們一直叮囑我不要忘了這兩個妹妹。”
我媽跟你媽媽差不多年紀,她最後也放棄了自己喜歡的人,因為有一個追求者寫黑信造謠。她當時的男朋友是要從政的,繼續下去政治前途就沒了。她後來嫁我爸,對我爸爸的事業影響也很大。不過我爸爸事業心不是很重,他不在意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