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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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慶榮死了
八月初，我去十裏牌醫院，想去大姐姐那裏把手風琴拿到隊裏玩幾天。大姐姐對我說：“你知道嗎？王慶榮死了！”我呆呆地看著她，根本沒有意識到她在說什麽。幾天前，我到荊門縣城買東西，路過醫院，還看見王慶榮在簡易工棚裏洗衣服。當時我們還談了好久。她說，她準備回武漢看看，還聽說馬上又有大批招工的人要下來了，看來我們還是有希望的。她還說，我們一定要好好勞動，爭取有個好的表現。我當時坐在她旁邊，默默地聽她說話，心裏想起公社副書記張化文的話……。
怎麽會就“死了”呢？
大姐姐告訴我，前幾天她搭便車回武漢。大卡車上裝滿了大箱子，她們幾個女孩子就坐在箱子頂上。車經過荊州，剛一出城，轉彎時可能太急了，車翻倒在水田裏。王慶榮和另外一個女孩掉到水田裏，並且被大箱子壓在下麵。等到人們趕來把她們從泥水裏拖出來時，已經沒氣了。
大姐姐還告訴我，王慶榮死後，被拖回荊門七醫院來。第二天買了一口棺材，送到麻城鋪埋了。就在荊門通往沙洋的公路旁邊，用木牌給她立了一個碑。事情就這樣辦完了。
事情就是這樣，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了。但這畢竟是一個鮮活的生命啊！雖然和她沒有太多的來往，也隻是一般的校友，甚至她還隻是初中的學生。對我，可能隻是很小很小的一段回憶而已。但我們畢竟互相認識。
王慶榮是初三的學生，比我們低三屆。最初認識她是在武重聯絡站，我們天天在一起。記得一天晚上，我們一起出去刷標語和大字報，還要去街頭演出。我們用長刷子挑起漿糊桶邊走邊聊。她突然叫起來：“江育林，你不累嗎？我在後麵已經換了好幾次手了。”我回頭一看不禁笑起來：“提這麽個小桶還用換手嗎？我提一天也不用換。” 女孩子出力氣確實不行。不過到演出時就該她們神氣了。王慶榮很會跳舞，特別是演紅小鬼演得很像。紅通通的臉，紮著兩個小辮子，樣子挺可愛的。但是“七二0事件”後，我們聯係就不多了。
下鄉後，王慶榮在蘭橋公社金塚大隊，和他們班的同學在一起。弟弟小林下鄉時，我送他去生產隊，路過蘭橋，在她們隊住了一晚。那時候我已經知道她家裏的情況：她的父母都是被鎮壓的，所以一直和她的姐姐王慶莉一起生活。她姐姐也在七醫院工作，和我大姐姐是同事。也許是同病相憐吧，我們關係好像又近了一些。那天，其他人都休息了，王慶榮還坐在炭火旁陪著我聊天。那時她對自己的家庭成分非常悲觀，覺得沒有什麽出路。其實那時候我自己也很迷茫，但人總是要活下去，因此隻有安慰她“先好好幹活吧！” 那天我們談得很晚。可能她很久沒有和別人談自己的想法了。因為那天晚飯後，有知青居然還要求大家站在毛主席像前“晚匯報”，被我一句話打發掉了。在這種環境下，像我們這樣的人是很難找到傾訴對象的。
大姐姐說，她姐姐哭得很傷心。我能想象得到，從此後就剩下她孤獨一人過日子了。但在其他人眼裏，不過是又死了一個人而已。沒有什麽“英雄事跡”，算不上是烈士；也算不上是“因公”。死了一個知識青年，就像是踩死了一隻螞蟻，無聲無息。幾十年後，我看到一本關於日本慰安婦的書。那裏講到有些慰安婦其實也和日本士兵一起在戰壕裏生活，在打了敗仗時也有人和士兵一起服毒自殺以“效忠天皇”。但在戰後，隻有士兵才被追認為因公死亡，而慰安婦是沒有的。看到這裏，我不禁覺得知青下鄉就像是日本的慰安婦。知青們下鄉是為了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但沒有任何人承認他們的合法性，甚至很多年以後才勉強承認了下鄉的這一段“工齡”，有的單位甚至還要加一句：“在分房子時不能計算在內。”
那天晚上我回到生產隊，他們幾個還沒有收工。我一個人在崗子上拉起了手風琴，就算是寄托給王慶榮的一點哀思吧！我拉著拉著，吳恒樂和張崇武他們收工回來了。他們笑著問：“你今天怎麽有興致拉這玩意了？”我告訴他們，這是拉給王慶榮聽的。大家默然。
由於在農村的精神壓力越來越大，大家似乎對生和死的界限也看得越來越淡。似乎從哪裏傳來過某地知青自殺的消息，但是誰也沒有見過。倒是對死人的事情看得很淡泊。煙墩有個女知青在公共汽車上睡覺，把頭伸在外麵，被對麵的汽車擦掉了後腦殼。另一個女知青居然說：“她死的時候肯定很舒服吧？”似乎還露出一絲羨慕之情。
一天放假休息，我們和榮興大隊的幾個同學一起從荊門玩了一圈回來。天已快黑了，路過江山大隊附近，正好遇見雷全賢回家，大家就站在路邊聊了起來。那時候大家心情都不好，發了一通牢騷。不知是誰說了一句：“活得真沒意思。” 正好一輛卡車開著車燈從旁邊慢慢走過。雷全賢輕輕地說：“要死還不容易！就往汽車下麵一倒就行了，誰也搞不清楚怎麽回事。” 我們驚愕不已。回去的路上，大家一言不發。過了一會，楊瑞豐悶聲悶氣地說：“以後不要和女孩子談什麽死不死的事了，萬一真出什麽事呢！”
我相信，那段時期所發生的事情，對每一個留在農村的人都是一個極大的心理衝擊。很多人都不得不考慮自己的未來。記得一九七一年三月六日，我去蘭橋買廣播器材，順便到三檔大隊的同班同學劉永寧那裏玩了一晚。晚上，我們談了很久，很久。劉永寧很認真地問我：“你考慮過在農村安家嗎？”我毫不猶豫地回答：“不！” 他問：“為什麽？”我說：“你知不知道，在這裏生的孩子是農村戶口，就是農村人。我不願意生一個狗崽子再讓他們欺負，寧可不要後人也不成家！” 他歎了一口氣說：“我想還是就在農村結婚算了。我爺爺是國民黨的將軍，現在還在沙洋農場勞改。我是肯定出不去了。結了婚，還有當地人做後盾，日子會好過一些。”我呆呆地看著他，不知道說什麽好。後來，他在那裏成了家。現在，劉永寧是子陵區教委的頭，下鄉三十周年時我們見過麵。他滿口的荊門話，已經完全被同化了。不過經過了改革開放，他的日子過得還是挺不錯的。
雖然王慶榮的死當時在我心裏留下一些陰影，但隨著時間的流逝也逐漸淡忘了，幾乎就沒有再想起她來。不料在二十多年後，一九九三年夏天，突然我在夢裏又遇見了她。我很高興地拉著她的手問道：“這些年你在什麽地方呀？一直沒有你的消息。”她笑著告訴我：“我在麻城鋪啊。要結婚了，你過來吃喜酒吧！”……。我醒了過來，躺在床上想了很久，不知道是怎麽回事。突然，我想起來：王慶榮去世到現在已經有二十一年，快二十二年了。如果當初真的能再“投胎”的話，現在的確已到農村人結婚的年齡了。想到這裏，我不禁滿頭大汗。這是真的嗎？會是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