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九章的死---1968年中國科學院究竟有多少一級研究員自殺？

1968年中國科學院究竟有多少一級研究員自殺？

2011年12月   來源：同舟共進    作者：胡平

本文摘自《同舟共進》2008年第2期，作者：胡平，原題：《美麗鳳凰木的陰影裏——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的背後的故事》，

趙九章的死與周恩來的淚

猶如一部音符裏彌漫著不安與不祥的交響樂，休止符的出現總是短暫的。1966年，曆史將中國引向了又一次更大規模的癲狂。中科院裏，趙九章首當其衝——

他是國民黨元老戴季陶的外甥，年輕時做過戴季陶的機要秘書。進了仕途又退出仕途，先是考上清華大學物理係，畢業後公費留學德國攻讀氣象專業，僅3年工夫便獲博士學位。若繼續留在國外，美園豪宅、香車寶馬，全然不在話下。他卻選擇了動蕩而又貧窮的祖國。

這兩個人生重大選擇，在“文革”中，變成無論怎麽掙紮也爬不出來的曆史沼澤。趙九章每天都被押到街上，像牲口一樣被趕著往前走。脖子上掛一塊墨跡森然的牌子，上麵不是“反動學術權威趙九章”，就是“曆史反革命趙九章”。牌子重達十幾公斤，很快脖子被鐵絲勒出道道血槽。遊街完畢，再帶回科學院批鬥，每次批鬥，他都必須低頭彎腰，甚至坐“噴氣式”。人老了，腰又有病，實在彎不下去，“革命群眾”便用煙頭燙他的腿，燙他的腰，直到煙頭燙滅，他的腰還是沒有彎下去……

他想起了留學德國時結識的朋友喬冠華，喬算是周恩來身邊的人了。他想給喬冠華打個電話，但家裏不知被抄過多少遍了，早已找不到喬冠華的電話號碼。一次打開水時，趙九章碰到隨自己工作了十幾年的研究員鄧增昆，請他盡快幫著找找喬的電話。

希望，有時就如安眠藥，相信了，可以麻醉人。鄧增昆翻不出“安眠藥”，好幾天躲在家裏，不敢見趙九章，但還是被趙撞上了。當他聽說沒有找到喬的電話號碼，剛才還放亮的眼睛，突然一下黑了，身子似水漫沙器一樣地顫顫倒下。鄧增昆扶著他起來，在原地站了足有5分鍾，他才踽踽而行，一步步地挪回家裏……

但趙九章的大把心思仍在人造衛星上。叫他反省，他想的是人造衛星；叫他匯報思想，他談的是人造衛星；叫他關起門來寫檢查，他在紙上反複論證的還是人造衛星；連他在檢查開篇必引的最高指示，也多是毛澤東“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的雄偉號召。他被拒之千裏了，仍時刻關注著衛星工程，關注這場來勢洶湧的運動中每個衛星專家和火箭專家的命運。他尤為牽掛衛星總體設計負責人錢驥，他深知錢驥對第一顆人造衛星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可“文革”開始不久，錢驥便和他中斷了正常的工作聯係，他托人偷偷給錢驥捎去一張紙條，並作好了被抓“現行”的最壞打算，紙條是用德文寫的，然而，紙條送出去後杳無音信。趙九章無法知道的是，這時的錢驥也被打成“特務”，逐出了衛星工程的山門。

1968年6月，已在北京郊區的紅衛大隊勞動改造小半年的趙九章，聽說了火箭金屬材料研究專家姚桐斌的死訊。姚桐斌是在製止兩派武鬥時被打死的。此時的中國，哪裏去找一張可以安靜讀書的桌子？哪裏去找一盞能夠讓人俯首於橘黃色光暈下專心科研的明燈？

“文革”也讓人看到，許多老知識分子對於國家和事業的全身心摯愛，具有亡命決絕的性質。當他們確信國家已成了一輛瘋狂的戰車向懸崖奔去，事業已被撞成滿地碎片，他們學不會苟且偷生，他們隻能告別這個世界了。

姚桐斌之死，對趙九章與其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莫如說是一個絕望的信號，一個微妙的暗示……1968年10月10日晚，趙九章獨自一人伏在走廊裏的一張桌子上，寫著他一生中的最後一份檢查。

時針已指向兩點。趙九章工工整整寫完最後一份檢查的最後一個字，起身走進屬於自己的臥室，刷了牙，洗了臉，燙了腳，做完平常每晚睡覺前該做的一切，然後再翻身上床。接著，他輕輕拉開抽屜，拿出一個紙包，把平時一粒一粒攢下的幾十粒安眠藥全部倒進嘴裏，這才靜靜地躺在了床上……（李鳴生《趙九章之死》，2004年8月16日《文匯報》）

“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這是趙九章生前常愛吟誦的詩句。仿佛這詩句成了讖語，他的遺體不知在哪裏火化，骨灰也不知飄向了何方。1978年，趙九章得以昭雪平反，恢複名譽。八寶山革命公墓裏，多出了一隻罕見的沒有骨灰的骨灰盒。

趙九章自殺後，國防科委副主任羅舜初將軍打電話向周恩來作了報告。放下電話，周恩來清臒的臉上緩緩地蒙上了一層淚影……據有關工作人員回憶，當年“黨內四老”之一的吳玉章去世時，周總理也沒如此傷心過。

在趙九章自殺的1968年，僅中國科學院自殺的一級研究員就有2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