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偷回家 31

偷偷回家

十一月底，大概是上麵鬥得太厲害，顧不上底下的老百姓了。聽說爸爸媽媽都已經被放回家，不再被關在牛棚裏。大姐姐就和我商量怎麽才能回去看看才好。我說：“要回去一定要有理由，否則怎麽跟隊裏說呢？而且最好要有個證明，要不然防疫站的人要查起來怎麽辦？”大姐姐想了半天，突然說：“有了，你就說要回學校開證明吧，就說是招工要用的。”然後，她不知道從哪裏搞來一張油田的證明，上麵赫然蓋著“五七油田八分部（即煉油廠的代號）”的大紅章子。有了這東西，我心裏就踏實了。
十二月三日，我乘坐三零四次火車連夜趕回武漢。第二天，我去七醫院留守處，在那裏報了個到，以免有人追查起來有個交代。然後跑到洪山張崇武家和電子設備廠吳恒樂那裏玩了半天，直到傍晚天已經黑了，才偷偷地溜回家來，以免又被專案組的人看見了把我抓到招待所去住。
我偷偷地溜到後門。看到家裏亮著燈，我的心劇烈地跳動起來。我擔心專案組的人正好在家裏給他們訓話，不敢貿然敲門。就先走到後麵，貼著門聽了一會，確定裏麵沒有外人，才輕輕地敲了幾下門。屋裏的聲音立即停止了，一片寂靜。我又敲了幾下，才看到媽媽從房裏出來，隔著玻璃看看，緊張地問：“誰呀？”我很輕地回答：“是我，育林。”媽媽驚呆了，忘記了開門。她吃驚地問：“你怎麽回來了？”我生怕隔壁有人聽見，趕快說：“你先趕快開門呀！” 媽媽才如夢初醒，趕快把後門打開，讓我進屋來。
爸爸也從屋裏出來了。他們兩個站在我麵前，呆呆地看著我，仿佛不認識一樣。過了很久，爸爸才開始問到：“你怎麽回來了？有什麽事情嗎？”我趕快把介紹信拿出來給他們看：“不要緊，我是來辦事的，有油田開的證明。”爸爸把介紹信翻來覆去地看了半天，才放下心來，叫我到裏屋去。我在夏天時就給媽媽做了一雙很漂亮的女式邊帶布鞋，還繡了一雙鞋墊。當我拿出來送給媽媽時，他們瞪大了眼睛看著我：“這個，是你自己做的？不是別人幫你做的？”我很得意地說：“當然是我自己做的，怎麽樣？”媽媽驚歎地說：“啊呀，簡直跟外麵賣的一樣！”我笑著說：“外麵賣的還不是人做的。”這時，他們才開始放鬆起來。
由於他們是剛被放回來，家裏什麽也沒有了，隻好大家擠在一張大床上睡。我擔心地問：“床會不會壓垮？”爸爸使勁地按了按床：“我看不會，就湊合著過吧。”那天我們很晚才睡。我跟他們講了林彪和“九一三事件”，他們嚇得瞪大眼睛坐了起來。原來他們一直被隔離關在單間裏，不讓看報紙，也不給傳達文件，所以什麽都不知道。這個消息對他們的衝擊太大了！
之後的幾天，我到處探親訪友，晚上才回來睡覺。不料第二天傍晚，我剛回到家不久，專案組不知從哪裏得到消息，就登門拜訪來了。他們一進門就板著臉問：“你回來幹什麽？” 爸爸媽媽站在一旁緊張得不得了。我趕快拿出介紹信給他們看，說是要去學校開證明。他們把那張介紹信仔細地看了又看，才還給我，說：“辦好了趕快回去！” 我們才鬆了一口氣。就這樣，我在武漢整整呆了五天，一直到八號才登上回荊門的火車。臨走時，爸爸送我一塊天津產的手表。也就是從那時起，我開始有了自己的手表，在農村不再靠看太陽過日子了。
年底，湖北省發下通知：招工暫停三年！這對我們這些還在農村伸長脖子等待招工的知青來說，無疑是一次沉重的打擊。勞動和表現已不再有任何意義，知青的信仰開始全麵崩潰。比較老實的知青開始想辦法裝病，試圖以“病轉”的名義回城。而調皮的知青則破罐子破摔，不上工到處玩還是比較好的，有的則到處偷雞摸狗。如到副食品店偷雞蛋的，打架的，到處惹事的。有個子陵的知青路過信用社，隔著安了鐵絲網的窗戶看到桌子上有幾張鈔票，房間裏沒有人，就用一根棍子沾上一點點瀝青，從鐵絲網的小孔中把錢一張張粘出來。這些事情真的很有“創意”，我想那一定從我們小時候用瀝青粘知了的方法得到的靈感。

一九七一年對於還留在農村沒有被招工上來的知青來說，是非常殘酷的一年。我們終於明白：表現再好也沒有用。有用的，除了爹媽的成分外，就是關係和權力。“開後門”變得泛濫成災。農村裏也開始知道剩下的知青是什麽東西，我們麵臨著極大的生存壓力。生存，不僅僅是指吃和住，更重要的是生存下去所需要的精神支柱。

[gladys]

說得很好--“生存，不僅僅是指吃和住，更重要的是生存下去所需要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