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07 年底,母親去世後的第二個星期,我回國探親掃墓,在家庭聚會上,小弟遞給我一張舊的發黃的三寸見方的小卡片,說是他在整理母親遺物時發現的。卡片上寫著我的出生日期、家庭住址、父母姓名以及他們的工作單位等。捧著這張我的出生證件,我淚眼模糊。性格一向大大咧咧的母親精心保留了這小小的卡片整整六十多年,這裏麵包含了她老人家對我的多少愛啊!
看著這張卡片,我不禁回憶起母親給我說過很多我小時候的故事。
那年5月,有著雙親在市政府工作的我簡直就像是含著蜜糖出生的。我奶奶第一眼看到我,就把一串有108顆的瑪瑙項鏈掛在我的脖子上,可惜,父母親當時跟本沒拿它當回事,任憑我拿到外麵和小朋友們在一起玩,直到隻剩下十幾顆了,才給我保存起來。
母親曾說我從小就是一個白白胖胖、聰明伶俐、討人喜歡的乖巧女孩,小小年紀,整本的前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兒童詩歌選”可以從頭背到尾,從尾背到頭。那時,我們家住在市府機關大院,大院裏的叔叔阿姨隻要一看到我,就會把我從媬姆手裏接過去,同事間傳著逗我,讓我背詩,半天也回不到媬姆身邊。我的媬姆常因此閑坐打瞌睡。後來,母親又生了大妹。大妹的媬姆也像我的媬姆一樣清閑,不過她會做鞋,她做了許多小花鞋,大妹穿不了,被她一串串地帶回了農村老家。再後來,我們姊妹倆大了些,雙雙被送進了市委機關的托兒所。
“機關托兒所”是全托,實行準軍事化管理。孩子們必須自己鋪床疊被穿衣服,隻有在周六的下午回家,周日晚送回去。我在托兒所裏,除了照顧自己,還得照顧大妹洗臉梳小辮,有時還誤了吃早飯。長大後,我把在托兒所的這些事講給母親聽,母親聽的直掉淚。據母親回憶:那時,她和父親工作極度的忙,根本沒時間管我們,有時甚至好幾個星期也顧不上接我們回家。有一次,我在托兒所生病住院,在醫院得了“優秀小病員”獎,周六帶了小紅花回家,她才知道我病過。
1958年1月,父親因政治問題被隔離審查,小妹出生剛兩、三個月,家裏也沒有姝姆,母親隻好把大妹丟給父親,小妹送到江北農村給人喂養,帶著四歲多點的我到蕪湖近郊的蕪湖縣農村下放勞動。
跟著母親在農村的那段日子,是我最無憂無慮,最快樂的日子。母親白天和社員們一起下地幹活,晚上開會、搞運動,像在城裏一樣忙,根本管不了我。我和農家的孩子一樣,村裏、田裏、地裏的瘋玩,開心的很。記得有次,我不小心跌在水田裏,因為害怕挨媽媽罵,偷偷地溜進屋裏,把換下來的滿身泥水的髒衣服,塞進她的皮箱裏。直到如今,我也不知道媽媽到底發現了這件事沒有。那時,隻有天黑後,全生產隊的人一起在食堂吃大鍋飯,我才能見著媽媽,表現的像個小姑娘一樣,乖乖的坐著吃飯。糧食困難時期,母親把她結婚時的一塊瑞士表賣了100塊錢,回這裏買了一麻袋苦野菜回家,摻和在雜糧裏吃了好些日子,已是後話。
1959年初,父親的問題緩和下來,母親才帶著我從農村返回城裏。
回到城裏後,母親不願回原機關工作,當了名小學教師。我也隨著母親在學校附近的“青山幼兒園”上大班。那年的“六一兒童節”,我還榮獲“優秀兒童獎”,戴上平生第一枚毛主席的金色像章呢!
秋天到了,六歲多點的我,幼兒園畢業,來到母親的學校讀一年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