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牙和切腸:在國外看病的經曆
出國前,我們都仔細檢查身體,有什麽病盡量治好。我的痔瘡也趕在出國前幾天搞定,還帶來各種藥片,就是怕在國外生病。據說在那裏看病很貴。盡管辦了醫療保險,總還是有點不放心,還是盡量不要進醫院為好。
然而,有些事是由不得自己的。七月初,我的一顆智齒劇烈地痛起來。痛得我頭都要裂開了,實在難以忍受。但我實在不想上醫院,怎麽辦呢?突然我想到有個姓趙的牙科醫生在德國進修,可以找他試一試啊。
周五上午,我捂著腮幫子,皺著眉頭到醫院去找趙醫生。他正在那裏上班。看到我來了,就笑著跟我打招呼:“你怎麽了?”我告訴他我的牙痛。趙醫生仔細檢查了我的牙齒後對我說:“你的那顆牙齒已經爛空了,隻剩下一個薄薄的空殼,沒法再補了,隻能拔掉。”這是我第一次拔牙。我心裏非常害怕,但也隻好無可奈何地說:“那就拔掉吧。痛嗎?”他搖搖頭:“打了麻藥,痛倒不會痛。不過你這顆牙齒由於爛空了,四周非常薄。我不能肯定能一下子把它拔下來。如果能,就是一秒鍾的時間。但如果一夾就碎了,根還留在牙床裏,就隻好一點點給你挖出來了。”天哪,我不由得害怕地問:“會碎嗎?”趙醫生無可奈何地說:“我也不能肯定,但確實有這個可能啊!”
我坐在牙醫的手術椅子上,看著趙醫生,咬咬牙說:“拔吧。”隨即閉上眼睛。趙醫生熟練地給我打了麻藥,消了毒。他用一把大鉗子夾住了那顆爛牙齒,對我說:“我要拔了啊。”隻聽見“叭”的一聲,趙醫生叫了一聲“哎呀!”,把大鉗子從我嘴裏退出來。隻見上麵有幾個牙齒的碎片,牙根沒有拔出來。接下來,就是趙醫生用鑿子、釘錘等工具在我的嘴巴裏“叮叮當當”的取牙根,仿佛我的嘴巴就是一個車間。我隻有躺在那裏,盡量張大嘴巴,任他在那裏作業。我的心都要跳出來了,好在不痛。
等把牙根取幹淨,我全身都已經汗濕。趙醫生給了我一包消炎藥,對我說:“好好休息吧,應當一天後就可以恢複了。”
這時我的頭已經是昏昏沉沉的了。我拿著藥,回到家裏倒頭就睡,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才醒來。覺得舒服多了。吃了藥又繼續睡覺,直到中午被餓醒。喝了一點牛奶後,我發現拔了牙齒的地方似乎塞了一團棉花,就用力吐了出來。我對著鏡子仔細看看那裏留下的窟窿。不由得苦笑起來:“這個智齒三十歲才長出來,不到四十歲就拔掉了。真沒用啊!”
這次拔牙就這樣順利的過去了。但一個月後的肚子疼就沒有那麽幸運。
八月底的一天,我正在實驗室上班,突然感到腹部一陣疼痛。到了下午,疼痛越來越厲害,我開始滿頭大汗。我對技術員說:“我肚子痛,沒法上班了,我先回家了。啊!”
等我忍著痛回到家裏,立刻就躺在床上。希望休息一會能緩解過來,就迷迷糊糊地睡了。等我醒來時,已經是傍晚,天黑了下來。但疼痛一點也沒有減輕。我不由得緊張起來:“會不會是在農村的肚子痛又發作了?”在武漢期間,就發作過兩次,醫生當時就告訴我:你這是急性闌尾炎轉為慢性的了,遲早要動手術的。我想,恐怕這次是躲不過了!
我忍著疼痛,慢慢坐了起來,下樓敲了房東的門。門開了,Mimi看到是我,驚訝地睜大了眼睛:“你怎麽啦?”我說:“我肚子非常痛,要找救護車!”Mimi嚇了一跳,趕快端來電話,並告訴我:在德國,所有的緊急電話,不論是火警、匪警還是病人急救,統一都用“123”這個號碼。由接電話的人根據情況分門別類地通知有關部門處理。嗯,這倒是挺方便的,又好記。
撥通了電話,接電話的人口齒非常清晰而簡單地問:“你有什麽事情?”我告訴她:“我肚子痛得厲害,恐怕很嚴重。”“你的地址是……?”等我說了以後,她告訴我:“請你在家裏等著,我們馬上就來。”真的是簡單明確不羅嗦。
我回到房間,找出護照和馬普給我的醫療保險單,還有錢包。剛做完這些,不到十分鍾,遠處就傳來救護車的尖叫聲。好快呀!接著,醫護人員抬著擔架來到我的房間,我把護照和保險單交給他們。這些人二話不說就把我抬上了救護車,車馬上呼嘯著開走了。在路上,醫生們給我測量了血壓、脈搏和體溫,並拿著步話機哇啦哇啦地說著什麽。估計是在跟醫院聯係。
一到醫院,另外一批醫護人員早已再那裏等候。我被抬進一個空房間,他們就離開了。一刹那,四周變得空空蕩蕩,十分安靜。我躺在房間的中央,不知道會發生什麽事情,心裏開始緊張起來。
一陣竊竊私語的說話聲從門口傳來。我用眼角的餘光看去,門口站滿了穿白大褂的人,但沒有一個人進來,而是在那裏議論:“呀,這是個中國人!” “是啊,他會說德語嗎?”“英語也行啊。”“……”。我心裏感到好笑,但肚子太痛,一點也笑不出來。
過了一會,聽到有一個人自告奮勇地說:“我先來試試。”於是,我看到一個穿著白大褂,戴著白口罩、白帽子的男子走到我的麵前。我靜靜地看著他,等待他發問。
他看著我,猶豫了一會,用盡量簡單的英語,慢慢地說:“你今天…有水排出來嗎?”我不禁笑了起來:這是什麽話?於是就問他:“你這是想問嘔吐還是腹瀉?”那人一下子高興地叫了起來:“啊,他什麽都知道!”於是,幾個醫生輪流地過來,問我各種問題,並進行各種檢查。我也告訴了他們十幾年前在農村發生的事情。很快,會診結束。他們安慰我說:“好了,沒有問題了,你好好休息吧。”我的心放了下來,不知不覺就睡著了。
等我再次醒過來,已經是第二天上午。醫生走過來,坐在我旁邊,很和藹地對我說:“江,我們診斷你是患了闌尾炎,必須盡快動手術。有家屬來簽字嗎?”我搖搖頭:“就我一個人在德國。”醫生很驚訝地問:“你的夫人呢?”在他們眼裏,隻有短期出差才會一個人走,長期在外的人沒把家屬帶在身邊是不可想象的。而在中國,出國是公家交給你的任務,要把家屬也帶去才是不可思議的。我告訴他們:“夫人和孩子都還在中國,我自己來簽字吧。”
簽完字後,醫生又問我:“是否需要找一個牧師給你做做祈禱?”我說:“不用。”醫生突然想起來什麽,做了個鬼臉:“抱歉,中國好像不是信上帝,好像是信菩薩,對嗎?”我不由得笑了起來:“我也不信菩薩。”醫生很奇怪地問我:“那,你信什麽?”我看著他:“是不是你跟我做手術?如果是,那我當然信你啦。”醫生一聽,哈哈大笑起來。點點頭:“好,好!”
護士過來跟我換了病號服,把我挪到擔架車上,往手術室方向推過去。擔架車經過長長的走廊,還通過了一個牆洞上的傳送帶。我像是個機器零件一樣,被送進了手術室。
手術室裏,大家都在忙碌地做準備工作。一個醫生過來給我打了一針,我則聚精會神地看著他們忙碌。一會,那個醫生走過來看看我,驚訝地拍拍我的臉:“你還沒有睡?”我搖搖頭。但不一會,我就什麽也不知道了。
等我醒過來,已經到了傍晚。我把手伸到腹部,摸到肚子上有一大塊紗布。啊,一定是手術已經做完了。一點也沒感覺到痛啊。
手術第二天,我感到饑腸轆轆。中飯時間到了,護工給同病房的每個人都端來了一盤食物,但沒有我的,說是醫生講過不能吃東西。我知道,在中國,手術後通常要等到有屁放出來,確認腸道沒有被梗阻才能進食。我告訴他們:我的肚子已經咕咕叫了,也放屁了。但他們完全不理睬我,我看著醫院的護工端著一盤盤的美食送到每個病人的床前,感到憤怒極了。醫生給我端來一杯紅茶,小心地說:“你可以喝茶,但還不能吃飯。”我把頭扭到一邊:“我不喝茶,我要吃飯!”那個醫生很抱歉地告訴我:“負責管你的醫生說你今天不能進食,所以根本就沒有準備你的午飯。”“什麽?”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原來在德國,住院病人的飲食是屬於治療方案的一部分。每天每個人吃什麽,吃多少,都有非常具體的安排,就跟吃藥一樣的嚴格。在我住的房間裏有四個病人,每個人吃的東西都不一樣。而且也都是算在治療費用裏的。也就是說,如果你辦了保險,那吃飯也能在裏麵一起報銷。
聽到這些,我泄氣了。既然醫生說我今天不能進食,看來我隻能餓到明天了。等著吧。
在德國的醫院裏,醫生、護士和護工是有等級的。但在病人那裏,他們都是召之即來的服務員。我隻要按下床頭的電鈴,護工不在,護士一定會到。如果護士不在,醫生也一定會來。即便我說“我想下床到走廊裏走走”這樣隻需要護士或護工來做的要求,如果他們不在,醫生也會非常客氣地把我扶下來,然後帶著我在走廊裏散步。
手術後第三天終於到了。我早早地坐在床上,等待早餐的到來。今天的早餐有牛奶,麵包和雞蛋。看來對我的飲食沒有做什麽限製。由於餓了兩天,我一眨眼就吃完了。我按下電鈴,對跑過來的護工說:“我還想吃一份早餐。行嗎?”護工跑出去,一會,又端來一盤早餐給我,啊,吃得真飽!
上午的查房開始了。當醫生走到我麵前時,為了表現我已經恢複,我得意地對醫生說:“我今天餓極了,吃了兩份早餐。”可能是我的德語不好,把動詞的時態用錯了。隻見醫生兩眼直直地看了我一會,就走了出去。不一會,端了一盤早餐進來遞給我:“江,吃吧!”我尷尬極了,隻好笑著對他說:“抱歉,我的意思是說,早上我已經吃了兩份早餐。這第三份我實在吃不下了。”
接下去的幾天,我就是呆在醫院裏休息。每天早上醫生來查房,然後打上一小瓶吊針,一天的治療就結束了。剩下的時間自己想辦法打發。大家都喜歡坐在長長的陽台上曬太陽。
醫院裏把病人分為傳染性和非傳染性兩類。非傳染性的病人不但可以串門,而且還鼓勵你到處走動。連吃飯都可以端著盤子到食堂裏一起吃。還有圖書館和閱覽室,可以借書看……。這樣的集體生活對病人的康複是有利的。
在陽台上曬太陽時,我遇見幾個德國的老頭,才發現他們對中國的了解如此之少,可以說是不可思議,讓人大跌眼鏡。
有個八十多歲的老頭聽說我來自中國,很高興地說自己年輕當兵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去過上海。“唔,那是靠海邊的一個小鎮。人不多,但挺漂亮的……”老頭眯著眼睛,在那裏愉快地回憶著。我驚訝地看著他。一戰時上海已經很繁華、很熱鬧了啊。怎麽也不會是一個人很少的小鎮呀!估計他是被派到屬於上海,但又離市區很遠的一個港口站崗去了。以為那就是上海。
另外一個八十多歲的老頭更離譜。他問我:“中國?在什麽地方?”我費勁地給他比劃了半天,他才似乎明白了:“啊,中國在日本旁邊。”我生氣了。他知道日本,不知道中國?“不對,日本在中國旁邊。”老頭睜大了眼睛看著我:“不是一樣的嗎?”我搖搖頭:“中國和歐洲一樣大,日本隻是個小島。如果中國比作一件衣服,日本就是一粒扣子。你隻能說衣服上有顆扣子,能說扣子上有件衣服嗎?”老頭還是沒有鬧明白,咕嚕咕嚕地說著什麽離開了。我失望地看著他的背影。
在這期間,技術員Thosmen和她丈夫一起來醫院看望過我。我很驚訝地問:“你們怎麽知道我在這裏?”Thomsen太太笑著說:“我們看到你兩天沒有來上班,就到你住的地方找你。房東老太太告訴我們說你在這裏住院了。” 我又問道:“你們見到Mimi了?”Thomsen太太搖了搖頭,說:“不說Mimi了。”我不解地看著她,心裏想,Mimi一定又在他們麵前胡說八道什麽了。
我們正在聊天,對麵床的老頭突然發話了。他問Thomsen太太:“你聽得懂這個中國人說的什麽嗎?”Thomsen太太驚訝地說:“當然能聽懂啦,怎麽啦?”老頭說:“怎麽他說的什麽我一句也聽不懂啊。”我們不由得都笑了起來。我才想起前兩天他曾經試圖和我說話,說了兩句就不再說了,原來是聽不懂我說的什麽。“難道我的德語說得那樣不好?”我奇怪地問。Thomsen太太安慰我:“哪裏,他不是本地人,口音很重,所以聽不懂你說的話。”雖然是這樣說,我還是感到十分沮喪。
第五天,我實在呆著無聊,又擔心我傳的細胞。下午,我偷偷溜出醫院,坐上去實驗室的公共汽車。在車上,我發現大家都以奇怪的眼光看著我。低頭一看,才發現自己還穿著醫院的衣服。好在是天天換洗,還算幹淨。唉,也不管那麽多了。到了實驗室,我擔心細胞長得怎樣,就坐在那裏用顯微鏡看了起來。一會,技術員從無菌室出來,看到我,不由得大吃一驚:“你怎麽能從醫院跑出來了?”她立刻把Ahne教授叫過來看。Ahne教授很嚴肅地說:“你趕快回去,不能穿著醫院的衣服在外麵跑。當心警察把你當神經病抓起來。”我大吃一驚,趕快放下細胞,跑回了醫院。不過對Ahne教授的話還是半信半疑:警察還管這事?
一周後,醫生通知我可以出院了。我來到醫院辦公室,心裏在想該怎麽結帳啊,要付多少錢。辦公室的人看了看出院通知單,在電腦上查了一下,叫我在單子上簽個字。然後很禮貌地對我說:“江先生,你可以回家了。祝你健康!請記住:一周後上午九點請過來複查。”就這樣出院了?我驚訝地看著這一切。說了一聲“謝謝”就走出了醫院。這手續真簡單啊。
幾天後,醫院寄來一份賬單。上麵列了我住院期間的所有費用,包括吃飯的費用一起大約一萬二千多馬克。附言上寫到:“如果你看後沒有什麽疑問,麻煩請簽字後寄到保險公司。地址如下……。”我寄出去後,一切手續就都辦完了。
一周後,我如約來到醫院。醫生叫我躺下,然後用手在我的肚子上摸了幾下,滿意地說:“唔,很好,沒有問題。你可以回去了。”再過了幾天,醫院又寄來一份賬單。這是複診的費用二百馬克,上麵同樣有句附言:“如果你看後沒有什麽疑問,麻煩請簽字後寄到……。”我一麵把信發出去,一麵想:這複診費也太貴了點吧!摸了不到十秒鍾的肚皮,就花了二百馬克!幸虧是保險公司付賬,否則真付不起啊。
出院後我一稱重,整整輕了十三斤。那就是說,我出國半年,不僅把在歌德學院吃黃油長的四公斤肉放棄了,還多掉了五斤肉。李新新知道後不由得嘲笑我:“哪個像你那樣出國後又拔牙又切腸的?別人出國都長胖了,你倒好,還瘦了幾斤。怎麽回事啊!”
是啊,我的運氣怎麽這樣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