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學轉來的帖：當年四人幫被抓的消息是怎樣傳遍北京的？

  

同學轉來的帖：當年四人幫被抓的消息是怎樣傳遍北京的

 

記得，自己那天去市中心鼓樓，見到下坡的大街上，刷上了很大的白字，隻記得有個“四”字。第二天，全城大遊行。去和平路看了。很多大人，舉著各式各樣的旗幟，排著隊走，和曾見到過的歡呼毛主席發表最新指示的慶祝隊伍一模一樣。去住在科學院的同學家，同學說，鄰居天文台台長張鈺則夫妻也走進隊伍裏。

 

那時，自己雖剛高中畢業，但已經曆了林彪爆炸事件，聽到了周圍大人們“還能相信誰啊”的感歎；周恩來去世，看到不少大人流眼淚；毛主席太陽落山，自己正要被迫下農村，沒法掉眼淚；現在，又打倒四人幫，由此聯想到的幾年一次的批陳伯達康生鄧小平的“路線鬥爭”，總之高興得不起來。自己正在讀魯迅的雜文集，並讀到了“革命前做了專製的奴隸，革命後做了革命的奴隸。”

 

那時，有個隱隱的認識：這個製度不對。就到同學家，和他高知的母親說了這認識。她聽後，不說話。

 

記得因周恩來去世引發的天安門事件，自己聽到後，並不激動，會覺得這個運動隻是“權柄上的繡須。”這認識的思路，是受正在讀的魯迅雜文的影響。

 

後來考大學，上大學，經曆不斷的學潮，經曆思想解放運動，六四，改開，出國，就是不能有和周圍人同步的“時代變了”的興奮感，變遷感。

 

也不很明確自己在想什麽，堅持什麽。有個最明顯的經曆，聽讀周圍的，和自己靜下來讀魯迅時的感受一點也不一樣。譬如，周圍的人“把耽誤的時間補回來”，魯迅則說，“非人間的悲涼”；周圍在振國學，繼承中華文化，魯迅則說“少讀或不讀中國書”；周圍說，改開了，中國變了，魯迅說，中國隻有做奴隸不得和做穩了奴隸兩個時代….. 別的不說，魯迅的語言好看，認識的路徑和周圍人不同，自己由不得地喜歡。

 

由於這吧，自己內心裏是不加入“改開”的。一九七八年在香港的《七十年代》雜誌上讀到了“開放和閉關是同一個人的兩個動作”時，覺得說出了自己想說的話。

 

後來上了講台，將自己的話做了點包裝說給學生們聽，見到他們的吃驚，“那聽老師你這麽講，我們以前學的都沒對的了”，有一點吃驚，但又覺得他們隻是沒讀或少讀有如魯迅這樣人的書罷了。

 

後來，出國了。不容易。但自己看到了正常的社會和正常的人生，並經曆著正常的社會和正常的人生。“少讀或不讀中國書，多讀外國書”成了生活的現實，生活在外國，魯迅書中的深刻，一下變成周圍再普通不過的事實，“中國的父母隻養不教”，看不到了；把小孩當小把戲，看不到了；流哈喇子看戲，看不到了；做奴隸和做穩了奴隸的時代消逝一盡……

 

 

今天讀到同學的轉帖。有感如下：

 

受苦受難的和等著“打倒四人幫，人民心歡暢”的，是同一撥人，他們似乎並沒有識字和不識字的差別，沒有有閱曆和缺少閱曆的差別；

 

他們的三觀從來一致，隻是裝扮不同，“都是為中國好”；

 

政壇上，學壇上，人前人後人五人六的，正是一點點也不必在意的。季羨林的《牛棚雜記》，楊絳的《幹校六記》，放在民國，啥也不是；“四個人被抓起來了”在這些個有頭有臉的人中間，如聞天籟之音，故事性極強，辱侮性也極強：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反右，大饑荒….. 之後，竟還是這個德性？

 

現如今，不是要不在等著三中全會；要不在等著豬頭下台嗎？和聽到“四個人被抓起來”了，高興得睡不著，一樣一樣的。

 

看到過柏林牆倒了的過程。看到了有自己腦袋的人對於荒唐的態度：別了，共產黨，別再扯了。

 

中國人，什麽時候做得到這一點？

 

 

 

 

 

 

 

 

 

 

 

 

 

附同學轉來的帖。       看“小道消息”如何傳遍北京城

 

   1976年10月6日，晚8時至8時30分，中央采取果斷措施，對王、張、江、姚及毛遠新實行“隔離審查”。

    中央為穩定局勢，決定在此後的半個月內，逐步向黨內高層傳達四人幫垮台之事，同時禁止媒體公開報道有關消息。但是，小道消息仍像長了翅膀一樣，迅速傳播開來。

    讓我們看看，10月6日至10日，小道消息是怎樣在北京傳播的？

    10月6日，首先是近水樓台的中央廣播事業局工作的人員，在晚上10點電台被接管以後，一傳十、十傳百，消息迅速傳開了。

    駐中南海的記者杜修賢是獲知消息最早的人之一，他連夜打電話給好友:“激動人心，江青抓起來了，還有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真的，我不騙你”！

    當晚從唐山回到北京的於光遠，從妻子孟蘇處聽到消息，不敢相信是真的。他約了黎澍，黎澍又約了李新，在大街上散步，四人分析一番，確認消息是可靠的。

    於光遠回到家已是午夜時分，他打電話給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同事李昌、馮蘭瑞夫婦，要他們馬上到他家裏來。於光遠見他倆就說:四個人都抓起來了，接著，他講了一些他聽到的事情經過。李昌夫婦回到家時後，興奮得睡不著覺，幹脆等天亮。

    第二天，因“狀告江青”從4月起就被停職反省的新華社記者朱穆之、穆青、李琴三人，在不同時間，分別得到消息。李琴聽到王海容的聲音: 那四個人都被抓了，對方立即掛斷了電話。她一下子就明白“那四個人”是誰了。

    穆青的妻子周蘿接到一個不知姓名女人的電話:  祝賀你們了！晚上，友人劉回年悄悄走進朱穆之的家: “那四個人都被抓了”。

    早上6時，在友誼醫院住院的姚依林，從匆匆趕來報信的女兒口中得知後，趕往陳雲家報喜去了。

    7點多鍾，住在萬壽路幹休所的曾誌（陶鑄妻子）也得知了。她接到林月琴（羅榮桓妻子）打來的電話: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那四個人昨晚被抓起來了。她明白後，興奮得手直發抖:“謝天謝地，謝謝你告訴我世界上最好的消息”。她放下電話，趕緊把消息告訴給女兒、女婿。

    茅盾是8日從在解放軍政治學院工作的兒子韋韜那裏聽說的。

    書韜也是偶然知道的，早晨，他在動物園附近等班車，遇到一位同校的熟人，她父親是軍隊高幹。她悄悄地對韋韜說: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四個人被抓起來了！“你說什麽？”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千真萬確，都抓起來了，是在前天夜裏。“消息真的可靠嗎？”絕對可靠，是我爸爸親口說的，毛遠新也被抓起來了！

    韋韜回到家就把這個“特大喜訊”告訴了家人: 四人幫已經抓起來了，他們完蛋了！

    茅盾感歎道: 想不到，想不到這麽快！又問細節，韋韜講了，並強調說: 消息絕對可靠，我們部長親口證實這不是謠言。

  《黃河大合唱》的詞作者張光年也是在這天知道的，但他不敢相信，8日下午，老友李孔嘉來報喜說: 三個公一個母的都抓了…

    82歲的葉聖陶隻在日記上略略寫道: 臨睡時聽到可驚消息，今暫不記之。

    中科院文學研究所的喬象鍾、蔡儀於10月9日得悉四人幫被捕，暗自竊喜。10月10日這天，從各方麵傳來消息，證實了此事，喬象鍾興奮得打著傘，穿著雨鞋，一家一家地告訴好友，直到深夜才回到家。蔡儀則把他的存酒打開，逢有熟人來就舉杯慶賀。

    那兩天，又有消息說是有地震，人們也不以為然，有人甚至說:  “聽了這消息就是震死也無憾，因為中國得救了”！

    畫家李可染上街，馬路對麵的女詩人柯岩看見了，穿過馬路走到他跟前，悄悄對他說了聲“天快亮了”就離開了。

    北京電影廠著名導演嚴寄洲有一段回憶記述:

    那天我到廠生產區打長途，副廠長劉沛然（電影林海雪原導演），正在屋子裏手舞足蹈。我說: 你吃錯藥了，跳什麽跳啊？

    他回答: 沒什麽事，老兄啊！你可放心了，清規戒律不會再有了，今後搞故事片，日子好過了。

    聽了這話，感覺還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但他閉口不說了，還沒等我走到門口，劉副廠長實在忍不住了，說“老嚴，你要絕對保證不說出去”，我說: 好，我不講。

他說:“上海幫抓起來了”。

    那時我還真不知道什麽叫“上海幫”？也不知道什麽叫“王、張、江、姚、”？

    劉沛然是廠黨委委員，他當然知道得比我多。他再次囑咐我，你要講了，咱們都倒黴……我興奮極了，也傳染上跳和笑的毛病，笑著三步兩步往樓下跳……

    說實在，我確實被整怕了，真擔心再二進宮三進宮。

    那些天，我很想找人聊聊，又不敢和任何人“互通情報”，憋得我就一個人到院子裏轉。那幾天我天天睡不好、吃不好。希望是真的，又怕不小心露出來，出什麽事情。

    那時候，能看得出來，有人知道，興奮得要命，臉上掩藏著一種莫名的表情，但誰都緊閉著嘴不說。

    在公開宣布前的七.八天，院子裏來了個賣小百貨的，推車上裝著手紙、肥皂、牙膏牙刷什麽的。他一邊推車，一邊大聲喊: 快來呀，三公一母，全抓起來了。我正在院子裏轉，他敢講？我一下愣住了。

    小販都知道了，這一定是真的囉！

    那時菜市場裏的螃蟹特別好賣: 

    人人指定要購“三公一母”蟹。

    飯館裏，素不相識的人，吃著、喝著，就互相碰起杯來，人心所向啊！

    從來不喝酒的我，回去就大碗喝酒，接連幾天睡不著覺。不過，這回真是太高興了，看來，世道又重新轉回來了！

    十年一夢，混沌初醒。

                       章定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