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說掃盲及早期澳洲華人的文化程度

前幾天與幾個有興趣在澳洲華人史的朋友作一些交流，其中一位家中藏有祖輩留下的東西在整理中（包括來往書信），一些字無法肯定，由此引伸到聊繁簡體字﹑行書﹑草書﹑早期澳洲華人文化程度﹑當年國內掃盲教育等話題去。

回到家後忽然冒起一個念頭，將“CJK 統一漢字表”的字全部複製下來，僅將字按部首編排，但不加字音加詞組等的引伸，隻為簡易地方便查找文物的對應字眼，這樣一來整個星期的時間都花在這了。假如要整理到合乎自己需要，約需一個月；事實上過去在整理資料時經常因查找可在鍵盤上找到某個字，幾乎大半個小時是找不到的。執筆忘字的事，相信許多朋友都有這種經曆。

一說到“文化”就頭大，即管閣下擁有院士頭銜，偶有出格或不當行為，照樣會被直罵為“沒有文化”。所以界定“文化程度”，隻能從其個人的所受教育來評定，但又不能以受教育的年數來說明，畢竟“學而不進”的人有的是；例如終其一生並曆經考試卻仍是“童生” 或“秀才” ﹑無能踏入當官的門楣的人，字可能多認識了一些，功夫卻耽擱在文章的花式上。

不同的曆史時代有不一樣的標準。

例如現在“聯合國重新定義新世紀文盲的標準，將文盲分為三類：第一類，不能讀書識字的人，這是傳統意義上的文盲；第二類，不能識別現代社會符號（即地圖、曲線圖等常用圖表）的人；第三類，不能使用計算機進行學習、交流和管理的人”（見“維基百科”的“文盲”）。按這個標準，是有點頭暈，甚多軟件不會用（包括微信），起碼是個半文盲了。

回過頭去看中國曆史，1949年解放初“掃盲”的標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首次界定了文盲、半文盲概念，即‘在識字方麵暫以能識到500字以上而未達到掃盲標準者為半文盲；不識字或識字數在500以下者為文盲’，同時還規定了統一的掃盲標準及脫盲考試規章製度，即‘幹部和工人，一般可訂為認識2000個常用字，能閱讀通俗書報，能寫二、三百字的應用短文；農民一般訂為能識1000個常用字，大體上能閱讀通俗書報，能寫常用的便條、收據；城市勞動人民一般訂為能識1500個常用字，讀、寫標準參照工人、農民的標準’。‘根據群眾要求，縣掃盲工作委員會或教育科可給考試及格者發掃盲畢業證書’。‘掃除文盲的畢業考試，由各掃盲基層領導機構或專職幹部、教師主持……考試內容：可分為識字、閱讀、寫作三項’（ “中華人民共和國掃盲教育”：見“維基百科”）。

1949年毛澤東親自製定掃盲標準是每人必須認識1500到2000個字（見“寒牛出欄”： https://www.sohu.com/a/344863509_120023843）

1951年年底起全國各地都開辦起識字班並一直延至1958年，“截止1965年，掃盲運動使得全國文盲率從1949年的約80%降至38.1%” （ “中華人民共和國掃盲教育”：見“維基百科”）。

那看看掃盲的成果：GB 18030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現時最新的內碼字集，總共收錄70244個漢字；GBK收錄簡體、正體及日語、韓語漢字20912個，而早期的GB 2312收錄簡體漢字6763個。 而Unicode的中日韓統一表意文字基本字集則收錄漢字20989個，另有七個擴充區、兼容補充、筆畫和部首，總數亦高達94236個字。然而日常所使用的漢字隻有幾千字。 據統計，1000個常用字能覆蓋約92%的書麵資料，2000字可覆蓋98%以上，3000字時已到99%，簡體與繁體的統計結果相差不大。根據“現代漢語常用字表”則是有3500個漢字，能夠覆蓋現代主流文本的99.48的篇幅(“原來如此！漢字的總數量是多少？常用字比例？90%的人猜不出來”: 光明日報 2020-05-03 https://www.sohu.com/a/392767236_488387)。

也就是說按毛澤東的掃盲標準，所認識的字也僅是漢語常用字的一半左右，勉強能看懂書報。

當代中國九年義務教育的語文課標裏要求“認識常用漢字3500個左右”，能否靈活運用是另外一回事。

現在國內一些一二線城市將識字的教育下沉到學前教育去，要求孩子在小學入學前識字量要達到700字以上（“小學入學前至少要掌握七八百字？一線資深老師卻這樣說”： 杭州網—都市快報張娜 2018-08-12，https://edu.zjol.com.cn/jyjsb/zxx/201808/t20180812_7996074.shtml）

這就難怪許多在海外的華人心慌了。

還是說回早期澳洲華人的文化程度上吧。羅友枝（Evelyn Rawski）在《清代中國的教育和大眾識字率》一書中估計清代中國的識字率，男子為30 - 45%，女子則為2 - 10%。在地域分布上江南地區比之北方有更高的識字率（“‘送字下鄉’：晚清及民國時期掃盲運動的傳播社會學考察”：潘祥輝，中農網。信息來源：《浙江學刊》2017年第5期 https://ccrs.ccnu.edu.cn/List/Details.aspx?tid=5239）。

澳洲在過去的人口統計中有統計過華人的識字程度（一下子數據找不到），據記憶不至於如傳說中的文化低下。

大多男孩會被家人送到私塾讀書（廣東俗稱去“卜卜齋”讀書），家境困難或眼看孩子並非讀書的料，則多僅隻讀兩三年即止，隨後幫助家庭工作或外出學習謀生。一些地方富裕或當地富豪在家或祖廟中聘請塾師，讚助族中的小孩讀書（成績好者另有獎勵）。

私塾多先學“三字經”及“千字文”，所以讀三年的話，認識1500個字算不了甚麽。

事實上，掃盲在中國是早在1810年之後的事。

1811年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奉派東來，並於1811年在廣州出版了第一本中文西書，為了傳播教義，傳教士們不遺餘力地開辦學校、出版報紙、印刷書籍，為傳教掃除文化障礙，成為中國“送字下鄉”的先驅。到1894年，漢字版《聖經》出版了55.5萬部（包括節譯本在內），這些書除了在在中國的教會內傳發外，部份是送到澳洲的華人教會使用（早年華人報紙有所報導）。

民國初期，在西方的“民主”思想的影響下，各種掃盲在中國知識分子推動下全國20個省區組成平民教育促進會，辦起平民學校、平民讀書處和平民問字處，還編印《平民千字課》等平民學校讀本，促進平民教育的發展。單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的平民千字課本，先後發行300餘萬冊，受教育者達500萬人以上。在日後的國民黨及共產黨都先後進行對群眾的識字教育和掃盲教育。

同意這一種說法：晚清及民國以來，從事“送字下鄉”這項組織傳播工作的主體主要有西方教會、知識分子團體以及現代政黨。盡管三者都十分重視“送字下鄉”活動，但卻具有不同動機和目的。通過考察三種傳播主體的掃盲活動，我們可以發現：傳教士送字下鄉主要出於宗教動機，意在使文盲皈依基督教，因此他們的送字下鄉可以看作是“送教下鄉”；而民間知識分子的“送字下鄉”主要出於一種社會改造動機，希望將提高愚夫愚婦的文化水準，這種“送字下鄉”也可以看作是“送文化下鄉”。而國共兩黨的主導下的“送字下鄉”旨進行社會動員和意識形態灌輸，其主要出於一種政治動機，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種“送政治下鄉” （“‘送字下鄉’：晚清及民國時期掃盲運動的傳播社會學考察”：潘祥輝，中農網。信息來源：《浙江學刊》2017年第5期 https://ccrs.ccnu.edu.cn/List/Details.aspx?tid=5239）。

澳洲“送教下鄉”是非常早的事，在維多利亞省是1855年，雪梨則略為晚一點。兩者都有個共同點是除了用中文聖經傳教外，還讓華人在工餘及周末學習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