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窩打魯華人曆史
這部份的“一度被稱為唐人街的窩打魯Waterloo”,並不是現在窩打魯Waterloo的位置(見圖1),而是在包括Zetand在內向南直至Rosebery的Gardeners Road,而窩打魯的唐人街也包括亞曆山大Alexandria的華人;隻不過亞曆山大的華人沒有窩打魯的華人那麽多的負麵新聞,所以在過去的英文報紙中有時會將亞曆山大的華人也算到窩打魯Waterloo去了。假如要準確地說清楚華人的居住範圍,得先說明是甚麽年代。這有三個原因,其一是雪梨的經濟發展;華人在居住範圍內整體的行為對其他族群的影響(也就是說會否導致社會矛盾,這是雙向的);第三是華人的生存環境和可發展空間。在某種意義來說,雪梨的經濟發展(包括規劃)是主導的,華人支撐不起一個地區的經濟,也就無緣成為地區主流,這種現象延續至今天。華人在居住範圍內整體行為是次要的,即使在當年華人給某地區居住的人帶來恐慌,基本上得到的是抵製而不是限製(當然,也會有限製華人的聲音,但效果不明顯,這也是1888年六省聯會時不得不定下限製移民法案的原因)。第三個是華人在1901年後人口越來越少的原因,華人局限在有限的職業範圍且內卷嚴重,不少人本來就沒打算永遠居住在澳洲,也就產生不如歸去的念頭。
圖 1
窩打魯Waterloo唐人街,曆史上沒有指定的區域,英文報紙基本上是泛指,而早期的華人報紙也極少承認或提起在窩打魯Waterloo有唐人街。在拚湊曆史的碎片中,可以得到的結論是窩打魯Waterloo唐人街明顯在窩打魯Waterloo的範圍之內,如圖1中1888年紅色框框的範圍(也就是右邊藍線的地方),時間在1900年前後到1930年之間。至於證據在後麵陸續說明。
當研究澳洲華人曆史時,所搜集的資料是窩打魯Waterloo時,千萬不要張冠李戴的算到曾住在現在的窩打魯Waterloo的華人身上去。為了慶祝澳洲立國200周年,聯邦政府曾撥款給各省在1988前後出版地方誌,各地方圖書館或會借到“Waterloo”這一本書,基本上沒有涉及華人部份。
目前在英文報章中能查到關於華人在窩打魯居住的記錄是在1879年,一名為Wong Hum(黃洪,暫譯)華人在Bontany Rd因患麻風病自殺身亡,另一個與他同住的華人也患有同樣的病。至於他們的職業或為什麽會遠離當年華人聚居點,報導中則沒有說明(“Chinese Lepers”: Evening News, 20 Dec 1897, Page 3)。
1881年開始有華人商鋪的報導,該店沒有清楚的名字,是屬於在現在唐人街的Sussex Street的新陽泰Sun Yung Tiy分號( “The infection at Waterloo”, The Sydney Daily Telegraph, 17 June 1881, Page 3)。當年公認的唐人街是在下佐治街Lower George Street,華人在現在唐人街的商號不多,規模極小,資本也不多;唯可選擇的是附近有農貿市場及是貨運鐵路的終點,新陽泰Sun Yung Tiy在華商中沒有太高的位置,但有分號設在窩打魯Waterloo,也算夠可以的了。
能搜集窩打魯Waterloo人口的資料不多,仍需要陸續予以補充。下表可以看到華人數量在窩打魯的比例是連百分之一都不到。至於廣益華報的數字應是不準確的,極有可能將亞曆山大Alexandria華人也算進去了。
東華報1919年5月3日第7頁(圖2)中的名單與生活在窩打魯的華人會有差距,其中個人捐款低至半圓(6便士),況且還是醫院的捐款,在當年來說是會影響到生病時入院的機會的。捐款由李儀天負責經手,名單中應是各商號工廠菜園等範圍內的人,至於捐款時外出務工及家中剛好無人。另外捐款名單中的“劉汝厚”疑為劉汝興的兄弟或堂兄弟。
圖 2
二. 窩打魯唐人街的曆史證據
將窩打魯列入唐人街先見於英文報紙The Australian Star在1908年4月6日第4頁的“Chinatown in Sydney, Gambling hells and opium dens – The Chinese side”的一段話:
“We are carrying on deferent businesses in the following street: Campbell, Oxford, George Street North, George Street West, and the different suburbs. If we were isolated, say at Waterloo, how could we expect the customers we made at the about mentioned place to come out to Waterloo?”
直至1920年12月17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在第8頁的“Visit by the slums’ committee – Cabinetmakers’ Dwellings”中明確地說:
“The result is that this particular area of Waterloo is now the Chinatown of Sydney”。
圖 3
隨後不少英文報紙也予以跟隨。
圖 4
圖 5
圖 6
可能有些人看到上述的資料會感到非常的不舒服,因為幾乎全是負麵。實際上早期的華人報紙也是這樣評價:
“昨禮拜日,雪梨埠各洋報多錄,雲說在窩打魯地方有三百華人。所居之屋宇十分淺窄烏暗,大欠虔誠。今該處湯苛各洋人紳衿預備不久向每位華人派票紙一張,囑他必遵國例,將地方打點虔誠;否則湯苛公廳爲尊長者入屋,代爲出力打整;費用多寡,照例勒索” (“電音雜錄”:廣益華報1902年7月5日第4頁)。*注意此處用語是“勒索”,用詞不當是其一,其二是爲當代人引用時極易導入“種族歧視”的圈套。
“離雪梨三數裏之嘩打魯埠,自有華人雜居以來,其埠名已不雅矣。華人之居此者,除三五商店及木鋪廿餘家,其餘則爲賭館﹑煙室;然此亦謀生之計,或是消遣之場,事亦平常,姑不具論。惟是該華人不知自重,每爲西人笑駡;非西人之好爲多事也,實華人之自招耳” (“嘩打魯埠華人情狀”:民國報1917年1月20日第7頁)。
今人代前人受過,這樣的例子在國內外華人的圈子中屢見不鮮。許多研究澳洲華人史的學者專家們幾乎都略去了窩打魯唐人街的史實,現在不說不等於沒有,然而史實卻掩蓋不了,它們全都在各個博物館或資料館中,總會有人把資料梳理出來。以某些名義去編造曆史,隻能蒙蔽一些人和一段時間,到頭來是直接打臉。還原曆史,從前人中吸取教訓,讓後人避免走更多的彎路,才是應有的方法和態度。
在這裏是回顧曆史,Waterloo在早期澳洲的中文報紙上有三種譯法:窩打魯﹑和打路﹑嘩打嚕,較為常見的是窩打魯,都是廣東話的拚音方式,包括現在香港的Waterloo Road也是譯作窩打路道。作為研究曆史的人,應尊重傳統和尊重曆史。國內的學者有多少個能真正全麵閱覽過早期澳洲的中文報紙,不清楚,相信不多(這點是可以舉例的);至於他們將Waterloo譯作“拿破侖”,隻能是個笑話;一個是人名,這裏是地名。假如非得用國語去翻譯的話,通行的是將Waterloo譯作“滑鐵盧”,例如電影。另外拿破侖Napoleon Bonaparte是法國人,將Napoleon譯作“拿破侖”,那是中法語的譯法。所以你可能搞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