楓葉
記錄人生
1965年夏天，仍然帶著紅領巾的我，考入了學製五年，師資和教學設備在全省堪稱一流的安徽省重點中學---蕪湖一中。
這一年的新生分五個班，我分在中一(五)。
中一（五）班的班主任兼生物課的謝老師是個身材矮小，胖瘦適中的中年女教師。她，剪著齊耳的短發，雙眼皮、大眼睛，高而挺的鼻梁和小而薄的嘴巴，恰到好處地分布在微黑的圓臉上，說著一口軟軟的江浙普通話，給人一種親切、媽媽的感覺。
謝老師是個極愛說話，且很風趣的人。 開學的第一次班會上，她就詳細地介紹自己：她,五十年代畢業於某醫科大學。因為怕血，怕死人，醫大畢業後，分配到我們學校當了生物老師。她姓“謝”，不能簡寫成“謝”，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是她做人的準則。她還在我們的第一次生物課上，就她的名字中的“雄”字講了約有大半堂的關於性別的名詞解釋。她說，要嚴格區分人類和動物的性別稱呼。稱呼人類，必須稱男人、女人，而動物則要稱雌、雄、公、母。她還說，不要因為她是女人，就把她的名字寫成“雌”。她就曾拒收過一封稱她 為“謝X雌”的學生來信。聽謝老師講課，同學們經常哄堂大笑。
謝老師的專業是醫科，所以，她在課堂上除了教我們課本上的知識外，還常常講一些課本上沒有的，如男、女生青春期的生理衛生，以及一些日常生活中關於醫學問題的小常識。這些課外知識，同學們都聽的津津有味。有時候，直到下課鈴響了，本該當堂講的課本知識還沒講完，隻好等到下堂課。很多上過謝老師課的學長們都說，上謝老師的課，往往一個學期下來，還有半本書是新的，但解剖課除外。要上解剖課了，謝老師在課前就準備好諸如蚯蚓、魚、兔子之類的小動物。從講解解剖程序到指導同學們解剖完畢，整堂課一氣嗬成，從不拖堂。謝老師從來不布置家庭作業，也從不考試。在那個注重分數和考試的學校和年代，謝老師的課，無疑地，使飽受各門功課緊張壓力的我們，身、心都有了較大的放鬆。
作為班主任，謝老師還經常有事無事，到班上來轉一轉，看一看。同學們看見她來了，呼啦一下，全圍了過來。大家纏著她，說這說那，非常高興。同學們有什麽高興和煩惱的事都願意說給她聽。說的高興了，謝老師和我們一起哈哈大笑，不高興了，和我們一起皺眉。同學們，尤其是我們女生，都非常喜歡她。
文革開始後，我因為父親被隔離審查，成了“黑五類”，我自然成了“狗崽子”，不能參加“紅衛兵”，隻好自覺的和一些同學去郊區農村參加夏收勞動，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我們在鄉下聽說，謝老師因為出身資產階級家庭，被紅衛兵造了反，剃了陰陽頭，每天胸前掛著“資產階級孝子賢孫”的大牌子，站在校門口低頭認罪，還時常被拉上街遊行批鬥。農村勞動回來後，我在校園裏見過謝老師一次，因避嫌，沒敢和她說話。
那年，回國探親，我和一些同學去看她，幾十年沒見，謝老師老了許多，但還能很快地認出我們誰是誰。她對我們大家的工作和家庭都很關心。我們和她愉快地聊了整個下午，一點也不覺得時間的飛快。十幾年前回國，聽說謝老師得了老年癡呆症，也沒敢去看她。前幾年回國，想去看她，她卻去了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