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在學校裏教低年級算術、音樂、體育,還是校紅領巾大隊輔導員,我所在的一年級一班的算術也歸她教,我成了她的學生。
在學校裏,母親不但嚴格地要求我的算術要好,每次考試都要一百分,對音樂、體育、畫畫也同樣高要求,尤其語文更要在同學中拔尖。記得一年級下學期,漢語拚音教學剛開始試點,我們學校隻有一個二年班級在試教。母親特地在一天課外活動的時間,請了這班的老師簡單地教了我。因為學過,在以後的普及教學時,我就不肯認真地學。直到現在,我的漢語拚音水平還是“三腳貓”。為使當時一年級的我可以自己看課外書,母親還教我怎麽查閱“四角號碼字典”,可自打以後學會了查“漢語拚音”字典後,我就不會用它了。
那時鬧饑荒,父母親工資不高,母親又生了我大弟,生活的艱難可想而知。但母親還是持續多年給我訂了“中國少年報”、“洋蔥頭”、“小朋友”、“少年文藝”等許多少兒書刊、雜誌,還在每個月發工資的時候,另外再給我給買三本課外讀物。讀書之餘,母親還要求我寫讀書筆記,記日記。當時的我,記日記時,常常討價還價耍賴不肯寫。還說,每天除了吃飯、睡覺,就是上學、放學,沒有東西可寫,可她說,就是寫吃飯、睡覺、上學、放學的事情也要寫。從此,寫生活中的點滴成了習慣,直到“文革”時,聽說有人被抄家翻出“反動日記”來,才停下。
母親除了給我買書,還教我借閱、編寫目錄、修補粘貼損壞了的頁麵、在書刊角上訂上小布環、編號碼、按號碼秩序排列掛在牆上等等這些基本圖書管理知識。多年後,憑著這些小知識,我在美國的一家圖書館做過義工。母親還把家裏的一個牆角專門劃給我。那個角落儼然成了我的小小圖書角,當年的好多同學、朋友幾乎都是我的書友。
不記得母親從小到大是否表揚過我,可她對我犯的任何錯誤,輕則罵,重則打,從不放過的事還是記得的。多年後,和母親聊天,母親曾後悔地對我說過,小時候,甚至弟妹們犯錯我也挨打,說是老大沒有帶到好頭。母親說的這些替弟妹挨打罵的事,我怎麽也不記得,隻記得有一次算術考試,我後座的同學想看我的答案,我把考卷已經放在課桌的最邊沿,他也看不清,我隻好把答案寫在橡皮上,偷偷地傳給她,誰知,被母親發現,這位同學和我的考卷當場被沒收不說,回家後,我還慘遭一頓沾水鞭子的毒打。這次的打,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作為大隊輔導員,母親經常領著低年級學生撿豬毛,高年級學生給工廠加工磨石膏粉……等勤工儉學活動,加上當時的各種政治運動,工作非常忙,常常到半夜才能回家。所以,在學校裏,母親不但照顧不到我,我反而還要照顧剛出生沒多久的大弟。一次,大弟在空無一人的傳達室裏餓的大哭,我急得從窗子跳進去抱著哄他。每天放學後,我還要去學校隔壁的“青山幼兒園”接上小班的小妹一起回家。一次,不知怎麽小妹沒接到,這下全家亂開了鍋。直到天黑,還是父親在離家不遠的百貨公司門口找到的。
那幾年,母親的工作頻繁調動。不久,母親調到“陶家山小學”擔任教導主任,我也隨著她轉學到那裏。
“陶家山小學”離家很遠,母親帶著我每天乘公交車上下班,在那饑餓的年代,尤其辛苦。早上,母親和我在家吃點菜葉邊邊去上學,中午在校食堂,母親隻買半小瓦盆“二道飯”與我倆分吃。我年紀小,飯量也小,跟著媽媽在學校還能勉強吃飽。晚上,家裏幾乎天天吃的是清水煮紅薯幹,或者雜麵野菜糊糊再撒點鹽拌一下。記得有一次,大妹吃了這種糊糊吐得厲害,奶奶隻得給她重做沒有拌鹽的。為了省錢,我們家那些年很少買煤,大妹小,還沒有上學,每天去家對麵的發電廠後門垃圾堆和一大群小孩搶煤核。大妹告訴過我,有一次,她撿到一隻菜根,當即高興地把菜根剝皮生吃了。我因為上學,隻能星期天去。那幾年,母親和父親、奶奶一樣,那些年,餓的渾身浮腫,臉上、腿上一按一個坑。
從母親留下的很多照片中看到,那時候,母親走到哪裏都帶著我,而我,也習慣了跟著母親,一刻也離不開她。有次,我半夜醒來,發現母親還沒回家,還偷偷地瞞著父親翻過家屬院籬笆牆溜出去找她。直找到快到學校了,才在空無一人的大街上遇到她。二年級下學期,母親實在照顧不了我,這才把我轉學到離家較近的“赭麓中心小學”。從此,我逐漸離開母親的嗬護,在各種各樣的新環境中逐漸自由地成長。
新年好!
不記得母親從小到大是否表揚過我,可她對我犯的任何錯誤,輕則罵,重則打,從不放過的事還是記得的。多年後,和母親聊天,母親曾後悔地對我說過,小時候,甚至弟妹們犯錯我也挨打,說是老大沒有帶到好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