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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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Ahne教授的激烈爭論
一九九二年五月，Ahne和Jorgensen兩位教授再次訪問水生所。這是Ahne教授第七次來華，也是Jorgensen教授第二次來了。
人還沒有來，實驗室裏已經是烏雲密布。我心裏非常清楚，我們之間的爭論將不可避免！
中國的魚病起步很遲，也存在不少誤區。通常研究者隻要從病魚中分離到一個病毒，就認為它一定是病原。沒有意識到魚生活在水裏，水中的任何東西包括病毒都可以沾在魚身上，吃進魚肚子裏，進而被人們分離到。這跟它是不是病原毫無關係。其次，當研究者發現病毒後，通常總願意宣稱這個病毒能引起嚴重的死亡，以提升研究的“意義”，誰也不願意宣布自己發現的病毒是低毒或者無毒的。所以文章裏描述的感染試驗無一不是魚幾乎都死光了。而在西方研究者眼中，發表的文章都應當是真實可信的，隻不過可能有錯誤而已。武漢病毒所在國際刊物上發表的關於他們從患草魚出血病的魚中分離到呼腸孤病毒的文章就是這樣寫的。既然病毒所和水生所都從患同一種病的魚裏麵發現了同樣的病毒，而病毒所發現的病毒能產生細胞病變，而水生所發現的病毒不能，最簡單的解釋就是水生所沒有本事，做不出來！
而對水生所的現狀最清楚的莫過於我自己。這幾年我拿世界各地的病毒和我自己分離到的病毒做試驗的不下十多個，除了草魚出血病的病毒外，沒有一個是不會產生細胞病變的。因此對於水生所發現的呼腸孤病毒，我能有把握地說：它就是不會產生細胞病變的病毒！進而推斷：水生所和病毒所分離到的這兩個病毒顯然就不是一個東西！
然而要說服Ahne教授他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唯一能讓他們相信的辦法就是把兩個病毒放在一起比較。而病毒所把他們分離到的病毒藏在實驗室裏，護得緊緊的。
此時，連我們實驗室裏都有人對我們的試驗結果產生了動搖。一天，李燕對我說：“我覺得病毒所說他們分到的病毒有細胞病變是真的。”我疑惑地問：“你說的真的是什麽意思？是指我們現在做的病毒應當有細胞病變嗎？你覺得我們是因為技術水平不夠才做不出病變來？”李燕不做聲了，但顯然是這樣想的。
我隻有走一步看一步了。
來之前，Ahne教授在信中已經顯得很焦急。他還介紹了一個裏斯本的一個專家Luia Saldanha來水生所指導製備疫苗。但對我們而言，他說的東西沒有什麽是我們不知道的。另外，Ahne教授再三要求我們跟病毒所合作。他不理解為什麽我們之間不能合作，完全不明白是因為病毒所不願意拿病毒跟我們交換。
五月二十三日，Ahne和Jorgensen 來到武漢。不知為什麽，他們說不住在所裏的招待所，而是住在水果湖賓館裏。好在還不算遠。
一開始討論。Ahne教授就拿出病毒所發表的那篇文章，質問我怎麽回事。我很客氣地說出了自己的觀點：“我覺得這可能不是同一個病毒。”Ahne教授顯然有些不耐煩了：“可文章說它是草魚出血病的病原！你們為什麽沒有分離到？”我客觀地告訴他：“病毒所僅僅是在湖南西部山區的一個漁場裏分離到它，這個病毒不是廣泛存在的。而我們這個不能產生細胞病變的病毒在哪裏都能發現。”Ahne教授根本聽不進去：“我要去病毒所看看！”這正是我希望的。我馬上說：“好啊，我來安排，聯係好了帶你們去看看。”誰知他看了我一眼說：“不用，聯係好了我們自己去就行了，不用你陪我們去。”我冷靜地看了看他，沒有作聲。
第二天上午，他們兩人去了病毒所。不到中午就回來了，並帶回來他們做實驗的一塊細胞板。他把那塊板子往試驗台上一扔，大聲說：“嘿嘿，他們的病毒確實有細胞病變！你為什麽做不出來？嗯？”看來，他已經得出結論，我這裏沒有細胞病變是因為我“沒有本事”。我忍了又忍，對他說：“你問我為什麽做不出來？我是你教出來的學生，你認為一個病毒放在這裏，我會做不出來嗎？你和我共事這些年，你對我的能力和水平就是這樣的看法？”
可能我說話的聲音非常大，Ahne教授楞住了，他一聲不吭地坐在哪裏喘氣。Jorgense教授看到這樣，就走過去，跟Ahne教授商量了一下，轉過身來對我說：“我們決定你們和病毒所交換毒種。我們付一萬美元給病毒所，然後你們雙方都來做比較，你看怎樣？”我點點頭：“當然可以，如果他們能把病毒給我，我負責幾個月內把比較的結果告訴你們！”
於是，他們兩人在電腦前起草了一份跟病毒所的協議。大意是說：付給病毒所一萬美元，請他們比較這兩個病毒的核酸、蛋白和抗原性。我拿出我們的毒種給Ahne教授：“這個樣品用幾毫升就能做核酸電泳分析，但沒有細胞病變。請把這個拿去，與病毒所的毒種交換吧，我們無償贈送。”下午，他們又去了一趟病毒所，並帶回了他們分離到的那個病毒。
拿到病毒所的樣品，我心裏舒了一口氣：主動權終於到了我手裏。毫無疑問，幾個月內我一定能把這兩個病毒的區別搞得清清楚楚。
在接下來的兩天討論中，我向他們介紹了這兩年來的進展。這個病毒經過在細胞裏傳了四十八代，好像已經減毒，感染試驗顯示似乎已經沒有毒力。為了檢測需要，已經製備出原始毒株和減毒株的兩種抗血清，等待Jorgensen教授來檢驗效果。最重要的是，考慮到國內草魚出血病流行非常廣泛，很難找到“幹淨”的試驗用魚，這對研究數據幹擾很大。所以建立了一種實驗魚“稀有鮈鯽”的感染模式。這種魚從出生到產卵整個生命周期都能在一個放在桌子上的小小魚缸裏養殖，有效地保證了魚的健康狀況。
聽到我們做的工作，Ahne教授可能也感到這裏麵有些誤會，不再發脾氣。Jorgensen仔細看了看我們的實驗養魚房，也認為我們的攻毒試驗條件不夠好。答應幫忙改善。
他們這次來的時間很短，僅僅停留了四天。二十七號就離開了。不久，Jorgensen就送來十套淨化水的設施，改善了我們做魚感染試驗的條件。在試驗中魚意外死亡的情況就少多了。
拿著病毒所分離到的病毒，我隻用了三個月就完成了兩個病毒的比較工作。從核酸圖譜到抗原性，從組織病理、毒力到臨床症狀，所有的特性都不一樣。可以肯定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種病毒！我立即寫了一份詳細的技術報告，分別寄給Ahne和Jorgensen。Ahne教授來信說病毒所沒有消息，希望我去病毒所看看，問問他們的結論是什麽，於是我去了一趟病毒所。他們告訴我：由於沒有細胞病變，他們根本無法做任何研究。我沒有多說，隻是提醒他們：你們給Ahne教授寫封信告訴一下這裏的進展情況吧。
由於這個病毒減毒後做疫苗的效果並不理想，還是需要注射才有效果，浸泡或口服幾乎沒有作用。這就完全失掉了製備減毒疫苗的意義。
合作項目將於明年夏天到期。年底，Ahne教授有些著急了，有時甚至在信裏問我一些很荒唐的問題：為什麽沒有測定病毒在細胞中的滴度？為什麽沒有用中和試驗比較這兩種病毒？我隻好婉轉地提醒他：這個病毒在細胞裏沒有病變，是不能做這兩個試驗的。而Jorgensen比他冷靜，從來不向我提出這類荒唐的問題。隻是教我如何把試驗做得更好。
九三年初，Ahne教授突然寄來厚厚的一封信。我好奇地打開一看，是第三階段國際合作的建議書草稿，來征求我們的意見。建議書中提議做抗草魚出血病的基因疫苗，中方合作單位增加了病毒所。
對這個建議書，我完全無法接受。首先，即便第二階段的減毒疫苗成功了，離實際應用仍然有很大一段距離，還有大量推廣工作要做。我們做的組織滅活疫苗如果不是高漢嬌、陳英鴻等很多老師多年的推廣，摸索出一整套使用規程，要獲得現在這樣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根本不可能。怎麽可以像猴子摘苞米一樣，搞一個丟一個呢？其次，找一個對魚病一竅不通的單位合作是沒有道理的。由他們來生產疫苗，我們來檢查效果？做好了是他們的，做不好是我們的問題。有些事情跟不懂水產的人講如同雞跟鴨說話，更何況，樓上二室連轉基因魚都做得出來，難到他們不會做這基因疫苗？他們的水平會不如病毒所？為什麽不跟二室合作？
更嚴重的是，目前的情況照我看來，他們分離到的病毒根本就不是草魚出血病的病原。後來的事實證明我的擔心不是多餘的：二十年後，有個美國人經過研究和比較，發現它根本就不是草魚出血病的病毒，而是和一九七九年被一個叫Plumn的美國人在美國分離到的另外一種呼腸孤病毒GSV一模一樣。至於怎麽會被病毒所從湖南找到，那隻有天知道了。如果按照病毒所的技術路線走下去，後果肯定非常危險。而要病毒所用我們的病毒做基因疫苗，等於是宣布他們發表的文章是不對的，無疑是打自己的臉，他們絕對不肯做。但Ahne教授看不到這一點，僅僅是認為那個病毒有細胞病變，好做。但做出來是個什麽東西，在實驗室可能看不出來，給歐盟交賬也沒有人看得出來，但對我國魚病防控的未來毫無用處。
我決定停止這個合作項目，於是對這封信保持沉默。
潘所長也收到Ahne教授的信了，他興衝衝地跑來問：“小江，你對第三期合作項目有什麽修改意見嗎？你回信了嗎？”我靜靜地看著潘所長，過了好一會才說：“我沒有回信，我不想搞這個合作項目了？”潘所長吃驚地瞪大了眼睛問：“什麽，你不想搞國際合作了？”我點點頭，肯定地說：“是，我不想再繼續下去了。”“為什麽？”潘老師沒有一點思想準備。我用沉默代替了回答，或許是潘所長猜到了什麽。或許他想了一下，如果我不參加，這個項目沒有人可以代替。於是失望地說：“那就算了啊，你說不搞就不搞了吧。”他又擔心地問：“你沒有跟Ahne教授吵架吧？”我勉強笑了下說：“放心吧，不會的。他為中國做了那麽多好事，又是我的老師，我會非常尊敬他的。”
任何研究開始的設想都可能有成功和失敗兩個結果，但每一個搞研究的人都希望自己的設想是成功的。減毒疫苗的設想肯定是好的，它免除了一條條魚去注射的麻煩，或許免疫效果也會更好。但現在研究的結果並非如此，結果並不理想。那我們該如何向歐盟交賬呢？
也許，這正是Ahne教授心情煩躁的原因吧？
但是從Ahne的角度，他沒有想那麽遠，他火燒屁股的是怎麽把合作研究項目繼續下去，此路不通走另一條路。 發現了另一種病毒也是新發現，治不了這個病毒治另一種病毒，不能承認失敗灰溜溜結束項目。
發火叫江先生回國搞清楚，為什麽水生所說有，而且有江先生名字，到現在又相信武漢病毒研究所呢？問題是這個國際研究，是Ahne教授挑的頭，最後又繞回去，草魚沒有CPE.江先生是對的，但大家有沒發現，他有時像他父親‘不近人情’，Ahne教授是他的大恩人，他應該可以幫他一起度過，武漢病毒研究所，要外國人一萬塊，無恥吧？順便查了一下，我國草魚病毒曆史，基本沒有江先生，到是那個‘自私’的陳新燕老師，是重要人物，我們國內來的人都懂，但是作者不容易，別人沒有話語權，能經得起陳老師家人，朋友的認可嗎？之所以感興趣，因為正是新冠病毒流行，不知有沒有CPE(細胞病變)，沒有就沒辦法有疫苗，好像沒聽說sars疫苗，正好發現一好文對我個外行很有用，介紹給各位。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0/2/436005.s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