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山西看魚病
一九八九年的春天到了。春天是虹鱒魚卵孵化出苗的季節,也是IPN的流行高峰。通常這時候魚苗的死亡率會很高,三個月後死亡率會直線下降,基本上就很少死魚了。因此,我打算四月初去一趟山西的虹鱒漁場,想測試一下我自己製備的ELISA試劑盒效果究竟如何,能否在實踐應用中起到一些作用。不過,我一個人去會忙不過來。我想來想去,決定帶去年才分來的於平跟我一起去山西。
於平是去年秋天從武大病毒係畢業的碩士生。當時聽說他要分配到我的實驗室來,在他畢業答辯時我特地趕去聽了一下。他研究生期間主要是做蛋白質電泳的,學術水平確實不錯。來後,剛開始很不適應。天天沒做事,就在實驗室裏轉來轉去。我說:“你找事情做啊!”他吞吞吐吐地說:“有沒有要跑蛋白電泳的事情叫我來做?我對這最擅長了。”我不禁笑起來:“怎麽可能光叫你做蛋白電泳呢?如果這樣分工,我這個實驗室得安排多少人才行啊?一個人什麽都要學著做呀。”他紅著臉說:“我對其它技術都不是很熟。”我歎了口氣。中國的教育怎麽是這樣?書讀的越多,知識麵越窄。現在就隻能做蛋白電泳了,那如果博士畢業,跑個電泳豈不是都要幾個人才能把它做完?那不簡直就成了操作工了?這種博士又有什麽用呢?
我把這個道理講給他聽:“到實踐中必須學會做多麵手,隻不過對某個方麵有專長而已,而不是隻能做某件事,否則將一事無成。”於平也明白這個道理,點點頭。
於平腦瓜子很靈活,學東西也很快。我叫他先把免疫學技術好好研究一下。很快,他就能做ELISA了,所以我才打算把他帶去。我給他開了一個清單:“你準備一下吧。我們四月三號出發,好嗎?”
倪先生的學生小劉聽說我們要去山西,跑了過來:“江老師,我跟你一起去山西吧!”我奇怪地看著他:“為什麽?我們又不是去旅遊,要做實驗啊。你又不會做ELISA,去了也幫不了忙。”誰知他扶了扶眼鏡,說出一個讓人大跌眼鏡的理由:“我會很好地服侍你,還會到處給你宣揚,讓你走到哪裏都讓人很尊敬你,你一定會感到非常舒服。”我看著他,仿佛不認識一樣。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有這麽奇葩的理由,更不能帶他出差了。我擺擺手:“算了,你還是在家裏做你的畢業論文吧。”
四月三日晚,我們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車,第二天上午到了石家莊,然後轉車去太原。這是趟慢車。等我們到了太原,天都黑了。太原給我們的第一印象,就是到處都是煤灰。一會,身上就會有一層黑灰,地上到處都是黑的。真是產煤的地方啊!
第二天,我們來到山西省水產研究所。一個老頭接待我們。他說他姓胡,水產研究所的研究人員,也兼山西省虹鱒試驗場的頭。那個漁場就是前年魚病室去采了病魚樣品的地方,老胡打算明天親自帶我們下到場裏。他說那裏長期住著一個年輕的技術員小王,我們可以跟他住一起,有事也能幫幫忙。
於是,我跟於平兩個就跑到太原市逛了一天,參觀了晉祠。聽說漁場比較偏僻,不好買東西,又買了一些零食準備帶去慢慢吃。
四月六日,老胡帶著我們又坐上火車去朔縣。下車後走了好遠,來到一片黃土地。那裏地是土黃色的,房子是土黃色的,春天樹還沒有發綠,也是深棕色的。我們跟在他後麵又走了好遠,遠處出現一片被圍牆圍住的魚池。老胡這才回過頭來對我們說:“到了,前麵就是試驗場啦。”
當天晚上,我們一邊了解情況,一邊忙著做試驗的準備工作。小王是大連水產學院畢業的。他告訴我們,自從一九八六年從日本進口的那批魚卵來這裏後,這裏的虹鱒魚就開始大批發病死亡。據了解,那批魚卵進口後,一部分留在北京密雲水庫,剩下的到了山西。除了在太原的晉祠漁場留了一點,其餘部分都到了這裏。現在密雲、晉祠和朔縣的三個漁場都在發病,顯然是從日本帶來了IPN病毒。今年的魚苗剛孵化出來還不到一個月,魚苗已經死得很厲害了。
聽到這個情況,我們趕快做檢測的準備工作。這裏條件不能跟實驗室比,一切都得因地製宜。我已經做了一些準備工作。沒有恒溫箱,我就帶了一條電熱毯,把它疊成好幾層,通電後,用溫度計檢測每層的溫度,總有一層溫度能符合要求。試驗用的水就用這裏的地下水,為了保險,我自己還從太原的水產研究所帶了兩瓶蒸餾水,準備和地下水進行比較。
朔縣的山西虹鱒試驗場
第二天一早,我就起來了,在漁場裏到處轉了一遍。這裏的水都是地下水,水質倒不錯,但魚池之間都是相互串通的。如果一個魚池的魚發病,就會迅速通過水擴散到其它魚池。我暗暗想:這完全沒有防病的意識啊,看來這是很早以前設計的魚池了。大部分魚池裏都放有很多魚苗,已經長到三、四厘米長。水麵上漂浮著很多死魚,讓人看了感到惋惜。我走了一圈,突然發現:魚池外圈的水溝裏不時可以看到有些逃出來的魚苗遊過,但在那裏看不到一條死魚。這個現象引起了我的深思:看來環境對疾病的進程有很大的影響啊!被病毒感染後也不一定絕對會生病。
我收集了一些剛死的魚苗,拿回來叫於平趕快處理後進行檢測。到下午,結果就出來了。對病魚內髒用ELISA方法進行檢測,能準確地檢測到有IPN病毒,而且能很方便地在野外使用。這確實是一種快速、靈敏、準確的實用診斷方法!我興奮極了。為了謹慎起見,我又和於平重複了幾次試驗。結果都非常滿意。
小王告訴我們,離這裏不遠,還有一個朔縣虹鱒養殖場,但不知道他們養得怎樣。因為場長是個當地的老頭,養了三條很凶惡的大狼狗,誰都不讓進去。
我很想看看那裏的情況,就跟於平來到那裏。果然,離漁場還有好遠,幾條狗的叫聲就傳了過來,讓人聽了頭皮發麻。我們拍拍大鐵門,叫了半天,門才開了一條縫。一個老頭把頭伸了出來:“有什麽事?”我跟他解釋道:“我們是搞魚病的,想看看你們場裏的魚健康狀況怎樣。能讓我們取點樣品檢測一下嗎?”他懷疑地看著我們:“你們能看出魚有沒有病?怎麽看?”我說:“我們隻取幾條魚的內髒,不要魚肉,明天下午就能把結果告訴你,行嗎?”他聽後,臉上露出一點笑容:“嗯,還不錯,一天就能看出毛病來。那敢情好,進來吧。”他把鐵門打開,把三條大狗緊緊地拴在柱子上:“你們跟著我走就不要緊,不要去招惹它們。”我們緊跟著場長,一步也不敢拉下。
我們在那個漁場的三個漁池裏取了魚的內髒,帶了回來。還抽了魚血製備成血清,想一起檢測一下。第二天,結果就出來了:有兩個漁池的魚是健康的,而第三個魚池的魚雖然看起來健康,但顯然已經感染了IPN病毒,可能正處於潛伏期吧。我們立刻把這個結果告訴了老場長。老場長抽著大煙袋,一聲不吭地聽著,用懷疑的眼光看著我們。過了一會才說:“那個池子的魚有病?我看挺好的嘛?你們檢查的準嗎?”我告訴他:“這個結果肯定沒錯。你一定要注意,不要把這個池子的魚混到其它池子裏,他們會相互傳染的。”老頭半信半疑地嗯了一聲。
我們在朔縣做了一周多的試驗,取得了滿意的結果,準備十五號回去了。於平眼巴巴地看著我:“江老師,大同那裏有個雲崗石窟,很好看啊。我們到那裏看看,再從北京回去好嗎?”我一聽也興趣來了:“是嗎?你在地圖上查查怎麽去?”
於是,我們十五號中午告別小王,拖著行李,坐火車繼續北上,來到大同。剛下火車,就聽到車站廣場裏的大喇叭正在廣播新聞。於平一聽就叫了起來:“胡耀邦逝世了!”我們就坐在廣場上靜靜地聽廣播。原來這是昨天發生的事情,胡耀邦因心髒病發作逝世,今天才公布出來。由於胡耀邦是八七年底反對自由化的時候,被鄧小平搞得辭職下來的,現在已經不是黨主席了。所以我們當時也沒有覺得什麽,聽聽就過去了。
我們十六號參觀了雲崗石窟後,晚上就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車。第二天一下火車,就去木樨地,在中科院招待所住了下來。那天就覺得似乎有些異常,不時能看到一些學生的隊伍走過。不過看起來都挺斯文,隻是邊走邊喊口號。
第二天,我們來到中國人民大學,想看看怎麽回事。發現那裏有不少大學生都出來遊行了。叫人稀奇的是,遊行隊伍不僅整整齊齊,而且走在隊伍邊上的人用手拉著一根長長的繩子,把隊伍給圍了起來,就跟幼兒園的小朋友上街一樣。我不禁感到有些好笑:怎麽這樣遊行啊?旁邊有人告訴我,八七年底在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學生遊行時,就有人混進遊行隊伍,然後鬧事,搞打砸搶。後來就說是遊行的人在幹壞事,誰也說不清楚。所以這次接受教訓,用繩子圍起來,不讓外麵的人混進遊行隊伍。
原來是這樣!我仔細聽了聽他們喊的口號,發現他們喊的最多的口號是“反對官倒!”另外還有關於要民主之類的口號。
官倒,是相對於民間的倒爺。以前交通不便,倒爺們把物質從富裕的地區長途販運到缺乏的地方,同時賺取一定的差價。起碼他們出了力氣,也解決了物質貧乏的問題,其實就相當於現在的物流。但在那個年代,被政府定性為倒買倒賣,予以打擊和取締。
而官倒,則是政府內部的官員夥同他們的家屬們利用手中的權利,把鋼材水泥等計劃物質簽個字,就轉到計劃外賣出去。不費一點力氣,連地方都不用挪動,就把價格翻了幾倍。他們發了大財,這高漲的原材料價格無疑最終會加到廣大的消費者身上。而發財的一定是當官的,特別是當大官的,包括他們的家屬!顯然,去年物價飛漲受益的就是那些官倒,而吃虧的就是廣大百姓。人們普遍感到改革剛得到的一點點好處又沒有了,對官倒的憤怒情緒是可以想象的。
然而,頭一天學生們的遊行卻遭到政府的阻止。傍晚,遊行的學生挨了打,連香港記者也被打傷了。學校門口貼著被放大的打人的照片,還有被打傷的人的血衣,以及傷者去看病也遭到幹擾的消息。遊行的學生喊的口號主要就涉及這幾個事。
遊行非常文明,市民們的傾向也非常明顯,很多市民紛紛捐款給傷者治療。在一個汽車總站,在那裏休息的司機們看到遊行的隊伍過來了,就向他們高喊:“學生們,我們支持你們!”司機們看到我在看著他們,就對我說:“上級不讓我們參加遊行啊,要不然早就跟他們一起遊了!”
四月十八日傍晚,我們坐火車離開北京回武漢。火車剛開一會,廣播裏就傳來殺氣騰騰的中央社論《要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啊,這學生們沒有做什麽事啊,怎麽就已經定性為“動亂”啦?車廂裏先是一片寂靜,突然爆發出一陣叫罵聲。大家都在罵這篇社論是“混蛋”、“胡說八道”、“顛倒黑白”……。但大家心裏似乎都有種不祥的預感:要出事了!
十九號我們回到武漢,剛進水生所的大門,就看到朔縣虹鱒養殖場的老場長正等在那裏:“哎呀,你們到哪裏去了,怎麽才回來呀?我都等你們兩天了!”原來,那天我們去他們場,告訴他那第三個魚池可能感染了IPN病毒。等我們剛走的第二天魚就開始發病死亡。他佩服得五體投地,連夜坐火車到水生所來找我求救。沒想到我們去北京了,他比我們還早到武漢兩天。嘿嘿。
但病毒病隻能預防,要治療是非常困難的。我隻好賣了幾瓶有機碘給他,叫他給魚卵和工具消毒,減少病毒傳播,這樣或許能減少損失。他滿懷希望地拿著藥回去了。
我看著他遠去的背影,不由得想:這能檢查到有沒有病才是第一步,離控製病毒病還差得遠。任重而道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