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大鬧曲府

那個搗毀孔廟的女紅衛兵一譚厚蘭

在那個風雲飄搖、動蕩不安的年代，譚厚蘭，她是特殊時期砸爛曲阜孔廟的主要人物。1966年，她的事跡傳遍全國各地，讓眾人嘩然。如今，55年過去了，她現在怎麽樣了？

文革初期，譚厚蘭率領200多人的隊伍，遠征山東曲阜，對孔廟、孔府、孔林進行了摧毀性的破壞。據後來統計，共毀壞文物6618件，燒毀古書2700餘冊，各種字畫900多軸，搗毀曆代石碑1000餘座，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保護文物70餘件，珍版書籍1700多冊。譚厚蘭主持的這場打砸，被認為是全國“破四舊”運動中損失最為慘重的浩劫，她也因此贏得了“文革暴徒”的稱號。

譚厚蘭

    譚厚蘭，1937年出生於湖南省望城縣一個農民家庭。1958年她在湘潭一中高中畢業後留校工作，同年入黨。工作幾年，到1961年，24歲時，她又被湘潭一中作為調幹生推薦到北京師範大學政教係學習。

  1966年，在北師大，她最先響應北大聶元梓的行動，在校內貼出大字報，將矛頭指向校黨委，後來又對準市委派來的工作組，為此受到批鬥，釀成了“六二〇事件”。很快，工作組被下令趕走，她就成了敢於鬥爭的“英雄”和公認的學生領袖。她看準風頭，乘勢而為，在1966年8月底拉起一支隊伍，組建了北京師範大學“紅衛兵井岡山戰鬥團”，並自任總負責。

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造反從學校走向社會。1966年11月的一天，譚厚蘭，在康生授權下，以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帶領“北師大井岡山戰鬥團”的200餘人，來到了山東曲阜。

1966年11月11日，時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從北京打來電報，指示“孔廟、孔府、孔林不要燒掉”，但“孔墳可以挖掉”。這等於告訴譚厚蘭，建築不燒，但裏麵的東西可以毀掉。

同一天，時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戚本禹也打來電話說：“漢碑要保留，明代以前的碑，也要保留。清碑可以砸掉。對孔廟可以改造，可以像‘收租院’那樣。孔墳可以挖掉。可以找懂文物的人去看一下。”戚本禹這番話表麵看是在劃分保護範圍，實質是在提醒紅衛兵可以砸碑。而且處在當時那種極左狂熱的背景下，紅衛兵何嚐會理會什麽漢碑、明碑，再說這些人也根本不懂，在他們眼裏，無論什麽年代的碑，一概都是封建主義的石頭，都該砸而毀之。戚本禹所謂“找懂文物的人看一下”，更是隨口說的廢話，一是紅衛兵願意問嗎？二是那些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的專家敢說真話嗎？於是最終的結果，是所有的石碑都被當作清碑砸掉。

在陳伯達、戚本禹等人的支持下，譚厚蘭有恃無恐，她和一群人製定了行動計劃，起草了《火燒孔家店——討孔檄文》和《告全國人民書》，通過媒體大肆宣傳。

為了獲得更大支持和造成聲勢，11月12日下午，譚厚蘭聯合曲阜師範學院紅衛兵成立了“徹底搗毀孔家店革命造反聯絡站”。

1月13日，孔府大門被打開，工人、幹部、學生、從幾十裏外坐著毛驢車趕來的鄉下老大娘一湧而入。孔廟的兩座腰門——東西華門也在十三日這天被打開，大成殿內用來遮擋孔子及弟子塑像的曲阜農業發展展覽被拆除，供桌被掀翻在地，巍然端坐於神龕之中的孔子和他的弟子們身上橫七豎八地貼滿了大標。

11月15日，在孔府大門前舉行了“徹底搗毀孔家店誓師大會”，當場砸毀了國務院1961年頒發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碑，並以餘怒未消的措辭，給國務院發了一封抗議信。會後，紅衛兵們分頭衝進孔廟、孔林、周公廟，開始砸碑、拉匾、搗毀塑像。

 一些紅衛兵將大成殿的“萬世師表“等大牌匾摘了下來，拉到孔林西南角處縱火焚燒。

大成殿內的孔子像，胸前貼上了“頭號大壞蛋“的標語。包括孔子在內的十七座先賢塑像，被從坐台上拿了下來，斷頭、腰斬、開膛、破肚。

11月16日，回京匯報情況的紅衛兵代表返回曲阜，傳達了指示：把討孔與現實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結合得還不夠，要進一步把搞死人與搞活人結合起來，要立即派人下鄉，把貧下中農動員起來。

根據這個指示，譚厚蘭馬上派大部分人下到各公社，搞訪貧問苦，發動貧下中農起來控訴孔府世世代代壓迫、剝削貧下中農的罪行。組織了多支名為“井岡輕騎”的文藝宣傳隊，連夜編寫對口詞、三句半、快板等，下鄉演出。派人到北京、上海、濟南去揪一九六二年孔子討論會上尊孔的“牛鬼蛇神”來曲阜批鬥，為最後火燒孔像，刨平孔墳做好準備。

“井崗輕騎”活躍在街頭、農村，用自編自演的節目進行討孔宣傳，每到一處都引起轟動，贏得喝采，在那個沒有娛樂的年代裏，農民們對“井崗輕騎”的文藝節目要比對《十六條》和造反傳單有興趣得多。人們紛紛提出邀請：“到俺村去演吧！”“打倒孔老二！”“火燒孔家店！”等口號，也隨著“井岡輕騎”的紅旗蔓延。

1966年11月29日，天氣陰冷，紅衛兵們先在曲阜師範學院的大操場上開了一個數萬人參加的討孔大會，而後把從北京、上海、濟南揪來的“牛鬼蛇神”押上卡車，繞城一周後，大隊人馬便向孔林開去。

火燒孔像是在孔林西邊的一座小橋上。紅衛兵們高呼著口號：“徹底搗毀孔家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把從孔府、孔廟拉來的孔子塑像、“至聖先師”巨匾、古代字畫書籍、對聯牌匾等“反動”文物投進熊熊大火，火舌吞噬，發出劈劈啪啪的爆裂聲，一片片黑色的紙灰和一縷縷黑色的灰塵，被西北風托浮著上旋，衝上高空，飄向四外荒涼的原野。據現在初步清查，燒掉各種古書籍二千七百餘冊，各種字畫九百二十九件，照片七百五十六張（本），燒掉、撕毀丟失和處理各種服裝二千一百餘件，燒掉和丟失碑帖五十二件，各種古瓷器砸壞三百八十四件，景泰藍丟失十一件，木雕刻砸爛、丟失三十八件，玉翠丟失十五件，曆代石碑拉倒砸毀兩千多通（其中孔廟、孔府、周公廟一百四十七通），漢畫像石刻砸毀八塊，譜牒資料賣掉三萬二千二百三十二本，計重一萬零七百七十八點五斤，檔案丟失二十八卷，各種銅器賣掉及砸毀一百四十九件，銅佛賣掉三百二十個，錫佛九個，佛樓燭台一千一百四十二斤，曆代各種青銅錢賣掉一千三百七十九斤，紅銅幣二百五十四斤，木器家具砸爛和丟失七百三十四件，古筆墨硯台丟失二十九件，印章丟失一百二十三件，鑾架儀仗毀掉一百餘件，車輦轎毀掉五件，神龕毀掉七十六座，供案桌七十九張，各種匾額毀掉六十九塊（其中大型雕刻匾二十三塊），木對聯毀掉十八副，其中有曆代帝王書法四副，孔府保存多年的貴重藥材，如鹿茸、沉香、燕窩、銀耳、豹脊、馱蹄、熊掌、虎骨、猴頭等等全部賣掉和丟失。在搗廟砸像的同時，將大成殿孔子及其弟子共十七座大型塑像腹中的十七套珍版古書和十七套銀五髒、十七個銅鏡子全部盜走。……被破壞的一級文物有：宋代的孔子畫像二件，元代畫三件，明代畫五件，元、明冠服三十餘件，元代平金七梁冠一個，明代烏紗帽一個，明代雕花玉帶和玉帶盒各一個，明代瓷盤碗砸壞八件，明代三彩瓷尊砸碎，宋代均窯瓷瓶、宋代龍泉高足杯砸毀，明代景泰藍鼎砸壞，宋代雕刻木俑二件砸殘，明代名人雕刻石印和雕刻竹根人物山景以及周代雕玉璜，漢代饕餮紋大玉壁，漢碑和漢畫像石九塊，全被砸毀。另有珍版書籍和國家二級文物均遭到破壞。……

 這場鬧劇，從1966年11月9日最初進入，到12月7日結束，在曲阜延續了29天。

 砸掉了“孔家店”，譚厚蘭聲名大振，成了一時轟動京城的人物。1967年，她在江青的授意下，接二連三衝擊國家機關，帶頭反擊“二月逆流”，帶人砸掉譚震林領頭舉辦的大寨展覽會，率先提出“打倒譚震林”的口號。

 她還多次組織和挑起武鬥，殘酷打擊北師大的反對派。她的表現得到了中央文革的肯定和賞識，頭上的光環越來越多，不僅擔任了北京師範大學革委會主任，又兼任了北京的大學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和北京市革委會常委;

還和姚文元率領中國青年代表團訪問過阿爾巴尼亞，她擔任副團長，出盡了風頭。

 這個貌不驚人的女子，從一個寫大字報反對北師大領導的學生，一路走來，秉承旨意，飛黃騰達，

 然而好景不長，1968年7月28日淩晨，譚厚蘭等五人最後一次見到導師。導師嚴厲批評了他們光搞武鬥，不搞鬥、批、改的錯誤。

 第二天，首都“工宣隊”進駐北師大，譚厚蘭被排斥在一邊。1968年10月，她作為大學生，被分配到北京軍區4627部隊農場勞動。

 1970年6月，譚厚蘭被調回北師大隔離審查，從此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到來自各方麵的清算。

 1975年8月，審查結束，她被送到北京維尼綸廠監督勞動。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譚厚蘭。

1981年，譚厚蘭檢查出患有宮頸癌，被保外就醫。是年9月，被允許回老家湘潭治病。

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檢察分院做出了對譚厚蘭免於起訴的決定。

 1982年11月，譚厚蘭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後路程，終年45歲，一生未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