楓葉
記錄人生
1967年初，上海的“一月革命”風暴襲卷了全國。我們學校的教學秩序，早在去年“文革”初期就已癱瘓。如今，各班各年級的同學經過串聯回來後，重新組織了各類造反組織。為了爭奪學校的領導權，為了“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這些 組織分裂成兩大派。一派以“紅五類”家庭出身的“紅衛兵”為主，成立了“紅衛兵大隊部”，簡稱“紅大”；一派以“黑五類”出身的狗崽子為主，成立了“捍衛毛澤東思想敢死團”，簡稱“敢死團”。兩派組織你死我活地革命/鬧將起來。
我，一個正處在青春期，進取心極強，且敏感、活潑、好動的人，理應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積極參加這類組織。可我，因為父親的原因，加上我私自篡改了家庭成分，如果參加造飯，被政治審查出來，暴露了“狗崽子”身份，豈不罪該萬死？！所以，我隻得成天待在家裏，做了個“逍遙派。
可是，待在家裏的日子也不好過！
自從父親處了問題後，家庭出身貧寒，一慣工作積極，在小學校教書的母親也受到牽連，脾氣變的非常暴躁，幾乎和父親天天吵架，經常在飯桌上，大罵父親是個膿包、窩囊廢，嫁給他倒了八輩子的楣，，，，，！而父親，隻是大聲歎氣，三口兩口吃完飯，一走了之。對我們幾個子女，母親也從沒給過好臉色，特別是對我，一點事不對勁，抬手就打，出口就罵，成了她的出氣筒。每到這種時候，我的胃都會疼，隻能忍著淚，放下飯碗，悄悄地躲到臥室裏哭。母親看到我這樣，也就停止了怒罵。但隔不了三、五天，這種風波又會在家裏上演一次。
因此，在家裏，我每天非常小心，不敢惹母親生氣。一旦閑了，趕緊跑出去，不是和二、三好友爬山、打球、遊泳，就是一些“灰色”同學逛街，反正盡量待在外麵給自己找點樂趣。
這樣的日子時間長了，實在無聊。一天和幾個“灰”同學回學校逛蕩，得知“敢死團”正在“招兵買馬”，且不問家庭出身，欣喜之下，我渴望總想幹點什麽的心“蠢蠢欲動”了，趕緊報了名，成了名“敢死團”的小嘍囉。
在“敢死團”裏，我們這幫小嘍囉“革命”熱情非常高，不但主動、積極地參加遊行、示威活動，還在學生宿舍搞到個床位，參加晚上的活動。可是，團裏的大頭頭們還是嫌我們年紀小，根本不帶我們去外麵“造反”，偶爾讓我們跟出去，也隻讓我們在背後舉舉拳頭、喊喊口號，我們的“革命”熱情根本發揮不出來。
一天，團裏一個頭頭看我們幾個小嘍囉實在閑的無聊，就吩咐我們去賣“工學戰報”。
“工學戰報”是“敢死團”自己編輯、油印，類似廣告的報紙，三分錢一份。我們這些人雖然從來沒有賣過報紙，但在電影裏見過，而且，好不容易有了份“革命”工作，豈不高興？我們毫不猶豫地領了報紙上了街。
誰知，這賣報的工作看起來不難，實際上，還真不容易。
“賣報！賣報！‘工學戰報’!” 一出校門，我們就學著電影裏的報童，手揚報紙，順著市區的主要街道邊走邊喊，可是，直到天色很晚，也沒賣了多少。最後，我們幹脆不賣，學著電影裏地下黨的樣子，把報紙像散傳單一樣，撒完了事。
天氣越來越熱，社會上兩派“文攻武衛鬧的越來越厲害。“敢死團” 和“紅大”也早各自占領了學校的“科學館”和 “教師辦公大樓”，把大喇叭架在樓頂上，成天相互叫罵。眼看形勢越來越緊張，“敢死團”的頭頭們便要求大家集體住到“科學館”裏，我也湊熱鬧搬了進去。
“科學館”是我們學校的實驗大樓，文革中被“敢死團”占領。自從“文攻武衛”以來，戒備更加森嚴。整座大樓上上下下的門窗全部被封死，隻在中間的大門邊留道口子進出。“敢死團”成員集體住進去後，那個口子即就被磚頭封死，隻打開了二樓的一扇窗戶進出。記得搬家那天，我剛走進“科學館”大門，就被嚇的半死。隻見昏暗的燈光下，一具真人人體骨骼晃晃悠悠地吊在上方，冰涼的膝蓋骨差點撞著我的臉。我側著身子，小心翼翼地走在兩邊堆滿了課桌椅，中間隻留條窄窄的過道時，又差點被過道上淩散的磚頭棍棒絆個踉蹌。驚慌未定的我，當晚在二樓化學實驗室寬大的試驗桌上，顫顫驚驚地過了一夜。第二天。才分到上下兩層的架子床，我睡上鋪。
幾天後，傳聞“紅大”要來攻打我們。一天夜裏，“敢死團”的頭頭和一些大團員們便瞞著我們這些小嘍囉，悄悄撤離了“科學館”，在不遠的一棟大樓裏駐紮下，準備作拚死的抵抗。我們這些小嘍囉非常害怕。也知道靠我們這些人和館裏那些磚頭、木棒，加上和那具骨骼，“科學館”根本守不住。最後，大家一致決定:全體團員撤離回家。
當天半夜，“科學館”四周靜悄悄。我們這些小嘍囉們輪流翻出二樓那扇後窗，再從二米多高窗下的雨搭跳下地麵。輪到我時，一不小心，我一腳絆在後窗沿上，往前一撲。幸虧我人小、身子輕，且本能地伸手向上，拽住了橫在頭頂上的高壓線，與此同時，一位身後的男同學及時地抓住了我的衣領。我這才沒有摔下去，作了“文革”的犧牲品。
從此以後，我這個“狗崽女”徹底成了“逍遙派”。
謝謝關注！我成了“逍遙派”後，就被母親送去農村躲“武鬥”了。準備下集寫點在農村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