楓葉
記錄人生
1966年5月中旬，剛過完十三歲生日的我，還在上初中一年級，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學校全麵“停課鬧革命”，我也和同學們一樣，每天抄/寫大字報，批判“三家村”、“四家店”在文藝戰線上的“流毒”，甚至還把平時在生活、學習中和同學們鬧的小矛盾也上升到階級鬥爭的高度拿來批判，積極的很。
不久，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父親被他的工作單位又揪了出來，罪名是“國民黨殘渣餘孽”“漏劃地主”，在單位成天戴著“白袖章”成了被批鬥的對象。
我自然成了“狗崽女”。
在那“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混蛋兒混蛋”的年代，一些家庭出身工人、貧下中農、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和城市貧民的“紅五類”同學，戴著“紅衛兵”袖章，校內校外地搞“打、砸、搶”神氣的很。而一向性格活潑，積極上進的我，隻能低調做人，不敢讓同學知道我的父親也是他們要徹底“打倒、鬥臭”的一員，也不敢申請參加任何造反組織，甚至在填“政審”表時，還天真地想到父親曾經是建工學校的老師，便自作主張地把家庭成份從“貧農”改為不顯眼的灰色——“職工” ，以免招人注意、引禍上身。
在那些“革命”的日子裏，奶奶在家成天提心吊膽，唉聲歎氣。母親雖然出身貧寒，但也受父親的連累，在她的單位裏受人欺負、謾罵，日子過的委屈的很。因為害怕被抄家，母親甚至自己把家裏一切可能是“封、資、修”的東西都找出來燒掉、毀掉，連我積存多年的的書畫、雜誌、小說也不放過。家裏唯一，且每天都要用的，繪有龍鳳呈祥圖案的雙料大臉盆終因是新買的，質量又好，母親摔了半天也隻掉了幾片磁，實在破壞不了，且也舍不得再砸，隻好裏外塗上紅漆了事（這隻臉盆我從下鄉用到出國）。奶奶的祖傳陪嫁——八個小巧玲瓏、透明雕花的鵝黃色“雞蛋殼”茶碗，也被她砸了個稀巴爛，且碎片被分散扔的不知東南西北。為此，奶奶心疼了好些年。
為了逃避學校和家裏這些亂七八糟煩心事，當年八月，我和十個自認為“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同學，自動到近郊一個同學父親是生產隊長的村子裏參加雙搶——“夏收、夏種”，“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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