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中/老師
我們入學後，校名正式改為武漢大學附屬中學。武大李達校長來校作報告；從武大調來了一些老師，譬如數學龔躍華老師、語文劉可立老師等。據說他們都是“強中手”，調來是要加強附中，與實驗中學、華師一附中一決雌雄的。但是，一旦成為武大附中，省、市教育主管部門就像後娘一樣偏心了，教育資源投入到近旁的武漢中學。這時的附中，實質上是一個破敗的十四中，靠以前的名聲、底子、老先生，過著它的老年。但是，另有一番老字號味道！與我在那裏住讀的衣食住行，混然一氣。
此前的實驗小學和此後恢複省重點的十四高中，都是重點學校的樣兒，秩序井然，老師規規矩矩地教，學生認認真真地學。而我這個時候的初中，老師有底蘊一些、有個性一些，學生良莠不齊、自由散漫些，教學場景要生動活潑一些。
我的曆史老師是侯成章老先生。還沒有聽他的課就聽到一些他的傳聞。高年級的同學說：早幾年學校還沒有收女生，他們是和尚班，侯先生身體不好要上廁所，說一聲“小便來潮”就走了。他們把這當作逸聞趣事來談，毫無怪意。
這一天，侯老師提早出現在教室門口了。他50多歲，因為瘦，顯得稍高，多皺的臉和緊鎖的眉，給人滄桑感。他眼鏡架很舊，一頭高一頭低的戴著，接過班幹部遞給他的座位表時，用一隻手把眼鏡摘下來，湊近了看。再戴上去，右邊眼鏡腳翹得更高。這時候，我們的班主任尹老師從後門搶進來，把自己帶來的折疊椅打開，在後排坐下，形式上是聽課，實際上是聽故事。據說，每年侯先生講太平天國，他都要去聽，像聽梅蘭芳唱保留劇目《宇宙鋒》一樣，百聽不厭。
曆史是科學！我記得侯老師對太平天國失敗原因的分析，感到他真講出了曆史的真諦。他指出：“天王洪秀全把一切功勞歸於自己，這嚴重地挫傷了其他將士的積極性。”我認為這是一個值得記取的曆史教訓。現在看起來，當時自己學習很認真，也很幼稚。
侯老師教得那麽好、尹老師還搬椅子來聽，表現出那個年代對曆史科學的認真和信奉！一直等到現實來給大家上了一堂“曆史課”後，當年的認真變得可笑、諷刺、幼稚。
班主任尹老師，名靜銓。他在自己的本行內很專業。他是搞音樂的，據說是冼星海的妹夫，曾參加過武漢當年的抗日救亡音樂活動。解放後他是武昌這一片音樂老師的牽頭人。有一次我幫他送信到三十三中，交一位音樂老師，商量區裏的音樂活動。
尹老師寫了首《十四中校歌》，上音樂課都要學，在學校流行了很多年。不過，我並不喜歡這首歌，不好聽！
不知道為什麽他選中了我學聲樂。每周二晚飯後，他都在音樂教室等我，訓練我美聲唱法。他告訴我一個原理：“聲音要在口腔、鼻腔、喉腔交匯的地方共鳴，才會出美聲。”然後，用鋼琴彈一遍練習曲，自己唱一遍，再叫我用A音唱一遍。“唱到鼻子裏去了！”他會這樣指出問題，或者說“唱到口腔裏去了！”讓我調整發音部位，直到他認可。
我認為他自己的發音部位並不好，有很重的鼻音，用他的話來說，是“唱到鼻子裏去了！”所以那時我有點半信半疑。要知道，聲音唱到哪裏去了，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呀！於是，我就被動的、機械的照他的指導去唱，去調整。下一周，他又要我換用E音或O音去唱。我像走在迷茫的沙漠上，看不到目的地，讓他牽著我走，他從來不急躁，也很少笑，就這麽走了一段時間，大約幾個月吧，練唱了所有的音階，所有的口形，一個星期二又一個星期二……。
再後來，他寫了一個字條，推薦我參加了武漢市青少年合唱團，每周末到武漢音樂學院去排練合唱節目，但不個別指導和訓練。
上高一的一天，我突然發現自己變聲了，童音沒有了，聲音變得很粗，尤其是變得很雄渾，說話周圍的東西都有點震動，用現在的一種說法是有“磁性”。我明白了：這是尹老師給我的！這一天我看到了效果，他帶我走出了沙漠到綠洲！可是，當時我不覺得，現在每每唱歌都想到他、使我終生受惠。在中學，哪一個音樂老師會教一個學生的聲樂呢？這裏麵有多大的難度？多大的投入？多大的責任呀？試想，那些“唱到鼻子裏去了”之類的指導，如果指錯了，會是什麽後果？也許，這孩子將永遠迷失在沙漠中，而不是像我這樣有幸被一個明師牽著手走出來。
尹是我們進初中的第一個班主任，一開始就被我們質疑：為什麽讓一個音樂老師而不是語文或數學老師來做班主任呢？然後，我們就看他有沒有帶班的“三斧頭”，結論是沒有。
每天下午第三節課，他別出心裁的來念一段《林海雪原》，隨著故事情節的展開，班上蝴蝶迷、許大馬棒、丁巴拉眼的外號都起出來了。初一時我們班上沒有女生，有一個男生，姓江，家裏把他當女兒養，不許他在外麵上廁所，在家坐馬桶。遊泳時上身一定要穿汗衫，哪怕兩個乳頭露得清清楚楚也要穿。他就攤上蝴蝶迷了，這是同學們一致通過的。以後尹老師念到哪裏，每出現一個新名字，大家都要用眼睛把全班同學掃一圈，找合適人選，其中不乏爭論。等到老師發現這事，這教室像威虎廳，土匪已齊齊整整的坐滿了，就是沒有楊子榮這樣的正角。
冬天的一天晚上，突然大風降溫，一、二十個住讀生晚自習在教室凍得打哆嗦。尹老師這一回發現得及時，讓我們到二樓他的房間，一個人領了一件寒衣。到了教室，大家穿的不論是西裝還是絨衣，都成了戲袍，到講台上去“舒廣袖”一場。等到老師從樓上“咚、咚、咚！”的跑下來，大家“簌”的一下都坐好了，假模假樣的認真學習上了。
過了年，大家都來上學，晚自習老師在一個人桌上放了一顆糖。老師走後，有一個聲音說：“他剛從上海回，糖是用夜壺裝的，我看見的。”另一個聲音說：“反正是新的！”有袒護的意思。結果大家都吃了，沒看到有人丟。
尹老師當班主任肯定不專業，但是他留在了我們心裏。我長成大人後，專門打聽到他的住址，去拜望過他，一次在糧道街教工宿舍，第二次在張之洞路，這時他走路已是拖著一條腿。每次去我們都走一盤圍棋，然後說說話。但是，對他的感謝我一次也沒說出口。
很多年後，我碰到一個同學，我特別問到尹老師在文革中的情況。說：尹在牛棚中是組長，他寫了一首歌，教大家唱：我們是牛鬼蛇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