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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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武漢休養
從醫院回生產隊後，我一直在家休息。總覺得呆在家裏不是個滋味，但也不敢貿然出工。大家都勸我回武漢休息一陣。我有苦說不出：回去住哪兒？吃什麽？錢呢？
大姐姐那時已經到了荊門。到七零年中旬，七醫院基本上已整個搬來了。醫院暫時安在十裏牌的軍馬場，叫“五七油田荊門職工醫院”。由於完全是白手起家，剛開始，到處是簡易的木板房和工棚，條件非常艱苦。但就那樣的條件，在荊門已經算是很有名氣的“大醫院”了。醫院裏大多是“根紅苗正”的醫務人員在看病，政治條件稍微差些的就到農村“巡回醫療”。記得有個笑話：一個高度近視的醫生在野外走路實在不安全，大家就安排她留在屋裏做飯。三伏天，那醫生好心煮了一大鍋稀飯，想在外麵找個地方攤涼了，以便其他人回來能馬上吃。她看到不遠處有一塊黑石頭正好放鍋，就端著稀飯鍋往上一放。不料那是一隻正在酣睡的大黑狗，被意外燙了一下，慘叫一聲跳起來就跑，把一大鍋稀飯掀在地上。大家回來看到這個樣子，個個啼笑皆非。其條件艱苦可見一斑。而像大姐姐這樣的人屬於勞改對象，根本不能接觸醫務工作。隻能天天在那裏做建築工人，倒預製板，紮鋼筋。大姐姐看到我這樣有氣無力的樣子，也想叫我找個地方休息。但醫院裏根本容不下我。想到武漢原先七醫院的舊址還有個留守處，那裏還有人留有空房子，還有個食堂。打算叫我住在那裏，回來時順便把手風琴也帶到荊門。於是幫我聯係了一輛便車，給了我幾元錢。七月六號，我像殘兵敗將一樣，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武漢。
七醫院裏空空蕩蕩的，幾乎看不到人影。大姐姐幫我找的是單身宿舍裏的一間空房子，裏麵隻有一個桌子和一張大床，上麵掛著一個破破爛爛的蚊帳，其它什麽也沒有。條件差倒沒什麽，在農村都能呆，到哪裏都不怕。但是那個破蚊帳卻讓我在那十幾天裏吃夠了苦頭。每天晚上蚊子成群地撲過來，根本無法入睡，隻有不停地驅趕。頭兩天隻能是白天睡覺，晚上就坐在那裏趕蚊子。後來買了蚊香，把它掛在蚊帳裏麵才足以趕跑它們。每天早上起來滿身都是蚊香灰。
我猶豫了很久：這次回武漢要不要去防疫站？我很害怕專案組又要把我關起來寫材料。但是軍代表給我寄過錢，總得有個交代，而且說不定還能見到爸爸媽媽。於是七月十日，我硬著頭皮去了。
不料剛一進防疫站的院子，我就看到爸爸一個人拉著一輛堆滿雜草的板車過來了，後麵跟著一個監督他的職工。他看見我，立刻停下來，全然不顧那個人就在旁邊。一邊用毛巾擦汗，一邊問我：“病完全好了嗎？招工有什麽消息嗎？能招上來嗎？” 看來他知道我住院的事情了。我本來想告訴他，像我們這種情況招工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想了想，就搖搖頭，改口說：“很難說！” 爸爸眼睛裏露出一絲希望：“哦，很難說呀，等等吧！”後麵的人催他快走，他隻好拉起板車走了。我看著他的背影，覺得給他一點希望總比說真話要好些。
從防疫站的革委會辦公室出來，我走到家門口。站在那裏看了半天，不知道應當進去還是不進去。媽媽大概是被告知我回來了，趕回家來看我。我們坐在裏屋，這是兩年來我們第一次單獨地，在沒有人監視的情況下坐在一起。我不知道該說什麽，隻是呆呆地看著她，像看著陌生人一樣。
媽媽頭發幾乎全白了。大姐姐早就告訴我，那是工宣隊在一次大會上，宣布她是曆史反革命。媽媽當場昏倒，兩天後頭發就全白了。大姐姐去看她時，她哭哭啼啼地說，真的不想活了。但是想到死後我們四個孩子將會成為“殺關管”的後代，會永無出頭之日，才勉強堅持活下來的。
媽媽身體還好，隻是瘦了很多，奇怪的是她大熱天居然還披著一件棉大衣。媽媽問了我住院和恢複的情況。講了幾句，看看外麵沒有人，突然把大衣裏麵的一個角撕開，從裏麵掏出了幾張鈔票。一看，是四十元錢。我呆住了：媽媽每個月隻有十元的生活費，不到兩年，她從哪裏摳出這來四十塊錢！媽媽叫我趕快收起來，我不肯要。媽媽急了：“快呀，不要讓別人看見了！”接過錢，我的手在發抖，什麽話也說不出來。
晚上，我趕到二附中。小林住在那裏。我知道工讀班的朋友們對他非常關心，有些人還省下自己的糧票給他，有的幫他買東西，但生活還是比較緊張的。我把他從宿舍裏叫出來，帶到籃球場上。我偷偷地把這錢全塞給小林，叫他省著點用，這是媽媽給的。小林接過錢，沒有吭聲。
媽媽的錢究竟是哪裏來的？一直是個謎。一直到後來看到爸爸寫的《文革經曆》，我才知道了這錢的來曆：“……在牛棚初期，好幾個月的工資還是照發……。那時除了自己吃飯開銷外，又不能把錢送回家去，因而幾個月下來，口袋還很存了一些錢。鈔票有那麽一摞，又沒地方存放，所以隻好整天帶在身上。……（後來有一天）統統地被趕上火車, 到了孝感花園……到那裏以後，天已漆黑，外麵也無甚燈。他們就要我們，還有“革命同誌”等，在宿舍外麵的席棚上用漿糊刷大標語……這時我突然見到夢文（注：就是媽媽）也在人們中間，於是我就趁黑接近她，塞了一把鈔票給她。她自然也就在人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收進衣袋。我知道孩子們用的錢還得從她那裏取，我反正不用錢，所以才這樣做了。這也算是我見機行事一回。”
在武漢的十幾天裏，我基本上就是在同學家裏、汽標廠的工讀班朋友那裏和二附中小林那裏來回跑。也隻有這些地方可以去，也隻有這些地方才感到一些溫暖和友情，也隻有去這些地方不需要用錢。
但即便這樣，幾元錢也用光了。我到處打聽油田去荊門的便車，毫無消息。我不得不給大姐姐寫信：如果再不幫我想辦法，我隻有在把錢完全花完之前扒火車回去，手風琴肯定是沒法帶了。幾天後，有人從荊門來，給我帶來口信：七月二十三日淩晨有車去荊門，要做好準備。
那天半夜兩點，有人輕輕地敲我的門，叫我們悄悄地去搭車。原來想搭便車的人很多，所以隻能悄悄地走，否則誰也走不了。我們一行人上了大卡車，車上還裝了很多東西，已經很滿了。我們坐在上麵，和欄板幾乎平齊，不小心就會掉下去。
車在黑暗中飛跑，風很大。我怕受涼，也不敢睡，就站在車頭大聲地唱毛主席語錄歌。車可能實在是裝得太多了，還沒有到潛江就爆了胎。隻好把破輪胎卸下來，等路過的車帶到潛江補好，再等順路車帶回來。等補好輪胎走到江陵，天都黑了。不幸的是輪胎又爆了，好在是在縣城。就這樣我們走走停停，整整走了二十二個小時，一直到半夜十二點才到達十裏牌。大家幾乎要累得半死，不過好歹還是回來了。真辛苦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