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澳夢子
澳洲早期華人的故事
補充資料
一. 梅光達在的成長環境
在輯錄梅光達先生生平的過程中，主要依靠早期的英文和華人報紙的報導，所以在梅光達在九歲抵達澳洲時的生活並沒有太著筆。另外假如專門搜集該地區早期華人的資料的話，也害怕有喧賓奪主，讓梅光達的資料變成附屬，這就有失原意了。
澳洲的博士Barry McGowan先生是研究澳洲早期華人生活的專家，重新拜讀他在2008年寫的“From Fraternities to Families: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Life in the Braidwood District of New South Wales (NSW), 1850s – 1890s”一文,以及2015年寫的“Tracking the Dragon –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the Temora district of New South Wales”一書(“Tracking the Dragon”是係列書籍)，故對早期華人有更深的理解。尤其是前者，更能理解和清楚梅光達先生在後來的人生軌跡。對曆史的研究及發掘，有更新的認知而不是人雲亦雲，這才是我輩應有所為的地方。
1．早期華人的淘金地
梅光達歲到澳洲時是在Major’s Creek﹑啤爐溪Bell's Creek﹑亞孻連埠Araluen三地生活並成長，在年沒有離開前基本的活動範圍也是在這三地。然而這三地都屬卑列活埠Braidwood金礦區的範圍，金礦區的人口大多數屬流動性的，尤其是華人。這樣一來，就不免使梅光達對中西文化的差異及日後的生活有所選擇。
卑列活埠Braidwood在1851年時的人口隻有212人，但到了1859年時華人的淘金工超過2000人，主要散布在Araluen、Major Creek、Bells Creek、Jembaicumbene和Mongarlowe。從1858年到1862年，單在Jembaicumbene和Mongarlowe礦區，每年至少有1500名中國礦工，在其它礦區至少有500人。卑列活埠Braidwood與維多利亞省的Ballarat 或Bendigo不同，維多利亞省的類似是礦業小鎮，卑列活埠Braidwood及紐省的Bathurst近似地區的行政中心，有酒店、教堂、警察局和法院、零售場所和一些工業，如麵粉廠和蒸煮廠。
卑列活埠也有華人商店兩間：“Nam You”和“Nom Chong”，據說都是梅光達的朋友。
先看一張地圖，原圖是在Barry McGowan““From Fraternities to Families: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Life in the Braidwood District of New South Wales (NSW), 1850s – 1890s”一文，有點模糊，所以重新將地名標示。
2. 早期卑列活埠Braidwood地區華人生活狀況
無論探索梅光達或該地區華人生活狀況，本來最佳的辦法是當地當時的英文報紙（華人報紙出版的時間太晚了）。卑列活埠前後有三份英文報紙：
Braidwood Independent (NSW : 1867)
The Braidwood Dispatch and Mining Journal (NSW : 1888 - 1954)
The Braidwood Review and District Advocate (NSW : 1915 - 1954)
“Braidwood Independent”僅出版1個多月就停刊了，也就是說從1867年到1888年間很難追溯早期華人生活狀況，隻能從僅存的少數照片或遺址的情況來判斷。
據考察，華人是在歐洲村莊和城鎮附近生活和工作，盡管通常是在郊區的獨立區域，當時稱為“營地”。 營地的空間安排更多地由地理決定。在Jembaicumbene、Araluen和Major Creek，從地形上看，任何一組礦工都不可能互相避開。另一方麵，在Mongarlowe這樣的土地上，有許多小溪、溝壑、山脊和點，遠離種族隔離的地點或營地確實存在，但這種隔離反映的是地理位置和淘金的機會，而不是有意的排斥。在Jembaicumbene，中國礦工分布在整條小溪上，但與Mongarlowe一樣，他們的主要定居點靠近歐洲村莊。
大概在1860年6月有一個臨時寺廟很早就建在了鎮外幾公裏的平原上，類似於礦工帳篷的建築，但具體位置不很明確了。第二座寺廟於1861年2月開放，其位置在後來的一張未注明日期的地圖上。
現在在Majors Creek已經沒有留下任何可見的中國營地的痕跡，盡管在1868年確實存在一個； Mudmelong的主營地和阿拉魯恩山穀Araluen Valley的寺廟遺址隻剩下少量遺跡；在Bells Creek貝爾斯溪，隻有零星的中國茅屋遺址和挖掘遺跡。
盡管如此，下麵的圖片可以有一定的想象空間：
圖片的右下角開始是一條大道到中間位置是歐洲人的小村莊，大道再往左上麵伸延。華人的營地大約是歐洲人小村莊兩側的小點了。
下圖是離卑列活埠約2公裏的地方 – Mona。圖片中的是一個華人菜農在雇主的土地上工作，這種工作有一個統稱是“Market Gardener”。
現在的Mona如下一幅圖，隻是不知道我們的前人在那個方向了。
在Majors Creek不僅僅梅光達的養父母擁有土地及開礦權，其它人也有（如下圖），但到了1888年前後開礦已非常艱難，故陸續出售離開。
3. 義興會在卑列活埠的活動
洪門在國內是清代早期的“反清複明”的秘密組織，當流存到海外時宗旨有了改變，以：“保護華人，提倡互助，講究忠義，維護會員利益，協助會員生計”為主，到了辛亥革命前後大力支助孫中山才算有了“維基百科”所加的“愛國家，愛民族”。然而在“維護會員利益”，再來“講究忠義，提倡互助，保護華人”，與其它華人社團產生衝突繼而械鬥，直接影響到當時各殖民地的安定，所以新加坡及西澳等政府均宣布為非法組織進行取締。
義興會（洪門）在紐省分兩支，一支的梅東星派，門下多在紐蘭打埠Narandera附近，也就是梅光達在1883年有關華人營地視察及報告的地方，另一個是遊帝選（遊廣）。按洪門天地會內的傳統，凡天地會成員，隻要抄得會內的歌本、會簿，即可輾轉傳會（也就是“收徒”）。在紐蘭打埠Narandera附近偶然發現發現了一本洪門會簿，寺廟門背的一件木板的後麵貼在一張紙（如圖），可以肯定本迪戈的洪門會簿是由中國大陸流傳去的，但不一定是直接傳入，或許由東南亞地區傳入。本迪戈的會簿應是清道光朝以後的抄本，同時也可以推斷洪門天地會傳入澳洲時間，必定在道光朝以後。紐省洪門就更晚了，也有可能是從維多利亞省傳入。
梅東星派係於1913年在雪梨有500餘人，紐省其它地區有2000-3000人。雪梨商人中不少是梅東星派係的，包括黃柱﹑孫俊臣﹑伍鴻齡等人，“民國報”也是以義興是商人為主的。
洪門後來改名為致公堂及中華民國公會，是辛亥革命之後的事。
至於遊廣及其門下的報導極少，卑列活埠的義興會屬那一派係，目前沒有人深究。
洪門會所多設在關帝廟，以示“忠義”之意。設廟及維持的經費源自會員的捐納，少部份來自善信的“香油”捐奉。
在卑列活埠前後的兩座廟宇也極有可能出自洪門，隻是目前沒有檔案資料去證實。
梅光達信奉天主教，與洪門有交集，應屬“敬而遠之”，沒有資料證實。
二. 梅光達與教會
梅光達早年在啤爐溪Bell's Creek已信奉基督教，所以到雪梨後也一直與華人基督教教會有來往並參加他們的活動。
1893年5月27日雪梨華人長老會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由牧師周容威設立，同期還有司徒仟牧師。教堂設在老牌唐人街的域士活街Wexford St（現在的Foster Street交界處）,原地是司徒仟購入捐出（“到處福音”：廣益華報1895年10月25日第6頁）﹑周容威募捐籌款（“善法籌資”：廣益華報1895年7月12日第7頁）﹑洋人贊助（“善法籌資”：廣益華報1895年7月12日第7頁）而建成。雪梨華人長老會後來數次搬遷，是後話了。
梅光達多在洋人教堂，參與華人教會活動的報導不多，僅擇一二：
- “英七月卅一號晚，會師禮教堂。…. 光達翁又言我華人在外邦者，以仁義相交，凡修德者必修己，然後修人。惟我華人在此金山，無意過地界要罰銀50磅，納身稅100磅，否則禁監二年。今有華友二名無辜受累，務求列位稍有些機會，要著意出力辦妥。葢禁我華人到埠，例已成事，無言可說。惟嚴禁我華人來往過界，總要留心如何打通爲是。斯時在座無不拍掌稱善。….” (廣益華報1895年8月2日 第6頁 “善與人同”)
- “英曆五月十七號晚雪梨埠浸禮公會，在蝦厘士街教堂陳設幾筵，鋪排茶餅，招人聚會，每年一次，有餘慶焉。該晚到場者，高朋滿座，勝友如雲，男女聲歡，老幼情篤，來客多衆，分先後以敘席。…. 光達翁感謝列位洋人深情厚貌，親愛華友。….” (廣益華報1898年5月20日 第4頁 “教堂聚會”)
三. 梅光達逝世
梅光達出殯前的場境，廣益華報在1903年8月1日第4頁的“梅光達壽終”一文有所報導：
“…. 當未殯殮時，光達嶽父在大門接客，嶽母在樓上引客看屍。照洋人之禮，其屍在床用平素之氈遮蓋，麵用白絲巾蓋之。凡客登樓入睡房時，光達外母揭開絲巾，被客見麵。有親切朋友，則低頭用口唇安在死者額頭啜之，此為朋情之愛。親屬者，將自己口唇安在死者之麵上啜之，此為痛切之親愛。更親者，即如夫妻之情，要將自己口唇安在死者之口唇啜之，此為洋人啜嘴之禮也，生死無分。華禮吊唁，俱用香燭；洋禮則用花球代之。見他嶽父嶽母，雖登花甲，發白年高，甚為壯健。光達乃六月初三禮拜晚九點鍾辭陽。妻兒在前，長女雪英十六歲，次女雪清十四歲，三子飛虎十一歲，四女雪梅七歲，五女雪花四歲，六男寶祥三個月大，總共二男四女。聞說病根原，因潤五月廿四禮拜六晚，受梓友將有百名恭賀寶祥滿月。該晚飲後回眷，覺欠精神。一愈一反，至昨初三晚勞苦盡尾。….”
至於出殯時的情況則是雪梨晨鋒報在1903年7月29日第7頁的“FUNERAL OF THE LATE MR. QUONG TART”較為詳盡：
葬禮是在Rookwood樂活舉行，送葬則先在Ashfield啞市啡(現稱“艾士菲”)的家中開始。棺材是用拋光的橡木做的，上麵裝飾著銀飾，上麵放著死者的共濟會圍裙。約瑟夫·貝斯特牧師在房子室內主持了一個簡短的儀式，在房子外到啞市啡火車站都聚集了一大群人。在專業音樂家協會樂隊的帶領下，送葬隊伍向車站行進，大約200名死者的同胞與之同行。因為收到了許多人獻花的禮物，不得不專門騰出一輛馬車來運送。人們多是乘坐特別安排的火車或普通火車前往樂活，1500人在樂活列隊走向墓地。在那裏副主教蘭利在神父的協助下，由約瑟夫·貝斯特和蘇胡·騰宣讀葬禮儀式。華人牧師司徒仟Soo Hoo Ten用中文宣讀了儀式的一部分，副主教發表了簡短的致辭。大約40名教友穿著皇家長袍站在墳墓周圍。祈禱儀式在聖歌“與我同行Abide with Me”中結束。
送殯時圖片如下：
四. 地名翻譯
期待對當時其他著名華人的介紹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