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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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湖南手表廠培訓
國慶前夕，廠裏通知要在國慶後派幾個人去湖南手表廠培訓。由吳師傅帶隊，除了我以外還有四個人，都是機修班和設備班的人。主要是學習那裏的一些自動化設備，看能否自己造出來。造手表不僅僅需要車鉗刨銑那些通用機床加工，更需要很多專用的設備來加工。這些專用設備多是進口的，在當時很難花錢買到，需要我們自己去模仿，去自製。
這是我第一次出差。我趕快給小妹寫了封信，告訴她這個消息。十月二日國慶剛過，我們六個人就乘火車出發了。一到長沙，湖南手表廠的人用汽車把我們接到離手表廠大約兩裏路的一個路邊旅社。第二天是周日，正好大家可以歇口氣。我們打量了一下四周，其實湖南手表廠並不在市區，而是在離長沙市區二十多公裏的遠郊，位於長沙到湘潭之間的暮雲市。周圍環境不錯，有山有水。但旅社周圍似乎很荒涼，隻有一條公路從這裏穿過，附近除了遠遠地有個郵局外，沒有什麽商店。好在樓下有個餐館。不過天天在那裏吃飯可消費不起，隻能是周末在那小餐館裏混一混，平時一日三餐都在廠裏的食堂吃飯。
我們幾個人都是第一次來湖南出差，看到一切都非常新奇。旅社的床上一年四季都墊著席子。開始我們並沒在意，直到元旦過後開始下雪，大家實在受不了，旅社的老板才給我們每人一床棉絮墊在下麵，還用詫異的眼光看著我們，仿佛我們是從外星來的異形人。
吃飯了。我們點的幾個菜每一盤都紅通通地放滿了辣椒，每個菜都辣得讓我們個個毛孔張開。大家一邊吃一邊唏噓著，還不停地擦著眼淚。下午，小李實在受不了，哀求炒菜的師傅：“師傅啊，菜裏麵能不能不放辣椒？”。大師傅勉強答應了，嘴裏還咕嚕著：“沒有辣椒怎麽做菜？”結果炒出來一嚐，還是辣得要命。吳師傅搖搖頭：“沒有辦法，他們的鍋都是辣的！就湊合著吃吧。”
第二天一早，我們就趕去廠裏的食堂吃飯。這裏隻看到工人們在廚房門口排隊買早餐，沒有看到食堂，大家都站在外麵吃飯。小王驚訝地問：“你們廠裏怎麽隻有廚房，沒有食堂？”大家隻笑了笑，沒有做聲。後來有人告訴我們，其實他們有個很大的食堂，不過毛主席逝世後臨時改做靈堂了，要“百日”之後才能拆掉。我問：“要到年底啊，要是下雨下雪我們到哪裏吃飯呢？”。大家都笑了：“到時候再說吧。現在哪裏顧得了那麽多啊！”
湖南人的早餐居然也是幹飯。叫我們這些早上習慣了喝稀飯豆漿的人真有些不太適應。最叫人受不了的還是湖南那火辣辣的菜。連食堂供應的神仙湯都是叫人辣得眼淚直流，大家戲稱是在“灌辣椒水”。在這裏沒有一個菜不是辣翻了天，吃飯成了我們的艱巨任務。
我們的湖南培訓就這樣開始了。我們每天清早走到手表廠吃早飯，上班，晚飯後才回來。周末如果不想休息和洗衣服，就坐長途汽車去長沙市區玩玩，或者到周邊爬山。
第一天上班，對方就把我們分到各個不同班組，然後再確定要學習的內容。來前廠裏給大家的任務是：我們廠準備將來從製造手表外觀件逐步發展到製造所有的零件，即生產手表。其中最重要的零件是手表的主甲板，也就是我們平常說的裝配機芯的底板。這是一塊黃銅的圓形底板。按照我國的統一標準，除非是非標準表（如女士的坤表），其它所有外形看起來形狀各異的手表，其實機芯都是一模一樣的，隻不過外觀件各有不同罷了。在這個圓形的底板裏挖出好幾個形狀複雜、深淺不一的異形槽，裏麵再安裝各種齒輪和擺輪等零件。主甲板位置很小，上麵安裝了很多需要精密配合的零件。所以凹槽的形狀要求非常準確，尺寸要求很嚴格，是手表質量好壞的關鍵。交給我的任務，是學習製造那台能在主甲板上銑出複雜形狀的異形槽的自動銑床，由湖南手表廠的總工程師羅總帶著我做。
我站在那台自動銑床旁邊，仔細地打量它。這台銑床能自動控製一把小小的銑刀沿著一條複雜的曲線邊加工邊行走，並根據要求自動調整要加工的深度，一次就能加工出這個如此複雜的形狀出來。其實那台銑床倒比較普通，但銑刀的運動受一個形狀非常複雜的凸輪控製，通過它來決定銑刀所處的位置和深度，移動的方向和速度，包括在某處停留的時間。真的是太奇妙了！我不禁對凸輪產生了強烈的興趣。
要能製造自動銑床，首先就要掌握這個凸輪。於是在我麵前展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這裏需要大量的數學知識：阿基米德螺線、速降曲線，停止曲線……，凸輪實際上就是一個各處半徑不同的一個“圓盤狀”物體，它的輪廓就是由這些曲線組成。通過這些曲線，接觸它的連杆能推動銑刀在高速旋轉切削金屬的同時，還能夠勻速前進，快速後退或者原地不動，從而“挖”出各種形狀的槽來。另外還有一個凸輪配合著控製銑刀的進刀深度。經過幾天的研究，我逐漸吃透了它的原理，能夠自己計算，並根據零件的要求設計它的曲線形狀。
但是設計和製造之間還有相當長的距離。當我拿著計算好的數據跟羅總學習加工凸輪時，羅總首先拿來一個鑄鐵加工的圓盤，說這就是未來凸輪的毛坯。他找到中心點，畫上一根半徑，然後以此為凸輪的起點在上麵畫上位置標記。準備將來按照記號加工。這時我才感覺到任務的艱巨！
這裏對凸輪精度的要求是以“絲”為單位計算的。工廠裏說的“絲”不是字典裏說的“絲米”，而是“忽米”，即一毫米的百分之一。雖然一絲用肉眼還能勉強看到，但要區別是幾個絲，可能隻有用放大鏡了，用肉眼很難區別。但由於手表零件的精度就是以絲為單位計算的，所以凸輪的精度也必須以絲計算。
羅總在上麵用尖頭的鐵筆在上麵打了一個點，然後把鐵筆交給我：“你在左麵打一個相距3.55毫米的點吧。”我看了半天，覺得這是不可能做到的。就在左邊打了一個點：“這應當是在3.5到3.6毫米之間。”羅工看著我：“還能精確些嗎？”。我看了看，搖搖頭：“不行，我隻能做到這樣。”羅工欣賞地笑了：“小江，你很老實，能實事求是啊。能做到這個精度已經是很不容易了。”接著，他拿出千分尺：“要用這個才行！”，他很耐心地教我，怎樣用才能保持讀數穩定，才能最大地發揮它的精度。
開始加工凸輪了。我先把要去掉的部分用鋼鋸或者大銼刀弄掉大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剩下的再用銑刀，小銼刀甚至砂紙一點點地打磨，並隨時用千分尺檢查。這是個極其精細的活，我感到有些力不從心。吳師傅發電報，把廠裏的徐師傅調來協助我加工。徐師傅一來，我就放心了。他可是個連手表都能用手工做出來的人啊。徐師傅笑著對我說：“我們分工啊，我可不懂計算。計算錯了算你的，加工不準算我的。好吧？”。就這樣，我們做了一個多星期才把它加工出來。
經過兩周的學習工作，大家都有點疲勞，而且也很想去長沙看看。於是到了周末，我們一起坐長途汽車進了城。一進城，大家就覺得好像有點異樣：到處貼的標語寫著：“打到四人幫！”、“打倒江青、王洪文……”，不禁嚇了一跳。由於那裏沒有收音機。也沒有報紙，什麽也搞不清楚。小李偷偷地說：“這是反動標語吧？”我到處看看，搖搖頭說：“肯定不是，這到處都寫的是，怎麽會是反動標語呢？一定是真的打倒了！”十年來，大家看慣了一批又一批的人被打倒，也有些疲勞了。特別經過了林彪出逃和毛主席逝世這些重大的事件，所以對此也沒有什麽特別的感覺。第二天，湖南手表廠才開始傳達打倒“四人幫”的消息：四人幫倒行逆施，篡改毛主席的遺囑，企圖奪權。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華國鋒、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對江青、張春橋 、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幫派骨幹實行隔離審查，粉碎了“四人幫”。啊，中國發生了這樣驚天動地的事情！看來住的地方偏僻，做什麽事情都要慢一拍。
由於地處邊遠，很多消息都比北京要遲很多，“內部消息”更少。當時聽到“四人幫”的主要罪行好像是在偽造篡改毛主席的遺囑，說是把毛主席寫給華國鋒的親筆條子“照過去方針辦”改成了“按既定方針辦”。我們聽後非常糊塗。從字麵看，這兩句話本身的含意有很大區別嗎？好像差不多吧？
不過到了後來，聽到很多關於四人幫倒行逆施的罪行。能打倒他們，自然每個人都感到非常高興。我們最大的心願就是趕快結束文化大革命，看來有這個可能了。這是我們感到最最高興的事情！
再過幾天，工廠裏召集大家看電視，華國鋒當上了黨和國家的主席，要登天安門城樓，還要到處送他的標準像，儼然一副新領導人的樣子。大家在底下悄悄地問：“天安門上的像要換成華主席的嗎？什麽時候換？”一天中午吃飯的時候，廠裏的女會計很得意地告訴我們：“我昨天查過賬，華主席還借過我們廠造的手表試戴啊！還沒有還回來。”我笑著問：“你會去找他要嗎？”她擺擺手說：“哪裏，我們高興都來不及哩，哪裏會去找他要啊！”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
湖南手表廠裏的人談起四人幫，無不義憤填膺，氣不打一處來。原來長沙的很多物質供應都是通過長江航運過來的。四人幫主要卡住長江口。凡是路過的船隻一律要“路過拔毛”。有時甚至直接沒收，拖到上海去。所以文化大革命期間，上海的供應很好，而長沙則非常困難。例如原油就經常被上海扣留，導致長沙供應嚴重不足，甚至停電。所以打倒了四人幫，上海人不會再那樣作威作福了，他們也算出了一口氣。
政治運動畢竟不能當飯吃。大家激動了幾天後，又恢複了平靜，繼續工作。
做出第一個凸輪之後，我總感到好像有什麽不妥，但又說不清楚。我跑去問羅總：“你們用自動銑床加工出來的那個異形槽的尺寸準嗎？”羅總楞了一下，搖搖頭說：“有點問題，精度好像不夠。”我疑惑地問：“是精度不夠？”羅總給我解釋：“我們想了很多辦法，加了很多穩定裝置，甚至連軸承都換成精密軸承了，但尺寸還是有些不穩定。不知道是什麽原因。”
回到房間，我仔細地看著圖紙，似乎感覺到什麽，但又說不出來。突然，我盯在那條阿基米德螺線上。這是一條能使半徑均勻增加的曲線。我又看著頂在凸輪上的杠杆。突然意識到這裏有問題：雖然凸輪是準確上升了一段距離，但杠杆是做弧形運動的，實際上走的是條斜線。既然走的路程比設計的路線要長，其後果就是銑刀移動的距離要比設計的距離大，這可能就是尺寸不準的原因了。我又仔細計算了一遍：如果我的推測正確，他們加工出來的形狀一定是中心部分的尺寸準確，兩端的形狀被拉長了，而且越是接近兩端，偏離越大。這和加工精度無關，是設計上的問題！
我拿著圖紙去找羅總。走到半路，正好碰見他在廠裏散步。他笑著跟我打招呼：“小江，中午沒有休息？”我連忙問道：“羅總，你說自動銑床加工那個異形槽的精度不穩定，是不是僅僅兩端的尺寸偏大，而中間的尺寸是準的？”他驚訝地揚了揚眉頭：“是啊，你發現什麽問題了嗎？”“是。”我點點頭說：“這不是設備精度的問題，是設計上的問題。”我攤開圖紙，仔細跟他講了我的看法。講到一半，他大吃一驚：“你，你，你說是設計有問題？你的意思是說，當凸輪的半徑增加了五毫米時，杠杆移動的距離不是五毫米？”我肯定地說：“不是五毫米，而且肯定比五毫米大。因為它還旋轉了一個角度，運動軌跡是一條斜線。肯定大於原先設計的五毫米啊。要不，我回去拿個尺過來跟你比劃一下就明白了。”等我回去拿了尺再回來，羅總已經想明白了：“我明白了。小江啊，你解決了一個大問題呀！我一直認為是設備的精度不夠，想了很多辦法都解決不了。隻好調節杠杆的位置，把中心部分調整到負偏差，兩端部分是正偏差，這樣才勉強合格。看來這是設計上的問題。隻要在設計上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就這樣，我們通過修改凸輪的參數，徹底解決了這個問題，而且砍掉了所有為加強穩定性而增加的零件。不僅簡化了設備，反而使運行更加穩定。
經過兩個多月的努力，我們完成了自動銑床的全部圖紙，搞清了很多疑難問題。特別是攻克了凸輪的難關，解決了以前長期沒有解決的難題。心裏真高興啊。我趕快給小妹寫了一封信。把這裏的事情告訴她，讓她也分享我的喜悅。
然而讓我始料未及的是，小妹寫的信越來越少了。通常是要等我寫了幾封信後，才能收到她的一封回信，信也越來越短。這和剛從武漢跑車回去後的來信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心中很不安，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情。到了冬天，小妹來了一封信，她在信裏莫名其妙地衝我發了一通火，一周後她又來了一封信，信中又跟我解釋了上次不該對我發火。希望我原諒。
看著信，我心裏很難受。在信中我看出她煩惱和矛盾的心情，我知道她此刻的情緒肯定不好。會是什麽原因呢？她沒有說，我也沒有問。一切順其自然吧。
冬天到了，天氣變得很冷。我們又利用周日去逛長沙，發現湖南的食品供應比湖北要好，至少比武漢要好很多。辣椒油可以隨便買，雖然很辣，畢竟也是油啊。另外如花生米、黃花菜等也可以隨便購買，一些比較好的酒也能在櫃台上見到。大家都趁機買了一些。準備培訓結束後帶回家，正好過年。
打倒四人幫後，大家激動了一陣，又逐漸恢複了平靜。錯誤的東西沒有批判和清除，所以生產還是很不景氣，工廠裏還在照樣磨洋工，社會也還是那樣亂糟糟。長沙也不例外。
元旦前，一個公共汽車的司機在開車時，有個乘車的青年跳上車掛在車門上。司機故意把車開得左搖右晃，想把那人甩下來。最後甚至故意從一棵樹旁開過去，活生生地把那個青年人擠到樹上給弄死了。這不是故意殺人嗎？法院判了這個司機死刑。沒想到整個公交係統的司機集體罷工，想以此威脅長沙政府，試圖迫使他們改變判決。一時間長沙的交通變得非常混亂。
好在那時的軍代表很有魄力。宣布把那個犯了法的司機立即槍斃，並迅速從部隊調來上千名開軍車的司機，頂了上去。同時給那些罷工的工人一個最後期限：凡是到時候不上班的一律開除！就這樣才把罷工給平息了下去。市民們都搖頭：怎麽世道成了這個樣子？怎麽工人階級的覺悟就這樣低呢？我則呆呆地看著這一切，想到了小妹。小妹啊小妹，你會是什麽樣的司機呢？
過了元旦，武漢那邊又交給我另外一個任務：手表主甲板正麵和反麵各有一個形狀複雜的異形槽。我先做的是加工正麵的那個槽的凸輪。廠裏見我能做出加工第一個異形槽的凸輪，希望我能把加工反麵那個異形槽的凸輪也做出來，帶回來自己再製造一台自動銑床。這個凸輪湖南手表廠也沒有做過，所以什麽數據都沒有，全部要自己重新計算。這是個極其精細，也非常耗費精力的計算。每個數據都要保留四位小數，然後平方變成八位小數，經過加減乘除後，再把這個八位小數的數字開平方。才能保證誤差在“絲”的範圍內，而且不能有積累誤差。否則凸輪轉過一圈以後，最後的數字不能歸零，即不能回到原點，所有的數據都得重新計算！那時候沒有計算機，我連一個手搖的計算器也沒有，完全靠紙和筆來完成。這就是我麵臨的任務。
那一個星期我沒有上班，把自己關在房間裏算啊算。那兩天剛好又感冒了，每天眼淚鼻涕直流。吳師傅同情地看著我，但除了給我買來足夠的草稿紙外，沒有其它可以幫上忙的地方了。經過一周左右的計算，終於完成了。最叫人高興的是，最後驗算時沒有發現問題，能夠歸零。再後來，按照這些數據加工出了一個凸輪。但效果如何，就隻有帶回去等自動銑床造好後再來驗證了。
接著，在剩下的時間裏，我們把湖南手表廠裏的專用設備一台一台地研究，畫出了幾乎所有專用設備的圖紙。
臨近元旦，吳師傅帶來的錢快用光了。他給廠裏財務發了兩封電報，但都沒有回音。大家都很著急。我提議：“跟操書記發個電報不行嗎？”吳師傅搖搖頭：“這點小事怎麽可以跟廠長書記說啊！我們可以先找湖南手表廠借點用呀。”。我跳起來抗議：“怎麽不行？民以食為天。沒有吃的你說怎麽辦？要不然你不管，我以我的名義去給操書記發電報好了。”大家都覺得也隻有這個辦法了，找別人借不是辦法。
第二天，我和小李去郵電局發電報。吳師傅無可奈何地看著我們，想阻止，但又說不出個理由，感到非常鬱悶。我們到了郵電局，拿著電報紙。小李說：“你寫吧。”我想了想，就寫了一首詩：“兩封電報不見錢，無錢吃飯好可憐，望能見到電報後，速匯現金一千元”然後簽上自己的名字。郵局的工作人員拿過電報紙，忍不住笑了起來，不過還是挺認真地發出去了。
吳師傅那兩天提心吊膽，生怕得罪了廠長和書記。結果第三天，一張一千元的匯款單就到了。幾天後還來了一封會計的檢討信，表示對我們關心不夠，給我們的生活帶來困難等等。大家都高興了，吳師傅也鬆了一口氣：“你們這些人以後做事還是謹慎些好，不要惹麻煩啊！”。
打倒了四人幫，這裏還是發生了一些細微的變化。一天早飯，廠廣播站正在轉播電台的內容，突然，裏麵出來了“洪湖水，浪打浪”的歌聲。這是《洪湖赤衛隊》裏的歌曲。同事們聽到都不由得呆住了：“啊喲，怎麽放這樣軟綿綿的歌了？”是啊，每天聽慣了雄壯的、震耳欲聾的造反聲，像這樣的抒情歌，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都是作為封資修的東西來批判的。多少年沒有聽到過了，真新鮮啊！
元旦後，吳師傅看我們幹得很辛苦，任務也完成得很不錯，同意我們休息兩天，去韶山毛主席故居參觀。小王有個老鄉在那裏上班，正好能在那裏住一晚。我們高興極了。雖然我在一九六六年曾經一個人步行串聯時去過，可那時候人山人海，什麽也看不清楚。
第二天，我們趕到韶山，參觀了毛主席的故居，想再去看看毛澤東紀念館，但不巧剛好那天關門。正感到失望，碰巧遇見警衛的解放軍排長是湖北老鄉。看到我們渴望的眼神，他說：“這樣吧，你們吃了晚飯後再過來，我帶你們進去看看，好嗎？”
傍晚，天剛暗了下來，我們就迫不及待地跑了過去。那個排長居然把我們從側門帶了進去，我們像小偷一樣在那裏看展覽。嘿嘿，他比講解員還會介紹。他指著一張長征時期的集體照對我們說：“你們知道最旁邊站著的那個女人是誰嗎？那是毛主席的第二個夫人，姓賀，現在還活著。”我們大吃一驚：毛主席還有另外的夫人？還活著？在那個年代，中央領導人，特別是毛主席的私人生活都是對老百姓保密的。大家隻知道毛主席的夫人是楊開慧，已經被敵人殺害了。現在的夫人是江青，哪裏又出來一個夫人？他給我們講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他告訴我們：這裏的照片其實已經換過幾次了。每逢哪個大人物被打倒了，如彭德懷、劉少奇、林彪等，中央總會來幾個人來檢查，把有關他的照片撤下來。我聽了不覺得有點好笑，政治鬥爭和尊重事實總是有點不相容的啊！那天晚上我們看了好久，覺得挺有意思。回武漢後，還給那個排長寫了一封感謝信。
1976年參觀毛主席故居
到七七年二月初，快過春節了，我們也準備回去了。一轉眼，我們就在湖南呆了四個月。從穿單衣一直呆到穿棉衣，呆到下雪。我們天天在那裏吃辣椒，雖然也難受過，也上過火，但終於也練就了一副吃辣椒的嘴巴。也跟那裏的湖南人交上了朋友。湖南人也是火辣辣的，但非常友好，非常直爽。聽說我們要走，熱情的同事們送了我們很多東西，有模具，刀具，一些很難買到的材料等等，裝了很重的幾大木箱。工人們聽說我們想帶肉回去，還把自己家醃好的臘肉賣給我們。
臨走那天下午，他們幫我們一起把行李運到火車站，一起來來回回上了幾趟火車，才把那幾箱東西搬上車，每個人都累得滿頭大汗。誰知剛開出長沙，就下起了鵝毛大雪。整個世界一下子變成白茫茫一片。等到火車走到嶽陽，鐵路已經被凍住了。停了好久，等到恢複通車時，我們看到還有很多工人趴在鐵軌上用噴燈在給鐵軌加熱，以免凍住了無法搬道岔。這樣，原本幾個小時就能到武漢，結果一直推遲到下半夜。
漫天大雪，等我們從長沙回到武漢，廠裏的同事們已在站台裏等候多時，在等著搬運東西。等到廠裏的司機把我們一個個送回家時，天已經開始蒙蒙亮。我是最後一個，當汽車開到廣埠屯時，雪太大，實在走不動了。我叫司機趕快掉頭回去休息，自己拖著行李，從比膝蓋還深的積雪中慢慢走回家，一直走到天亮。
四個月的湖南培訓終於結束了！
用手算凸輪其實是學機械的基本功。畫了所有設備的圖紙？手繪投影圖還是3維立體圖？現在都是3D設計和電腦了。
“我趕快給小妹寫了一封信。把這裏的事情告訴她，讓她也分享我的喜悅。” 男性女性對事物的關注點是不同的。技術上的突破可以給男人帶來愉悅但對於女性來說可能沒有共鳴。
四年裏最大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