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8月底工宣隊進校了，原來的革委會不僅是靠邊站，更是下一撥運動的對象了。我畢竟年輕，新參加工作不久，幸免於被運動，但未能幸免於接受再教育。進駐我校的工宣隊來自武漢市針織一廠，暑假期間讓我去勞動，接收工人階級再教育，改造思想、提高組織紀律性。我相信辯證唯物主義，凡事想找到規律性，但穿褲腰帶與改造思想、提高組織紀律性有何關係？一個月的勞動結束，讓我在小組發言中談談認識。我隻好說出它們之間的客觀聯係：我不穿褲腰帶，街上的人都得提著褲子走。話音剛落，Z老先生“撲哧”一聲，笑掉出一個什麽，然後滿到處找，原來是一顆假牙！Z老先生是一個有曆史問題的人，像這樣一些表現，會認為是“新動向”。
我在針織一廠勞動時，工廠女工問：“你們的指揮長是C吧？”我說是呀，她說：“最邪的！”她說C是一個保全工，見到女工就打情罵俏、動手動腳。
C到了學校，可不是一個保全工，而是指揮長了。到冬天，你看那威風，一件軍大衣，手袖不穿進去，像鬥篷一樣披在肩上，兩個肩膀頭聳起來，走起路來像騎在馬上的夏白陽。一進全體教職員工大會，威嚴地掃視大家一圈，會場鴉雀無聲，鄰座的鼻息聲都聽得到。於是他登場了。
“我們學校有沒有“五.一六”？不是有沒有的問題！而是有這麽多！！！”
隨著話音剛落，他舉起了一個巴掌。
“五個？？？”滿會場、空氣中都是問號，
“五十！！！”他一個字一個字的吐出來。
這是怎麽回事呢？大約在1968年文化大革命期間，曾發生大規模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運動。一時間，全國黨政軍機關、學校興師動眾，全力投入清查運動。成千上萬的幹部、學生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遭到長期隔離審查、批鬥、監督勞動，喪失人身自由，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這場清查運動一直持續到1974年，之後以“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一句混賬話，不了了之。
這件事莫須有，荒唐至極！上麵所記，隻是一個場麵。如果再往下寫，就是把這50個名額、通過車輪戰逼供信落實到人的過程了，個個都是血淚。譬如在一次大會上，逼一個老師承認填過一個表，他百口莫辯，緊張到崩潰，撲倒在我身上。我幫他站起來，他後麵一個左派積極分子，把他衣領一抓、往上一提，大吼一聲：“裝死！”讓我目睹了凶惡和殘忍，我始終在觀察，取中立立場。
S老師是重點審查對象，被關在一個單間，專案組用車輪戰的方式輪番審問他，用疲勞戰的方式日夜逼供。S老師精神幾近失常。當他放出來時，說：他是學紅岩小說裏的華子良、關在牢房裏做俯臥撐才堅持下來的。
當時流傳著攻破“5.16”分子頑抗的經驗，就是要到審問到下半夜，甚至不給吃喝。須不知那是人所能承受的極限呀！
J老師是革委會成員，性情直率，見到一些不滿的社會現象，他會直言不諱地叫：“多黑呀！黑得很呀！”工宣隊把他作為突破口加以突破。經過一段時間隔離，再看到他，像一個鬥敗的公雞，耷拉著腦袋，精神已經被摧毀了。他承認了填過一個表，參加了這個組織。這意味著“零”的突破！既然有一個，就會有一批！於是運動乘勝追擊、開展得更猛烈了。
在J老師身上打開缺口，早有D老師算過命，D有半仙的雅號或聲譽，他說：“J的後腦有一個魏延反骨”。不過，J老師好像隻管自己承認，沒咬出其他人。
這場清查運動一直持續到1974年，之後不了了之。其荒唐不亞於反--右。
工宣隊進校時，大言不慚地說：我們工人說話，是扁擔掉在地上，一就是一。當時有位M老師站起來說：不對！你們說話，是扁擔掉在地上，彈起來再落地，是二！而在我心裏，那舉起來的一個巴掌，一直舉著，無休止、無修改、無羞恥！
文革的 “鬥批改”，是鬥爭、批判、改革的簡稱。本來，這是毛澤東在文革早期對文革理想目標的初步設計，即對“文革”應解決的問題和步驟的整體概括，也是為了強調“文革”是一個有目的、有計劃、有理性的政治運動的藍圖式工程說明。但是實際上，文革一路上磕磕碰碰，碰到什麽就批鬥什麽，諸如抓五-一六、批水滸之類，都不是預料中的，一個運動接一個，所有波及到的對象的出路，都是農村。許多單位和家庭人去樓空，我們家也差不多走空。
父親自是首當其衝，以曆史反革命的赫然罪名遣送回原籍。早上我送行，途徑閱馬場紅樓。湖北省政協秘書長鄭伯伯在附近餐館餞行，一碗薄酒，心意、話語盡在其中。分手時鄭伯伯塞了一點錢在爸爸手上。爸爸則一再對鄭老說：巽根的事就此拜托！爸爸的原話是“托孤”，此去鄉下，不知凶吉，故有如此重托！我和淚一飲而盡那杯酒，攙扶年過花甲的父親登程。
媽媽不讓我去探望爸爸，這肯定也是爸爸的意思，在政治上小心翼翼保護我。弟弟是下鄉知識青年，每次是他去看爸爸。艱辛自不必說，更有非人待遇，不忍細說。他發出的呼喚“蒼天呀！”在他為造福家鄉開發的潛山回蕩。
大姐一家從高校下到農村五.七幹校；弟弟、妹妹都是知識青年，下到農村，妹妹難以抽調回城更長達8年；媽媽從講台下放到廚房，從事體力勞動。好在沒有下到農村；一家人，個個循規蹈矩、努力工作。沒有遭遇更糟，算是萬幸了。
不僅僅是我們家，民不聊生的現象比比皆是。一天晚上，我去音樂學院。聽秋秋說：第二天學院將“連鍋端”，因為武漢軍區看中了這一塊風水寶地，把學校老師全部送五七幹校，騰出地方來。白天，收廢品的來了，樂譜、講義、藏書當廢紙回收，論斤；鋼琴當廢銅爛鐵賣，過磅。入夜，從教工住宅傳來壓抑的哭聲。
某日，傳來一消息，蘅青中學左老師的二兒子世濟失蹤。他跟我同年，性情老實，住在蘅青中學時是我最好的同伴。左老師被遣送回鄉後，家裏就留下他。一日離家出走，再未回來。
更有L君被內定為現行反革命送五七幹校。怪他自己不慎，把日記放在桌上，被人偷看並告發。白紙黑字， “反動思想”記錄在上。毛澤東在《矛盾論》中說：事物的發展是波浪式的前進，L在日記中批“試與列寧螺旋式的上升比較。”意即前者不如後者，居然敢對毛有所微言和不敬。另外，他還認為上山下鄉是曆史的倒退！等等，一五一十，日記成了自供狀。
日記不僅供出了自己，還提供了進一步追究的線索。某年某月的日記寫著：與巽根在漢水旁談至深夜。專案小組的辦案人員追問：你們談什麽談得那麽晚？既查他也查我這個嫌疑人。當時學校裏有一種看法，認為我是他的後台。L君因小兒麻痹症後遺症，左腿有點瘸。時有頑皮的學生惡作劇，惱怒之下，他幾次動手打人，然後撤回宿舍。學生追到宿舍，我出麵勸解是理所當然的。據此，那些專案人員認為我是後台，否則L君不會有恃無恐。
四人小圈子中的A這時竭力幫我申辯，其說法我倒是不同意，她說：張巽根與L不是一樣的人！意思是舍他保我。她出身好，性格豪爽，說話大大咧咧的，很有影響力，一時間似乎成了我的擔保人。當然，我沒有把柄給他們抓住是根本！她在輿論場上的仗義直言也功不可沒。
學校開了一個教工大會，揭發批判L的反動言論。專案人員提前幾天就通知我準備發言。會上，我隻批判，不揭發，避免增加L的罪行。但是，專案組就是希望我揭發出L平時的反動言論，在他們看來，對我來說，這是順手拈來的事。但事與願違，失望至極的大會主持人把我吼下台，說：你這是什麽揭發。會議散場，那位頭生反骨的J大俠走過來，貼耳說“夠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