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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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成長
（1948–1966）
童年在我心中的記憶好像總是快樂的。即便經過了“三年困難時期”，但經過時間這個橡皮擦後，留下的也隻剩下快樂了
童 年
我的童年還是比較幸福的。
我可能是生於一九四八年六月四日。之所以說是“可能”，要怪媽媽的一句話。在讀小學時，我的生日一直是填的“一九四八年農曆四月二十四日”。到初中時全國實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所有的人戶口上的出生時間都要換算成公曆。於是我的生日被換算成六月四日（但是現在查萬年曆時，一九四八年陰曆的四月二十四日好像應當是六月一日，也不是六月四日）。而有一次，好像是在文革前夕，我們在家裏談起生日的事情來，媽媽聽說我是六月四日過生日，大吃一驚，說怎麽可能呢？我生你時穿著棉襖的呀！不可能是在六月份。我無可奈何地說，這生日還不是你們給的，總不會是我自己說的吧？媽媽立刻拿出戶口本來看，上麵確實是寫的“六月四日”，也隻好搖搖頭，不說話了。於是，我的生日就成了一筆糊塗賬。不過，我比較相信我的真正生日應當是公曆四月二十四日，因為那時候可能會穿棉襖。而且四月二十四日這個數字不可能是憑空捏造出來的。也許是因為爸爸媽媽都是讀書人，習慣用公曆。而當時的中國通常用的都是農曆。可能當他們去給我上戶口時，管事的人想當然地就在前麵加上“農曆”二字。反正，這一輩子已經過得差不多了，生日是哪一天其實意義不是很大，不過是選一個吃蛋糕的日子罷了。
在能勉強記事的時候，我依稀記得好像在漢口中山公園附近住過；好像爬到牆上看過槍斃人，被嚇得從牆上掉下來；好像吃花生連殼子一起吃了不少，被爸爸抱到醫院灌了好多蓖麻油；好像住在婆婆家裏，叔叔在澡堂裏大聲喊叫：“耶穌，給飯我吃吧！”結果被婆婆訓斥了一頓，說他這麽大聲說話，對上帝太不禮貌；我還依稀記得，兩個姐姐把家裏的五屜櫃下麵的抽屜拉出來呈樓梯狀，“教”我順著“樓梯”爬上去把餅幹盒拿下來一起分享……。不過這些事情怎麽也連接不起來，也搞不清楚發生在什麽地方。就像斷成幾節的電影膠片，零散的，不連續的。而有些事情，雖然現在看來是那樣平淡，沒有價值，卻又深深地印在我的腦子裏。好像就是昨天發生的事情一樣。
這些真的是一點也記不得了！
等我能比較連續地回憶時，我們家就住在武昌烈士街裏一幢灰色的二層樓房裏了。那時弟弟小林還沒有出生，除了爸爸媽媽以外，我還有兩個姐姐。我們家住一樓。二樓有一家姓趙的四川人。他們家有一個大女兒叫趙爾瓊，小兒子叫趙爾瑉，年齡和我們差不多，自然就跟我和兩個姐姐玩在了一起。趙爾瑉比我稍大，我什麽都要聽他的。
有一天，我正在沙坑裏玩沙，趙爾瑉招招手，叫我過來。我拍拍手中的沙，跑過去。他很得意的說：“我給你打個謎語，你猜猜看：兩座圓圓的山峰，中間有個山穀，這是什麽？”我茫然地看著他，搖搖頭說：“不知道。”他不屑一顧地說：“是媽媽的乳房，你連這都不知道？”我努力回憶自己吃奶的樣子，漲紅了臉說：“我一點也不記得了。”他瞪了我一眼：“你怎麽什麽都不記得了？”當時我真的很懊惱，並對他居然能記住吃奶時的情況佩服得五體投地。但幾年之後，在全國“大躍進”的一九五八年，我練就了驚人的記憶力，能在幾分鍾內把滿滿一張紙的內容一字不差地背下來。這個本領遠遠超過了趙爾瑉能記住在媽媽懷裏吃奶的能力，不過這是後話了。
我和兩個姐姐 我們和趙家鄰居
我上了一段時間的幼兒園。表現可能不是很好。印象中似乎還把一個女孩子的頭打破了，回家後被罵得狗血淋頭。最值得高興的是過年前每個人發一大包糖果帶回家，那時是我最興奮的日子。記得那年我拿回來一大包糖果。那時候兩個姐姐已經上小學了，大姐姐看到糖果饞得不得了，偷偷地跟我商量，用學校發給她的練習本和我換糖果。我正對他們上學寫字羨慕不已，立刻就答應了。結果被爸爸發現了，把大姐姐臭罵了一頓。
那時小學每年都會給學生寫評語，好像小姐姐是個“甲”，大姐姐是個“乙”。爸爸正在批評大姐姐。我看了看小姐姐的“甲”，就在我的幼兒園評語裏仔細尋找起來，果真在裏麵找到了一個“甲”字。我高興地指給媽媽看，媽媽看了哈哈大笑起來。後來告訴我，那的確是個甲，但那是指甲的甲，不是小姐姐得的那個“甲”。
兩個姐姐和我
那時剛解放才幾年，武漢還住了一些日本僑民，在烈士街也有一些。我們受到大人的感染，對這些日本人莫名其妙地產生了刻骨的仇恨。於是一些小孩子在大孩子的帶領下對這些日本家庭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進攻”：襲擊他們的小孩，從窗戶朝廚房扔石頭，站在他們的門口大聲叫罵……。有時他們家長也帶著孩子出來抓我們，通常我們就跑掉了。或許隻是嚇唬嚇唬我們而已，在當時的環境下，我想他們也不一定真的敢來抓住我們吧。就這樣鬧了好久，也不記得是怎麽結束的，好像是搬走了。那個時候，仇恨日本人的情緒還是非常強烈的。
媽媽那時沒有上班，隻要我不上幼兒園就和我在一起呆在家裏。廚房就是我的遊樂場。記得一天下午，突然響起了警報聲。媽媽把我從廚房拉出來，叫我站在外麵，很嚴肅地對我說：“蘇聯的斯大林爺爺去世了，我們要為他默哀一分鍾。”我不知道斯大林和我們是什麽關係，但還是很聽話地站在那裏。周圍除了媽媽和我，一個其他的人也沒有。我們就那樣筆直地站在那裏，直到警報聲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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