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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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去美國
早在九三年夏天，我就接到美國魚病專家Hedrick教授的信，說九四年九月四號到八號在西雅圖有一個《國際水產養殖健康學術研討會》，希望我能參加。當時考慮到中國的蝦病流行日益嚴重，很想看看國際上在蝦病毒病方麵有些什麽研究進展。就以Ahne、Jorgensen和我三個人的名義共同提交了一份牆報《對幾種魚類呼腸孤病毒株的比較和評價》。這次去主要是打算多看多聽。
由於是第二次去美國，辦理一切手續都是輕車熟路。據說美國大使館對去過美國的人再次申請簽證都比較容易批準，所以很早就辦好了各種手續。接著就是買機票。我聽說在國外能買到便宜機票，就跟在美國的同學楊誌聯係，請他幫忙。楊誌很快就給我寄來了機票，確實比國內幾乎要便宜一半，而且還包括從舊金山到西雅圖的來回機票，比上次省事多啦。不過去是坐的從北京直飛舊金山的中國民航，回來卻是經台北轉機去香港的航班。我想也行啊，即便是路過，也能從天上看一眼台北是個什麽模樣。
楊誌聽說我要來美國，托我給他捎帶幾條螞蝗來做研究。開始我覺得這不是問題，農村不到處是螞蝗嗎？我下鄉插秧時每天腿上都有好多條螞蝗咬在上麵，拍都拍不下來。不料到武漢郊區農村一打聽，才發現這些年來由於大量使用農藥和環境汙染，水裏早就看不到一條螞蝗了。好在樓下有個老師正在研究螞蝗，還養有一些。我去找他要了幾條，算是解決了。我這才第一次感到環境汙染的嚴重性：我們人類不是天天就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裏嗎？隻不過螞蝗更嬌嫩一些，人則是在慢性中毒啊！
九月一日，我乘飛機到了舊金山。這次楊誌早就到機場出口等著我了。他看見我噓了一口氣:“啊，我好擔心啊。”我笑他：“你是擔心我還是擔心螞蝗？”他很認真地說：“我怕海關看到你攜帶螞蝗把你抓起來。”我嚇了一跳：“螞蝗也不能帶？又沒毒，又不吃人。”楊誌說：“你沒看見上麵寫著：活的動植物都禁止帶進來？”我仔細看了看，真有這句話：“唔，那以後不跟你帶了。”
那幾天，我天天跟著他去實驗室。看著他那裏那麽好的實驗條件羨慕不已。楊誌說：“別羨慕了，想拿什麽東西跟我說，臨走時讓你扛一箱子回去好嗎？”我驚訝地問：“真的？你老板不會說你嗎？”他笑笑說：“這裏就是我說了算，沒關係。”我想了想，在水生所最難做的就是從蝦組織中抽提核酸。而用蛋白酶K抽提是目前最好的辦法，但這東西太貴，買不起。就對他說：“能搞點蛋白酶K回去嗎？”楊誌在實驗室裏找了一會說：“抱歉，這裏沒有。我去給你定一瓶吧。”過了一會跑回來說：“夥計，你這鬼玩意好貴啊，比黃金還貴幾倍呀！”我失望地看著他：“那怎麽辦？”他安慰我說：“沒事，給你定一克吧，這是最小包裝。”啊，一克！我高興得跳起來。我們每次都隻用千分之幾克配一小瓶試劑慢慢用，如果有一克能用好久好久啊！
四號那天早上，楊誌送我去機場。一切順利，我中午剛過就到了西雅圖。在會場報到的地方，我看到一個很像Hedrick教授但下巴長滿胡子的人正在那裏忙著。我走過去，那人看到我來了，揮揮手叫我過來。我拿不定他是不是Hedrick，就小心地問：“請問你就是Hedrick教授嗎？”他點點頭。我疑惑的再問：“八八年去慕尼黑開會的就是你嗎？那時候你好像是個光下巴的人啊。”他摸了一下自己下巴上的胡子，一本正經地說:“哦，那是我兒子。”看到我在發楞，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他把我拉到登記的桌子前麵，翻了翻記錄，抽出一張卡片說：“江先生，你好像還沒有交會務費吧。”我點點頭說：“Yes”。他愣住了，拿著卡片的手停在半空中:“交了？還是沒交？”糟糕！我猛然想起：對一個說法是同意還是不同意。西方是以事實為根據來決定說“yes”或“no”的，而東方則是以同意對方觀點或不同意對方觀點來決定說“是”或“不是”的。我連忙搖搖頭說：“No”，並對他解釋:“我的意思是，沒有交。”他看了我好一會，才把手慢慢的放了下來。
西雅圖的物價比上次開會的Corvallis要貴很多。他們考慮到我希望住宿盡可能便宜，就把我安排在稍遠的一個教會辦的旅店。我拿到登記牌，就拖著行李去旅店看房間。等我把一切都安排好，看看時間已經不早，就準備再去開會的地方參加招待會。在過第二條馬路時，我看到綠燈一亮，趕快從人行橫道線上過去。誰知還沒走到一半，隻覺得後麵一陣風，我本能地把手朝後一擋。正好碰到一輛小車的前麵，我立刻被撞得往前一衝，在地下打了一個滾，倒在地上。
原來是一輛小車看到綠燈一亮，就急著左轉彎，沒有注意到人行橫道線上的行人，等發現我時已經刹不住了。幸虧我用手在他的車頭上撐了一下，大大的緩衝了那衝擊力。我隻是被推倒在地，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我費力地爬起來，坐在地上，小車司機驚慌地走下車來。原來是個黑人，穿著整齊的西服，像是個上下班職員的模樣。先前街上到處都看不到警察的影子，這時突然就出現了兩個警察。他們立刻跑到我們跟前，一個在檢查那黑人的證件，另一個到我麵前問：“你還好嗎？要不要去醫院？”我摸了摸身體各個部位，似乎除了痛，沒有其它異常，就擺了擺手說：“不用了，好像沒有受傷。”那個黑人已經嚇得夠嗆，站在那裏一動也不敢動。我慢慢地站起來，走到馬路對麵。看著那小車被放走了，那兩個警察也走了。我很奇怪地到處看，怎麽哪裏都看不到警察的身影，一旦出了情況，他們立馬就出現在你麵前，效率真高啊！
走了幾步，我覺得腰有些痛，想休息一下，就在前麵不遠處的大樓門前台階上坐了下來。不到一分鍾，那兩個警察又出現在我麵前，也不知道從哪裏冒出來的。他們徑直來到我麵前，很關心地問我：“你有什麽不舒服嗎？要不要去醫院？”我又把全身仔細摸了一遍，覺得確實沒有什麽被撞壞的部位。實際上那小車也沒有撞到我，我隻不過是摔了一下。就對他們說：“謝謝，確實不需要。我隻是摔了一下，休息一下就會好了。”他們看了看我，又商量了一下，這才離開。
到了晚上，我才感覺身上到處都痛起來。我有點擔心：可別撞壞什麽地方啊。還好，過了三天就不痛了。
從五號到八號，整整開了四天會。包括大會報告、綜述、牆報等一起共有二百八十篇。內容倒不少，遺憾的是關於蝦病的報告很少，關於白斑病的更少。隻有一個日本關於在病蝦切片中觀察到杆狀病毒並認為可能是新病毒的報道，和一篇台灣的關於白斑病流行的報道但對病原並不清楚。美國的Lightner教授是國際上的蝦病權威了。他這次做了一個蝦病綜述“在養殖對蝦中新出現的傳染病和非傳染病“，其中提到很多蝦病毒，也包括白斑病毒，但對它講得很少，也沒有意識到這個病的嚴重性。報告裏特別提到“中國一九九三年對蝦減產百分之七十九”。我感到很奇怪，他從哪裏得到的這個數據？九三年減產是百分之五十九，即便到九四年底統計的數據才是百分之七十五啊。
在中間休息時，我找到Lightner教授：“請問，你怎麽知道中國的對蝦產量減少了百分之七十九？”他看看我說：“當然有人告訴我。”我搖搖頭告訴他：“損失是很嚴重，但沒有這麽多。你不認為這和白斑病有關？”他說：“嗯，可能有關係，但主要可能還是環境太差了。”我拿出白斑病毒提純後的負染電鏡照片給他看：“你看，凡是大規模死亡的對蝦中都很容易看到這個病毒。”他看著照片，很驚訝地看著我：“你們已經把病毒提純啦！”。我點點頭問：“你知道中國的黃倢先生嗎？”他說：“聽說過。”我告訴他：“黃倢做的工作比我要詳細很多。中國這次對蝦減產，環境當然有很大影響，但直接原因無疑是由這個新病毒引起的，這是個毒力很強的病毒。”Lightner教授看著我很久，沒有回答。
傍晚，大會組織我們到一個小島去看印第安人表演。我才發現：Jorgensen教授沒來開會。Ahne教授是說過不來開會，而Jorgensen教授可是說好要來的啊。我問了幾個來開會的丹麥人，他們告訴我說他病了，並聽說病得很嚴重，但不知道是什麽病。我感到非常失望，Jorgensen教授是非常著名的魚類免疫學家。他曾經開玩笑說：你隻要在信封上寫上他的全名P.E.V.Jorgensen，然後再寫上“丹麥”，就一定能送到他手裏。從他那裏我學到了很多東西，能認識他我真的很高興。聽到這個消息，我不由得有些擔心。但怎麽也不會料到，他患的是肺癌，三個月後就去世了。
九號，我回到舊金山。由於嬸嬸早就給我寄來了機票，我隨即轉機去休斯頓。這次乘的不是直達航班，飛機中途要經停三次才到達休斯頓。沿途上上下下，到最後一段航程前，機艙裏隻剩下我一個乘客、兩個空姐和一個空哥了。飛機起飛前，那個空哥一本正經地站在那裏大聲說：“女士們，先生們，現在給你們介紹安全通道和……”頓了一下，很有禮貌地對我說：”先生，可以省略了嗎？”我忍不住笑了起來：“你已經說過三次了，不用了。”他很有禮貌地朝我鞠了個躬，很高興地說：“謝謝，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再說一遍。”
這趟“專機”半夜才到達休斯頓，小哥念慈來機場把我接回家。這是第二次來，大家都很隨便了。我被安排住在大哥家裏。大哥新換了一幢樓房，因為嬸嬸賣掉了原來的房子，搬來和大哥住在一起了，這樣也好照應。
那幾天，我每天跟嬸嬸在一起，她不是帶我逛商店，就是去大哥的首飾店裏玩。星期天下午，他們聽說我會氣功，都叫起來：“來教教我們吧！”我搖搖頭說：“練功很累的，不信你們來蹲蹲看。”於是教他們把兩腿分開後做半蹲的姿勢：“看到嗎？這叫站樁。每個人這樣做十五分鍾。”才過三五分鍾，他們一個個都堅持不住，累得趴下了。“哎呀，不練了，太累了！”念慈坐在沙發上不停地揉著腿部肌肉。我一邊繼續蹲著一邊看著他們：“看來你們一個個平時太舒服了，這樣怎麽能練功？算了，你們老說腰痛背痛的，我來給你們按摩一下好嗎？”
我先給念慈按摩。按摩完了，念慈躺在沙發上，閉著眼睛享受地說：“按摩得真舒服啊！”大哥一聽，幹脆趴在地毯上說：“來，我的背好酸痛，給我按摩一下吧。”我騎在大哥背上，正準備按摩，突然看到他那叫Major的大狗正趴在落地窗玻璃外瞪大眼睛看著我，我連忙站起來去把窗簾拉上。大哥趴在那裏說：“不要緊啊，這麵窗朝院子，沒有人看見的。”我指了指那狗：“要是它看到我騎在你背上按摩，等會開了門會衝進來吃了我。”大哥笑起來：“有這個可能。”
當他們聽說我在西雅圖被汽車撞了的經曆後，大哥大叫起來：“哎呀，這麽好的機會給你錯過了！”我莫名其妙：“什麽機會？”他笑著說：“你可以打官司索賠啊，你要個天價賠償費，然後對方不同意。你可以打上二十年，然後就可以入美國籍了。哈哈！”我才明白他是在開玩笑。我搖搖頭說：“打二十官司年我什麽都不幹了？打贏了，或者入了美國籍也得不償失啊！”
後來，我們一起上街去玩，路上看到醫學院的學生在給路人義務測膽固醇。嬸嬸說：“育林，我們去檢查一下吧，看看是不是正常。”於是每個人抽了一些血。幾天後結果出來了：嬸嬸的膽固醇偏低，其他人都偏高，隻有我一個人是正常的。看來這裏的生活雖然很好，但不太注意鍛煉身體，身體狀況都不是很好啊。
周五一早，家裏就響起吸塵器的噪聲，原來他們事先約好的墨西哥人來打掃清潔，屋子裏一下子就來了幾個人在那裏忙碌。嬸嬸說：“今天他們要打掃半天，吵死人了。走，我們去逛商店吧。”我吃驚地問：“家裏不要人照看嗎？”嬸嬸莫名其妙地看著我：“看什麽？他們打掃完了就會把門關上把鑰匙丟在桌子上，然後自己回家。不用我們操心。”我不由得感歎地說：“真舒服啊，在國內如果請人打掃清潔，本來想出去的都不得不改期留在家裏看著才行。怎麽敢放手讓他們在家裏翻來翻去。”嬸嬸說：“他們哪裏敢隨便拿東西，以後還要不要混飯吃？如果出了一次事，他們到哪裏都找不到工作了。”我想起當年在德國時，有個同事搬家。就是把房間鑰匙交給搬家公司，晚上下班就回到新家，一切都已按照要求放好了。怎麽在中國就辦不到呢，究竟差在什麽地方？法製？管理？素質？
晚上看電視時，我發現電視節目多了好幾個中央電視台的頻道，少了一些台灣的電視頻道，就問嬸嬸怎麽回事。嬸嬸氣呼呼地說：“上半年台灣的電視要提價，我們不幹，大家集體投共了！”我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
這次來休斯頓，我外出少多了，跟嬸嬸在一起聊天的時間很多。她問了很多媽媽去世前的情況，還有爸爸的近況。嬸嬸得了這麽嚴重的胰腺癌，手術後頑強地活下來，最後居然活了將近二十二年，直到二零一二年底才去世。嬸嬸信奉天主教，心情也很開朗，這也許就是她長壽的原因吧。我跟她很合得來，她也很喜歡跟我聊天。但是有一天，在大姐姐的問題上她跟我激烈地爭論起來。
那天不知怎麽談到大姐姐，我才發現她對大姐姐看法很壞。我奇怪地問她：“大姐姐怎麽啦？”她很氣憤地說：“大姐姐在文革時要和爸爸劃清界限，脫離父女關係……”我一聽就明白了：一定是爸爸在嬸嬸麵前說了大姐姐很多壞話。我就問嬸嬸：“文革運動時逼得兒女跟父母，妻子跟丈夫劃清界限的事情很普遍啊。小姐姐難道沒有寫信跟爸爸劃清界限？我還不是寫了大字報，要揭發爸爸的反動行為。爸爸都跟你說了嗎？”嬸嬸驚訝地看著我：“是這樣的嗎？”我看著她，不知道該怎麽解釋中國發生的那麽多事情，也不知道文革在他們心目中是個什麽樣子。這是幾句話很難講清楚的，還是讓時間來慢慢解釋吧。至少，我的一些話讓她有了思考的空間。
一轉眼，十天就過去了，我要回舊金山到楊誌那再住幾天。這次臨走時大家都沒有那樣依依不舍。中國的形勢看起來越來越好，我們來美國的機會慢慢多了起來，他們也會有可能去中國走走看看。我對嬸嬸說：“等你有機會來中國，我一定陪你玩，好嗎？”嬸嬸懷疑地說：“我還能活到那個時候？”我肯定地說：“能，一定能！”
我又來到楊誌家裏。
楊誌又搬了一次家，這次搬到離斯坦福大學很近的地方，我們休息時騎自行車就能去大學裏玩。這屋子比上次那屋子大很多，是個兩層的樓房。馮麗敏的父母這時也都來美國了，在家裏幫忙照顧兩個兒子。
他們的第二個兒子已經三歲多了。如果在國內，應當能比較流利地講話了。但由於他出生在美國，父母講普通話，而外公外婆講的是山東話，在外麵卻要講英語，所以對他而言十分混亂。他說起話來也是一些“混合物”。一天，他拉著我的衣服大叫“白car, yellow car!”一邊指著沙發下邊。那“白”又說的是山東話。搞了半天才明白是白色和黃色的兩個小玩具汽車跑到沙發底下去了。唉，好難懂啊！
清早，我抱著小兒子到外麵散步。迎麵遇見一個牽著小孩子的小姑娘。我隨口打了個招呼：“Good morning！”那小姑娘也笑著說：”Good morning！”楊誌的小兒子一聽，立刻手舞足蹈地大聲叫了起來：“Good morning, gradpa!（爺爺早）”我大吃一驚，連忙用手把他的小嘴捂住，小姑娘也吃驚地看著我們。回到家裏，我問楊誌怎麽回事，他苦笑著說：”嘿嘿，這是他外公教的。但他根本沒有意識到這是兩個單詞，也搞不清楚該怎麽用，一下子先入為主了。所以隻要是打招呼，對誰都是叫Good morning，gradpa。”聽到這話，我忍不住笑出聲來。
我擔心地問楊誌：“這樣對孩子的語言學習會不會有影響啊？”楊誌鬱悶地說：“肯定會有些影響。在美國的中國家庭出生的孩子都有這個問題，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我滿懷希望地問：“那他將來會同時說幾門語言嗎？”他搖搖頭說：“我也希望他能這樣呀，但一般不會。他長大後跟周圍的孩子一起，時間長了，就不願意說中文，慢慢就很生疏了。不過他們將來如果願意學習中文，可能會比美國人快一點。”
楊誌的大兒子已經上小學了。美國學校裏的學習方式可比國內要活潑得多。他生日那天，全班同學每個人給他寫了一封祝賀信。老師把這些五顏六色的賀信裝訂成一本冊子，送給他作為生日禮物。我一頁一頁地翻著看，覺得挺有新意。突然，小家夥拿著書找我：“你能給我講講生物鏈嗎？”我吃了一驚：“你們小學就學這個啦？”“嗯”他點點頭說：“這是昨天老師講的，不過我還不太明白。”我一邊跟他解釋，一邊心裏想：“人家都說美國的學習比國內要少，要淺，看來不一定啊。可能隻是死記硬背的知識要少些吧？”
我和楊誌在斯坦福大學
在楊誌那裏，我每天跟著他在實驗室裏，看他做試驗，他也幫我做了一些試驗。PCR技術那時在美國已經應用得非常廣泛了，但在國內隻有很少地方開始在試著開展。楊誌告訴我：這個技術很有前景，將來一定會得到廣泛應用的，所以希望我能盡快掌握它。我們每天都忙到半夜才回家。
楊誌為我準備了不少試劑和器材，叫我拿回武漢實驗室去用。到臨走時已經裝滿了一個大紙箱，他還在裏麵放了很多幹冰保持低溫。我看到他那裏有好多各種各樣的可調移液器，就說：“這玩意好貴啊，質量一般的都要一千多元，質量好些的要兩千多元。能不能讓我帶幾把回去？”楊誌聽到後嗬嗬地笑我：“你真貪心啊，拿了那麽多東西還不滿足。”我滿不在乎地說：“這算什麽，當年八國聯軍搶了我們那麽多東西，我不過拿了一些回去而已。”他聽後想了想，點點頭說：“嗯，也有道理，那我給你帶兩把回去用吧。”
臨走前兩天，他還帶我去超市，給我買了很多開心果：“這是加州的特產，多帶些回去給大家嚐嚐吧。”
九月二十八日，楊誌幫我把幾個大箱子搬上汽車，準備送我去機場。他擔心地看著我說：“我真擔心這麽幾個大箱子你怎麽帶回家啊。”看到這麽大一堆行李，我也有點發怵：“走一步看一步吧，最後總是要把它們弄回家的。”
到了舊金山機場裏的中華航空辦票台，我才發現到達台北後距去香港的航班起飛時間隻有三十五分鍾。我吃驚地問他們公司的服務員：“來得及嗎？我還有托運的行李啊。我是回大陸的，要是行李不能一起轉機那可就完蛋了!”那人胸有成竹地說：“放心吧，我們還從來沒有耽誤過任何一位乘客的行李。請相信我們的辦事效率。”
飛機從舊金山到台北，不停的飛了十幾個小時。這飛機比我來時坐的波音七四七小多了。我從舷窗朝外看著那不停顫抖著的翅膀，真怕它不能堅持飛到目的地。還好，一路上有驚無險。飛機一降落，大家立刻緊張起來，原來不少人都是要轉機去香港的。一出艙門，隻見沿途都有機場的服務人員站在那裏，舉著指示牌，根本不用問路，很快就到了去香港航班的登機口。大家坐上飛機，不由得感歎道：“這服務真周到啊！如果不是這樣，難免要誤機呀。”
但到了香港後就沒有那麽順了。由於已是晚上九點多，剛下飛機我們就被告知：由於羅湖口岸十點關閘，我們不可能在那之前到達那裏。為了安全起見，必須在機場過夜等到第二天早上。我們這些要回大陸的人隻好歎口氣，坐在機場候機樓裏邊聊天邊混時間。大家憧憬著將來香港回歸後是不是會把關口撤銷，至少要能二十四小時通關。我則還在擔心明天是否能買到去武漢的機票，火車票肯定是沒有指望了。
好容易熬到天亮。我忍住疲倦趕往深圳機場，那裏已經是人山人海。由於已經是三十號了，很多人要趕回家過國慶，補票窗口前擠滿了人。我冒著那幾個箱子被人偷走的危險，隻身擠進人堆裏搶到一張回武漢的機票，一顆緊張的心才放了下來。
終於回到家了。我摸摸在西雅圖被撞痛的腰，揉揉困得快睜不開的眼睛。啊，怎麽每次去美國，都是這樣曲折啊？下一次去美國會順利些嗎？
楊誌這個朋友真是熱心又貼心，老江也值得擁有這麽好的朋友。
楊誌的小兒子一聽，立刻手舞足蹈地大聲叫了起來：“Good morning, gradpa!（爺爺早）“。這裏有個typo，應該是grand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