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金泰 Sun Kum Tiy （三續）

五

新金泰從大約在1865年到澳洲，然後在1896年6月30日拍賣公司物資（見下圖），總共在澳洲的時間是31年。在離開雪梨時，除了遠嫁昆士蘭的女兒留下外，其他的家人及傭人都撤離了，包括所有資產。

30年努力建立起一個銷售網絡而徹底放棄，那麼究竟是甚麼原因使新金泰下那麼大的決心？這該是我們考慮和研究的話題。

1865年起，大批的華人想方設法來澳洲，不外乎能淘金揾“快錢”，隨即打道回府安享生活。這對有財力的商人是一個商機，新金泰在這早期確實也賺了不少的錢，並且享譽雪梨一段長時間。

但華人能輕易淘金的不多，即使幸運，能有機會的時間也很短，到1880年左右已接近尾聲了。下麵有一個表可以作說明：

在上表中可以看到一個略為恐怖的數據，1877年華人淘金者有13000人(竟佔所有淘金者的98%)，在該地所發的淘金執照有9187份，華人擁有8962份，佔97.55%；平均每個華人佔0.689份淘金執照，那恐怕是超過半數的華人是為其他人淘金來賺生活費用的。

到1885年人數直跌到僅餘500華人，華人卻擁有467份淘金執照，幾近人人有份。

從表中可以看到澳洲華商依靠提供物品給淘金華人的時機在1879年已經走下坡了。

另外在前麵所提及新金泰在紐省領取危險火藥執照的時間在1877年,也就是說紐省淘金已不能在表土依靠人工可以做得了的，須利用炸藥將表土炸鬆來減低勞動強度，甚而往更深土層來掘金了。紐省如此，昆士蘭也勢必如斯。新金泰應能看到這個趨勢。

上表所示的Palmer River，也就是“閱歷遺訓”中譚仕沛父子剛來澳洲淘金的地方。他是1877年乘船而來，也是那13000人中的一個。按他的話說“五年過去了，我現在意識到尋找金子就像試圖抓住海底的月亮”， 到1878 “我放棄了這份工作，到一家餐館工作，月薪兩英鎊。一年下來，我已經省下了二十五英鎊、十六先令和六便士，這還不包括我的開銷”。

譚仕沛在1883年碰上了個機會，是一個名為阮喬(Yuen Kiu)的小販，因爲賭運轉壞，打算把他所有的存貨都賣掉。於是與陸魁先生合夥全數買下了。後來我們以優惠的價格出售了貨物，雙方都獲得了一些利潤。從此，我決心做個商人，並於同年7月與陸魁(Luk Fui)、陸棠(Luk Tong)、李錦(Lei Kam)等人合夥，在美利胤穀開設了“錦和店”。而他的弟弟淘金不成，又轉行去種蕉，結果是與一個聲名狼藉的人交往，結果虧了大約60磅。

經商既需要頭腦，也需要一個合適的時機，這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

據1919年昆士蘭堅時埠Cains華商稱(1919年1月18日第6頁：“佈告昆省華僑農工商三界書”)稱，堅時在開埠後是沒有澳洲本土人種植甘蔗 的，到光緒四年（1878年）由穀當埠華商偕同香港商人集資創辦了“合和蔗壩”，開始了昆士蘭的蔗業；到1918年，昆士蘭蔗業的從業人員佔超過總數的一半，這與前表中在Palmer River淘金華人逐年下降有關連的 - 能回國的回國，否則轉型。規模小的華商要不關門，要不另謀他處找出路（轉到大一點的城市尋商機）；當地澳洲人接盤也容易，資本要求不高，銷售網絡從以華人為主到迎合本土需求。大資本大一些的就不容易了，將資金從租地淘金改為租用荒地，原有的工人則由淘金改作種蔗。蔗是多年生植物，年可收割多次；不過約三年就得從新種一次，否則產量逐年下降，沒多大經濟意義了。

澳洲出兵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中有不少負傷獲復員的軍人因回鄉後沒有其他技能而生活無著，最快而效益較高的就是蔗業了，尤以極為分散各地的軍人而言。昆省政府就陸續回收到期或即將到期的蔗地轉租給這些軍人；另外的一招是為了減少這些軍人的競爭，在蔗壩工作的人必須要有“工紙”，這樣一來流動性的華人就慘了。紐省的情況有點不一樣，不是種蔗，而是種煙草。

昆省蔗商聯同華人為此而控告政府，在湯士威爐埠及到庇厘士彬高院均敗訴，進而集資準備將官司打到英倫去，華人則又求助於當時的中國駐澳洲總領事魏子京。然而蔗業僅限於昆省，且屬地方行政管理的一部份，無論魏子京如何交涉及六省維持禁例會怎樣遊說都產生不了多大的效果。而到英倫打官司的算盤則因費用過巨，則不了了之。

大概蔗地屬租用性質，並不是長久之計，沒有看到新金泰深入介入這一行業的資料。

從1875年開始，原有的雪梨華商應感到經商有越來越難了，不單佐治街的華人商店越來越多，鄰近的街道也陸續有小型的華商出現，這些商號也各憑自己的渠道自行進口（這一點留待日後在“雪梨唐人街的發展”中詳說），甚而有些開始不擇手段了。

1880年新金泰的利潤下滑，後來的情況因沒有資料可以說明，但他還是橕到1896年才撤離，也就是說對前景徹底失望；是否算“失去機會”，隻能說未知數。後來雪梨華商集資回港設立大百貨公司，並創建了上海四大百貨公司的輝煌，那又如何？能保的是香港方麵橕到1990年代，卻麵臨的是更多的國貨公司的競爭；國內的更不用說，到1956年全落入國有資產去了。

回顧歷史，當年的華人大多過份重視將資金或工作放在自己內部滿足需求上去，缺乏開拓本地市場的目光，更少有溶入的膽量。

試舉一個例子 - “雞蛋”。早年在澳洲的英國人以放牧的豬﹑牛﹑羊等肉類為主，雞卻少有，雞蛋多從香港進口。查不到澳洲的養雞業從甚麼時候開始，但1924年有雪梨婦女會代表向農務部請願，要求注意買賣雞蛋的問題，並要求在雞蛋上有印，清楚說明雞蛋產生日期﹑何處出產的標誌。換言之到那個時候有了雞蛋來源地的衝突。

雞﹑鴨﹑鵝類的家禽，到今日“雞”最大宗，“鴨”次之，“鵝”少見。這些家禽我都養過，在廣東農村是常在的。澳洲的大小雞場中華人佔的比例是多少，沒見統計數字。但火雞肉在聯鎖超市天天有，鵝肉是絕跡的。早年華人如有將目光放在這，澳洲肉類的供應會大大改觀。

無論在澳洲或香港，新金泰英是歷史，少見諸於史書，有點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