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弢—— 春城 (小說)

       春城    (小說)         作者 金 弢

負笈遠洋、求學初來乍到的建子安排好了下午課後去看畫展。在大學食堂吃午飯時意外得到一個重要信息，說是餐飲業每年到了聖誕節都會增加員工，特別是樓麵服務那一攤。既然這樣，看畫展隻好往後推一推，趁著好時候掙錢為上。他臨時改變主意，決定利用下午時間沿城郊鐵路搜尋中餐館。

春城的規模大小跟冬城差不多，也算是一個縣級架構。通過電話黃頁的搜索，建子得知春城有三家中餐館，他下了火車選擇靠得最近的那一家直奔而去。

中午的生意剛剛結束，老板還沒走，一個個子不高，身材適中，臉清秀，三十開外的亞裔長相，後來才知道是一個柬埔寨華僑，1975年南越被北越解放前夕，跟著越南難民一起逃到了歐洲。

“想吃飯嗎？”老板先開了口。“嗷，不，不，我想問問有沒有工作。” “你會做什麽？能在店堂裏幫幫忙嗎？” 老板問。“我想沒問題吧，” 建子回答。“你明天能開工嗎？” 老板又問。“應該可以的，今天我回去安排一下，明天晚上就可以來上班。你們也是五點半開門吧？” 建子打聽開門時間。老板說：“那你就明天晚上五點半過來吧，看看哪兒需要就幫幫手，做兩天我看看，以後再分幾張台給你自己做。試兩天工後我再跟你談薪水。”

建子因為還沒有辭去冬城那份工，那天晚上照常去洗了碗，到了快下班的時候他先跟工友們悄悄打了招呼，感謝諸位近一個月來的關心照顧。到了下班時便向老板娘辭了工，把工資結了。老板娘象是有思想準備地說：“是啊，你德語那麽好，又會做樓麵，安排你洗碗是太委屈你了，我知道你做不長。以後我需要跑堂再叫你。” 就這樣建子結束了在海外頭一個月的打工經曆，跟老板娘好說好散地分了手。

第二天建子來新店上班，碰巧趕上做酒吧的來不了。做酒吧就是倒酒水，原先老板打算自己做，一看有了建子，心想讓他練練也行，以後缺人可以頂酒吧。建子就這樣換了一家店，工作從廚房轉到了前堂。凡是業內人士都知道，這麽一換就工作級別來說是一大提升。籠統說來廚房工作是又苦又累又髒，洗碗又是最低下的活兒，工資也最低。在前台做要幹淨輕鬆多了，工資高還加小費，但得會外語。建子來《玫瑰酒樓》的主要目標是要學會做跑堂，學會倒酒水，最後學會管理整個大堂。

會德語這是做前台的第一關口，德語可不是那麽好學的，就是去了語言學校，沒有三年的時間學不出象樣的德語，不說正規的語言功能如聽、說、讀、寫、譯，光是不講究語法的最簡單的口頭交流，能把要說的意思表達出來，能聽懂對方的說話，已算得上是不小的本事了。建子會德語，他是科班出身，這是他最大的強項。雖然老板不會要求員工把德語說成專業水平，但服務生的德語能說得悅耳動聽，讓人覺察不出明顯的語法錯誤，無疑對飯店檔次的提升大有裨益。建子思忖，我會德語，體力又好，學學上菜收盤子不會比幹農活難吧。

第二天建子怕誤了火車遲到，早早離開大學，結果提前了半小時到新店。正值休息當兒，店是鐵將軍鎖大門，他隻好等。《玫瑰酒家》位於春城的新區，老區都是獨門獨戶的花園別墅，新區是一色樓房，不高，最多三、四層。臨近酒家有個立交的地下通道，為春城的交通樞紐，汽車流量大，交通方便，來吃飯的客源也多。店的門簾四個鮮紅色中文大字非常醒目。中文在德國人的眼裏是一種美麗且陌生的文字，在八十年代，中國是德國人很難得聽說起的國家，新聞媒體報刊上經常是一兩個禮拜提不到一回，象是這個世界有沒有中國無關緊要。他們對中國總的印象是一個人多、自行車多的國家，在遙遠的東方，有著幾千年的曆史、古老的文化、生活著十幾億人口，貧窮落後、服裝一色、象一群密密麻麻的藍螞蟻。建子有個留學生好友，是國內社科院跟慕尼黑大學聯合培養的博士生，學的是黑格爾辯證唯物論，但德語不好，尤其口語說不清楚，因老婆想來德國陪讀，昨天下午陪他去旅行社給老婆訂一張來德機票，工作人員連中國的首都叫什麽都弄不清楚，還以為是東京呢，說真是難得有人買去北京的機票。然而，他們誰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德國的中餐館是又好吃又便宜。

建子正遐想中，走來一個二十七、八歲的亞裔女子，建子猜想這一定是老板娘了，趕緊堆起笑臉主動打招呼。來者置若罔聞、旁若無人地從建子身邊走過，好象根本沒有建子的存在，開了門徑直進了店。建子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不知是怎麽回事兒，一頭霧水，想想就是不會說中文有個表示總是起碼的吧，莫名其妙地跟著進了店。

店堂挺寬敞，有一百來個座位，分成前後兩廳，廚房和酒吧在裏麵。那個女人開了酒吧的燈，店堂裏依然是黑洞洞的。建子站在黑暗中環顧四周遲疑了片刻，小心翼翼地來到酒吧，看到那個女人隻管在做自己的事，一時不知道怎麽開口。“你來幹什麽？” 那個女的終於沒好氣地開了腔。“會說中國話！” 建子想。“我是來上班的”建子答。“上什麽班？" 那個女人大著嗓門問。“老板叫我來的”。“老板叫你來的找老板去！” “奇怪了”，建子想，“你是什麽人啊?" 幹脆不客氣地一屁股坐下來等老板來了再說。“坐那兒幹什麽，沒看到別人在忙著？過來把這些杯子洗了”，女的衝著建子喊。建子心裏陡生一種受侮辱的感覺，想想自己在北京機關工作就是犯了再大的錯誤，領導再怎麽批評也不會用這種態度，這簡直是對人太不尊重了，太不把人當人看了，生平第一次如此受到別人的無禮斥責。但想想為了這份工，為了老婆孩子的機票錢，眼下隻好做小，忍氣吞聲，就算看在馬克的麵子上。

對建子來說，吃苦他不怕，他插過隊，再苦再累的農活他都幹過，但現在要他洗杯子，這可是他從來沒有見過的活兒，不知道這些洗具怎麽使，洗刷程序從哪兒開始，這種餐廳的酒吧，他還是第一次見到，一點兒感性認識都沒有，怎麽放水，用熱水還是冷水，怎麽安裝洗杯器，放多少洗潔劑，兩個水池都是幹什麽用的，杯子又是怎麽個洗法，等等等等，他腦子裏一片空白。他本不想再問那個女人，知道她肯定不會有好氣。建子明明知道都是對方的無理，但他在乎這份工，不想把事情弄僵，盡量對她逆來順受，就算是強龍壓不過地頭蛇吧。但是不問，建子就無法開始。

“你不是來幹活兒的嗎？楞在那裏幹嗎？” “我不知道怎麽弄，你能給我示範一下嗎？”  “什麽叫示範?" "就是你能給我做個樣子嗎？你能教我一下嗎？” 建子請求說。“那麽簡單的活兒都不會還是個人嗎？！不會還來打什麽工？！讓我教你，給錢嗎？！” 那個女人把建子又是劈頭蓋腦地數落了一通。建子想想自己在國內做外事工作能獨當一麵，大事小事叱吒風雲，業務和專業都是強手，年年先進工作者，從來自信滿滿，今天怎麽一下子成了任人隨意辱罵的低能兒？但不會就是不會，沒轍，沒做過就是不懂得怎麽做。這種不近人情的訓斥，再大的侮辱也隻好忍氣吞聲，但心裏此刻油然升起一種不可名狀報複心理：我忍了，今天我就是韓信忍辱胯下也忍了！哪天你別犯在我手裏。建子沉默，在那裏等著這女人。心想，你再不過來我就動手了，我愛怎麽幹就怎麽幹，我有請在先，做得不對就怪不得我了。讓她來糾正吧，她一提示我就會了。

這時電話鈴響了，那女人對著電話直抱怨：“人是來了，但他什麽都不會，這種人要他幹什麽，讓他走吧！” 聽得出來是老板的電話。這麽當著自己的麵說自己的壞話也是建子有生以來第一次，過去在單位裏就是做錯了事受批評時領導怎麽也要給點兒麵子，就這麽當著他的麵，而知道建子就站在一邊正聽著，也沒有絲毫的回避和說話語氣的委婉，甚至當著他的麵讓老板叫自己走人。那女人突然停住了電話不說了，繼而放下電話忙自己的事兒去了。

建子又被撩在了一邊，他雖聽不到對方的電話，但他確認老板沒有讓他走的意思，隻要老板留住他就好辦，說明老板還用得著他。既然她不願意指導，建子隻好憑自己的眼力勁兒琢磨著幹，再難的事情也難不過讀大學，大學要讀四年，學這種活兒用不著兩天。建子心想，我就按我的理解行事，幹得不對，她來糾正不就等於教我了嗎？建子恢複了自信，也不再問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象個熟練的老手麻利地幹了起來。那女人整理著餐桌，不時好奇地朝建子這邊望望。

老板來了，帶有三分歉意地解釋到，“昨天還不知道酒吧今天突然孩子病了，她明天就會來，今天你先在酒台幫一下手，明天你就做服務生，我今天晚上忙完了才走，等一下來了生意我教你。你學不學做酒水無所謂，你那麽好的德語，我當然願意你招待客人。” 建子卻說：“沒關係，我什麽都能學的，也願意學，會了以後可能還用得上。”

幾天後從其他的工友中建子了解到，這個身為柬埔寨華僑的老板，七十年代初隨著美國在南越的撤軍，隨著印度支那華人開始遭受迫害、遭受掠奪的興起，他家用了重金買到船位，跟著成千上萬的越南華僑船民一樣，遠涉重洋，苦海餘生，無數人遭到海盜的搶劫，婦女遭到強奸輪奸、殺害棄海，他一家有幸平安抵達歐洲，被德國政府收為難民。他們一家三代十四個人，白手起家，在政府的扶持下開始創業。他讀完初中就在父親經營的酒樓做工，十幾年來，全家宵衣旰食，現在他幾個兄弟都有自家的酒樓。兩年前，他向全家集資，用一百萬馬克買下慕尼黑及周邊的三家首屈一指的 “玫瑰酒樓”，他現在一人經營，極為辛苦，整天奔波於路上。

那個剛進門時被建子猜想是老板娘並對建子不理不睬後來又把建子罵得狗血噴頭的女人，是管理這家店卻沒有名分的所謂經理，是個準經理。老板之所以沒有明確宣布她是經理自有老板的道理，因為一個名正言順的經理和一個默許負責管店的經理，工資是不一樣的。在德國的中餐館即便當了經理也有一份自己的具體工作，也要兼做服務生，而其收入也隻有來自自己完成的營業額，按照百分比提成。做了經理的好處是老板不在時擁有更多的支配權。

這個沒有名分的準經理之所以對建子一開始就莫名其妙地厭惡與排斥，自然也有她的道理，因為這家酒樓的總營業額是個相對穩定的常數，如若多出一個員工，營業額的總數就會被瓜分。這家店已經有了三個服務生，再添一個，營業額就會又被分掉一些，收入相應就會減少，加之這裏比較優厚的小費也會失去。但是老板的著眼點不一樣，多一個人就會提高服務的質量，招呼會更周到，上菜等的時間就縮短，人員充足，客人就會多加酒水，而賣酒水是既方便營利又高。此外隻要人多服務周到，滿意客回頭率就高，來的頻率也會增加，對飯店就有好處，而老板付出的工資是一樣的，隻是每個人少做了一些，少拿一些。這麽一分析，這位準經理不願老板加工人就情有可原了。

然而工人對老板並不是沒有反彈的機製。如果員工人浮於事，收入不盡人意，工人就會提出辭工；反之人手不足了，突然來了大生意，影響了服務質量，下一回客人就會另辟蹊徑，這便是老板的損失，這個尺度掌握在哪個分寸就是經營之道。眼下聖誕節將至，是一年中生意最旺、不可多得的機會，為確保常年老客明年的再次回頭，所以老板無論如何要讓建子留下。雖然建子沒幹過這一行，但他德語好，在理解上將會比文盲德語的難民快出好幾倍。老板自己也是打工出身，深諳學會端盤子跟學會一門外語所需要的時間要相差幾十倍，加之服務生的德語說得好對這個飯店有好處，這類做生意的訣竅是為工人所不知的。

為了給老板好印象，確保這份前台的工作，今天晚上建子毫無怨言地學做酒吧。

俗話說，行行出狀元。做酒吧，說起來貌似簡單，光倒倒酒水既是，其實則不然，要技術掌握到位，做到精、準、快談何容易。首先要學會德語，所有的酒水單子從收銀機打印出來都是德文，在不忙的時候，服務生可以把酒水報給酒吧聽，如果聽不懂，服務生還可以解釋或用中文翻譯一下，但是到了生意高峰，一個做酒吧的要應付四個服務生，碰上幾個人同時進單，而每張單子都有三五種酒水，這一下子就多出了十來種酒水，這時做酒吧的不光要手腳麻利，而且還要會看單子，因為一旦忙起來那就是大家都忙，服務生這時不會再有時間站在那裏為你報單或翻譯解釋給你聽，酒吧不但必須自己會看單，而且要快到一目了然，有條不紊，並且快速完成酒水，時間等得過長，客人可以取消酒水，這便是生意上的損失，要遭老板批評的。

除了語言和速度之外，記性與斟酒的技術也有講究，因各種酒水所用杯子的形狀和容量各不相同，每種飲料都有固定的飲杯，不能張冠李戴，一旦弄反了，輕則遭客人譏諷嘲笑，重則讓人退貨，遇上麻煩的老板便是一頓臭罵，因為很多做錯的酒水往往是無法重用。另外飲料種類繁多，都要分輕度濃度、有氣無氣、瓶裝散裝；到了啤酒就更複雜了，尤其德國是個啤酒大國，種類品種上百，枚不勝舉，最常見的啤酒分為清爽型 紮啤、苦味紮啤、白色麥芽紮啤、黑色紮啤、此外還有低度酒精型的、無醇清爽型的、麥芽白啤酒、低醇麥芽白啤酒、麥芽黑啤酒、麥芽黑白啤酒、麥芽無醇啤酒等等。

每種啤酒的刻度各不一樣，所用的啤酒杯形狀也各不一樣。生意高峰時能做到應付自如，必須把打酒倒酒的技術掌握到嫻熟。不同的紮啤、不同的瓶裝啤酒斟酒時所產生的啤酒沫子也不一樣，怎樣掌握到恰到好處需要練習。酒吧除了啤酒，還有各種紅葡萄酒和白葡萄酒，紅葡萄酒分一般紅的和玫瑰紅的，各種葡萄酒又分幹（酸）性的、半幹的、甜味的，分別有散裝的和瓶裝的。紅和白的瓶裝葡萄酒，裝酒瓶的器皿各有各的，上桌時還需要相應形狀的酒杯；低度酒還包括各種餐前酒，此外還有38度以上的烈性酒，包括中國的和西洋的，加上品種多樣的無醇飲料，各式各樣的礦泉水，有帶氣的，有不帶氣的，有散裝的，有瓶裝的，有各種各樣的果汁，光可樂就有三、四種，咖啡分普通咖啡，濃縮咖啡，奶油咖啡、微咖啡因咖啡等等，等等，每一種飲料不能用錯杯子，威士忌杯不能裝舍利酒，馬提尼酒用了梨酒杯就會被人貽笑大方。

建子的頂頭上司、這個準經理是八十年代初“半偷渡”來德國的難民，浙江青田人，據說青田人的移民史可以追溯到一百五十年以前。說偷渡，就是蛇頭通過地下組織承包一個中國居民把他用半合法或非法的手段運送到西方國家，偷渡費八十年代初已很驚人，到了九十年代漲到一人十八至二十萬人民幣，想象一下那時一個大學生的工資還不到一百元。但一到德國報了難民打了黑工，頭兩年等於白幹，掙來的錢全部還債，第三年起就是淨賺。德國審理一個難民的程序當時最快也要四、五年，就是到了最終不能被批準，在這個時間段內掙的錢還完債後還剩一個天文數。最後能留在德國當然理想，當時的西德是個肥得流油的國家，為很多難民的首選。萬一留不下來，轉道去南歐意大利、西班牙的也遠遠好過回國。

而所謂的半偷渡既自理從中國出發，想辦法到達西方國家的邊境，再由蛇頭幫助越過邊境把人偷渡去西方國家，。這些做偷渡生意的老手早已買通西方國家的邊防，有固定的通道、時間、價碼。首先，這些半偷渡客通過關係拿錢買來一張非洲某個國家的探親訪友邀請信，因為那裏已有他們早先移民出去的親朋好友。這些偷渡客以此名義申請到中國護照，有了護照便去那個非洲國家辦簽證，從這種非洲國家得到簽證易如反掌，因為很難得有人去這些國家探親或旅遊。鑒證費既是這個國家的一項收入，所以簽證管理得非常鬆。其次，去辦簽證的國人事先都已打聽好了一個行賄手腕，以更便捷得到簽證，就是在非洲國駐京使館遞交護照辦理簽證事，護照裏夾進100美元，算是給簽證官的好處費。這些都是心照不宣的事，而且行情也會隨時漸長，如若給少了就有拒簽的可能，給多了自然就白白浪費外匯。八十年代初至中期這個價碼一般打得住。象非洲這種窮國，100美元可是一筆非常可觀的財富，那麽強烈的誘惑何以抵擋，況且這些國家腐敗成災，濫發簽證，好處唾手而得。

等到拿了非洲國的簽證後，下一步要辦過境簽證，走的比較多而又實惠的線路是從北京買一張西伯利亞大鐵路的火車票，八十年代票價在400元人民幣上下，從我國的二連浩特出關，途經蒙古、蘇聯、波蘭進入東德。有了目的地國的簽證，再辦過境簽證就容易多了，因為這些不是入境旅遊或入境居留簽證，隻有三四天的過境期，對過境國除了過境客給該國帶來消費的好處外不會造成任何負麵影響。我們的同胞去沿途路經的國家申請簽證，聲稱火車到了東柏林，然後轉飛機去非洲，理由實在，整個安排無懈可擊。辦過境簽證的賄賂價碼在五十美元上下，手法一樣，把錢夾在護照內，辦簽證時簽證官把錢放置一邊，蓋完章後把護照一給，錢就不提了。這種做法很靈，使館人員照章辦事，既做了工作又得了好處，事情辦得天衣無縫，不留下任何蛛絲馬跡，而國人則免去了無謂的審查，得到簽證順理成章，可謂互惠互利。也聽說有過河拆橋的國人，看章已蓋好，再要回美元。簽證官無奈隻好吐出賄賂，明知上當也是啞巴吃黃連啞口無言，生氣也沒用。有事成後自鳴得意漏了口風，但這種人會被老鄉唾棄，罵他是害群之馬，殃及後人。

這些國人到了東柏林，並沒有買機票去非洲，而是等待從法國或荷蘭過來的蛇頭，由他們把這些偷渡客從東德過境西德，借用西德過境通道，進入法國、荷蘭，這樣就不給西德留下什麽問題和痕跡，被收買的邊防軍也可心安理得，沒有後顧之憂。而從西德過境的蛇頭承諾這些過境客決不留在西德，不會給他們造成後患。瞧，犯法還講個誠信。

如果目的地國不是法國、荷蘭而是西德，那走法就不一樣。到了東柏林必須轉火車去捷克，當然事先辦好捷克的過境簽證，聲稱從布拉格轉機去非洲，實際上到了捷克利用天黑翻山越嶺冒著生命危險被領著穿越綠色地帶進入西德的巴伐利亞，據說那一帶的邊界管理得最鬆。

有一次建子獨自一人從北京去東柏林開國際會議，為了替國家節省外匯，用人民幣買票，走的就是西伯利亞大鐵路，一上火車不久，就有同胞乘客來打聽他去哪兒，聽說他去東柏林開會，就都摽上了他，說他們不懂外語要跟著他走。那時國人思想單純，又時興助人為樂，到了國外同胞不會外語，替人解難，則是每一個中國人的責無旁貸。從北京到莫斯科火車要走七天七夜，這一路上那些人對建子是關心倍至，除了上廁所，什麽都替他辦，還時不時地提供食品、水果、零食，到了二連浩特，中國的火車輪子要換成蘇聯的寬大車輪，需要三個小時，是進餐館加餐的機會，建子被他們搶著邀請。結果到了東柏林，建子帶去的一行李方便麵幾乎沒動。這些人事先早已打聽到，火車到了莫斯科後要從莫斯科站換去白俄羅斯站，他們不會外語，要出租車會有困難，都求建子到時幫他們要好出租，並掙著跟建子同坐一輛車，而且主動提出承擔車費以保證不在途中走丟，所以整個旅途中爭先恐後地拍建子的馬屁。也正是這趟火車中，建子對他們進行了七天的“訪談”，把偷渡出國的情況掌握得了如指掌，並收集了一大堆鮮為人知的資料。這些人聽說了建子是作協的，作家嘛好奇，什麽都想知道，既然對這方麵有興趣，為了討好建子，他們積極配合，有問必答，建子就這樣把偷渡行情打聽得巨細無遺。然而，雖然他們開始是那麽巴結建子，但是到了莫斯科轉完火車站後，他們就沒有一個人再理建子了，在白俄羅斯站排隊蓋章去東柏林時，建子被他們遠遠地擠到了一邊。他們已經用不著他了，火車會自然而然地穿過華沙到達東柏林，在那裏會有人來把他們接走。他們這樣做也不在乎別人會不會把他們看成過河拆橋、忘恩負義。

建子眼前的這位準經理就是這麽一種難民，當然她也是從捷克被人偷渡過來的。接下去的幾天，她對建子的態度一如既往地惡劣，時不時地惡語相加。建子想自己來這家店也不會長久，隻是一個過渡，在這裏工作，夜裏回家實在不便，但這裏確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學習機會，他要靠自己的語言優勢，學會服務生這一套工作，他心中的目標是學管理。在這個準經理麵前，他可以忍氣吞聲，逆來順受，事事唯她命是從，同時自己留心學習，注意觀察整套程序。隻過了三天，一些基本要領他已諳熟於心：客人來了先引座，然後遞上餐本、羹叉、紙巾，稍候幾分鍾，見客人看完餐本抬起頭就可以給客人點菜了；點完餐，記住號碼打單，先把酒水單給出，然後把前餐、正餐分開，先送前餐單進廚房，把正餐單子收好，等客人吃完了前餐，再把正餐單給廚房， . . . . .

頭三天，建子還沒有分配到自己的桌子，隻是輔助別人做，但他不鬧情緒，學得誠懇，做得謹慎，深得客人的好評。基於流利的德語，他不但交流暢達，而且用詞貼切，詞語達義，所以速度很快。客人點菜時，他先主動聲明自己是新手，有不到之處請人包涵，這樣一來客人一開始就有了心理準備，對建子的要求就不太高了，最後反倒很滿意，還時不時地誇上幾句。

老板在一邊聽得清楚看得明白。一次，一對夫婦帶著孩子來用餐，向準經理說明孩子的病情後要求食品中不能有麵粉及類似麵粉的添加劑，但又表示諸如芡粉、土豆粉、豆製品等一類的附加品希望能增加一些，以保證孩子不匱缺營養。這種帶有眾多專業術語的長篇論述對準經理這個在德國從未跨進校門、並且在國內也未曾正經讀完小學的人來說簡直是有如在聽天書。但是站在一邊的建子卻聽得明明白白，他讓準經理到一邊給她作了詳細的翻譯，這一下子準經理對建子是折服得五體投地並大惑不解地問建子：“你怎麽什麽都聽得懂？”  老板在一旁一切都看在眼裏，晚上下班時還當著所有員工的麵稱讚了建子的德語水平，當然老板自己也不能完全聽懂，知道能聽明白真不容易，並且宣布從明天起建子可以獨當一麵了，並分配了由他負責的桌子，建子可以獨立打單收錢，還給了由他自己保管的收銀機鑰匙，這樣他可以收小費了，這意味著又漲了工資。

前麵提到來這裏的前一天，建子曾在另一家餐廳幫廚，完全相同的上班時間，來到這家店不但活兒輕鬆幹淨，加上現在又有小費的收入，工資漲了一倍多，這對建子來說，在不影響上課的前提下，算是一大進步了，他很滿意了，他不操之過急，認為隻要在變，在往好的方向變，就是樂觀的、是讓人高興的事，就可以了。不是嘛，常言道：悠著點兒。

在建子的工友中有一位來自香港，四十來歲，矮個，略胖，讀過書，普通話講的還算標準，八十年代在德國的華人大多說廣東話，他們主要是香港人以及東南亞一帶的老華僑。那時廣東話是海外華人中主要的、甚至幾乎是唯一的交流語言，大陸出來的留學生去香港老板店裏找工，老板頭一個問話就是會不會說廣東話。若是不會，隻好走人。因為這種老板讓他講國語比講德語還難，生意忙起來一著急，他們滿口隻剩下廣東話了，要是留學生聽不懂廣東話，就會交流受阻，影響工作速度。那時候大陸的出國人員包括留學生在內人數實在少的可憐，直到了2000年後，隨著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大批的青年出國留學，大陸人才成了海外華人的主力，國語到了這時才成為海外華人的主要語言，到了那時就勢逼香港人及東南亞等海外華人反過頭來學國語了。但剛改革開放後出去的第一批大陸留學生，就是後來學了廣東話也隻會被動交流，就是說隻能聽不會講，既是廣東人常說的：識聽不識講。到了成年，再要重新學一門方言談何容易，尤其是象廣東話這種方言，同樣一種表達，所用詞匯跟普通話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發音時，不光元音變了，連輔音都跟著變了，表達所用的詞匯早已麵目全非。充其量隻能聽明白，這也算是大功告成了。年過三十再學說廣東話，簡直難上加難。

更有甚者，有的香港老板找工時不但要求工人會講廣東話，而且還把會不會打麻將作為一個錄用的重要條件。你如果會打麻將甚至嗜愛打麻將，哪怕幹活兒技術欠缺一點也無所謂。這是老版的好算盤。白天工人十幾小時地拚命，到了夜裏，老板白天睡夠了，精神抖擻頭腦清醒地來約工人打麻將，就算工人的麻將技術跟老板不相伯仲，但幹了一天的活兒，已是精疲力盡，輸錢勢在必行。到了下班前吃著晚飯準備走人時老板來約麻將席了，出於臉麵工人很難出口拒絕，要是誰三番五次地拒絕老板，就得小心被老板穿小鞋兒，有事沒事兒、有錯沒錯地會莫名其妙地挨罵，到了生意清淡的季節碰上裁員，那首先想到的就是你。海外華人本來外語不好，社交圈又很窄，又是單身居多，所謂的精神生活、娛樂活動除了去賭場妓院別無選擇。這些工人又不讀書又不看報沒有健康的愛好，如此下了班留在店裏陪老板打打麻將還算是個上策。這樣起碼能討得老板歡心，也是保住這份工的一個籌碼。然而，這樣正迎合了老板的如意算盤，落了老板的圈套。工人苦苦幹了一個月，到了月底拿到薪水還不久，輸了麻將，這筆錢就逐日逐日地還給了老板。賭徒都有翻梢的欲望，越輸越想贏，約輸越想報仇，往往到了最後輸得缽盤皆空，輸光了工資不說，甚至有時還要欠一屁股債。你沒錢不怕，有老板會出麵替你解圍，給你告貸，滿足你繼續賭下去的心願。老板可以給你掛賬，錢可以從下一個月的工資裏扣，這樣做老板的非但不需要給工人發工資，等於工人白幹，而且這個工人因為欠了債就不能說走就走的了，還出賣了自身的自由，老板又得以保證了店裏員工的穩定，無形中工人成了老板無報酬的長工。這樣一來老板的閑暇時間也有人陪他消磨了，無愧為一舉多得。所以很多海外華人一年苦到頭，辛苦了一輩子，到頭來落得分文不名，終生討不起老婆。

當然象建子這樣的留學生，是個有文化的讀書人，胸懷誌向，是不會入這類老板的圈套。他曾去過幾家香港老板的店，進門還沒說上兩句就被下了逐客令。眼下的這位普通話講得過去的工友畢竟也讀過書，有文化，這樣跟建子就有了共同的話題。建子雖然從未打聽過他的學曆，但通過言談舉止，大約能猜出幾分。

一天上午，大雪紛飛，店裏來客寥寥無幾，閑著沒事兒，大家就尋找話題聊天，消磨時間，建子跟這位香港工友閑談，談到了中國古代哲學提到了老莊，提到了孔子出生的年代，他倆看法不同，各執己見，爭論相持不下。準經理無所事事湊過來聽聽，建子和他的對手正慷慨陳詞、旁征博引，來證明自己的觀點，準經理站在一旁聽了半天不知所雲，對他倆侃侃而談，越聽越發雲裏霧裏，疾呼：你們在說些什麽呀，我怎麽從頭到尾什麽都聽不明白！她頓感自己的無知、沒有文化，而此時此刻的建子在她看來，不再是一個唯唯諾諾、唯命是從、謙遜有加的青年留學生，跟剛來時完全換了一副麵孔，活龍活現地象個課堂裏的老師，在發表演講，振振有詞地闡述著自己的觀點。一種從未有過的情愫、一種悄然而至的崇拜一瞬間把她軟化，讓她變得柔情，她第一次對建子產生了好感。她意識到了自己沒有知識的渺小、沒有文化的自卑。頓時她感受到學識帶來的修養、受過教育的心胸，開始後悔建子初來乍到時對他惡劣的態度。建子那種忍辱負重、榮辱不驚、胸襟開闊、既往不咎的氣度教她深深慚愧。

洗鋼板是餐廳服務生要做的最累、最重、最髒的活，誰資格最低、誰是新來的，這活兒就得誰幹，建子剛來這活兒理所應當就是建子的了。這種鋼板是用來給客人熱菜的。鋼板先插在電爐箱裏烤熱，給客人上菜時，把鋼板放在餐桌上，菜盤子擱在上麵，整個用餐過程中，菜就不會涼掉。這種優質的服務隻有中、泰、越等亞洲餐廳才有。用餐時客人難免會將菜汁滴落在鋼板上。雖然收回鋼板時都會隨手擦拭一下，但被烤幹的印記不易被徹底擦掉，因而每隔兩三天就得清洗一次。僅用清水抹布是不夠的，必須用一種專門的鐵砂棉用力來回磨蹭，直到光亮如鏡。德意誌是一個很注重幹淨的民族，一家餐館的衛生條件怎麽樣，食品是否幹淨，他們不用進你的廚房，隻要看你的廁所就知道了。他們認為哪家餐館若把廁所管理得幹幹淨淨，把白瓷磚地擦得潔亮照人，這家餐館的廚房一定不會髒。反之露在麵上架菜的鋼板，這是直接擺在客人眼皮子底下的東西都收拾不幹淨，那客人無法看到的廚房衛生就可想而知了。出於對食品安全的保護，除了衛生局，是任何客人都不被允許進廚房的，而且所有的員工沒有健康證，就不允許在廚房和酒台工作。當然做老板必須先辦健康證，包括老板娘，即使老板娘不在餐廳工作，也得辦健康證，因她隨時有可能忙不過來時進廚房幫廚，或下班後進廚房為自己蒸煮食物。碰上家庭式餐廳絕對如此。

每次到了快下班的時候，別人可以選擇輕巧幹淨的活兒做，如整整台布，擦擦五味灌兒，而建子得脫去外套，卷起袖子大動幹戈地擦洗鋼板。建子覺得這種活兒沒有什麽大不了的，他手勁好，高中大學都是練體操的，有臂力，插隊落戶也受過鍛煉，什麽苦都吃過，這麽一點點苦在他眼裏微不足道，比起上山砍樹，下山挑番薯，簡直是小巫見大巫。更重要的是，下鄉磨礪了他的意誌，培養了吃苦精神。1977年的大學是一次特殊的招生，從接到入學通知到學校報到，隻有七天的時間，而且入學通知書還是在田頭給的。入學沒幾天，德國駐華使館搞活動，在國際俱樂部宴請各國來賓，包括建子在內的文革後第一批大學生。建子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拚花地板大吊燈的宴會廳，都不敢相信人生的起落是如此之快。七天前的他還在寒風凜冽的地頭改造大寨田，一雙飽經風霜的手沒有絲毫的改變，而在這短短的幾天內從一個農民變成了一個首都大學生，手還是那雙手，但他所處的環境卻是天壤之別，誰都說他是一步登天。看著自己的手，建子不禁產生聯想，生活的磨難讓他更堅定了一個信念：隻要有人的地方，他就能生存；隻要人能幹的活兒他肯定也行。眼下擦鋼板則區區小事，不足掛齒。。

這位準經理對建子的揮汗如雨、大幹特幹從來是麻木不仁、有視無睹，象是本來就該對他的懲罰，興許多少還有一丁點幸災樂禍。自從那天古代哲學大辯論後，準經理變得迥若兩人，對建子完全另眼看待了。今晚又是建子洗鋼板，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破天荒地主動過去幫忙，弄得整個店的員工都覺得今天怎麽太陽從西邊出來了？

慢慢地建子更多地了解到，這個二十五歲的年輕女人也是個苦出身，甭說出生在農村，當時的女孩子連讀書的機會都沒有，就是婚嫁也是由父母說了算。出於對家裏經濟有利的考慮她嫁給了一個自己根本不喜歡的同生產隊社員，她的心儀人是個剛來半年的下鄉知識青年。她對他有好感，他對她也一樣有好感，彼此青睞，但受輿論的壓力，又怕將來抽調回城或選派工農兵大學生受影響，這個知識青年不敢表露真情，不敢主動跟她接近，而她作為一個姑娘對他也沒有勇氣主動表白。封建思想深重的山溝農村，大膽主動的女性會被人罵成騷貨。

村裏的婆家送來了豐厚的彩禮，她父親抵擋不住誘惑收下了。村裏鬧得沸沸揚揚、滿城風雨。木已成舟，生米成了熟飯，她不同意也不行了。自從有了孩子後，她也認命了，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不久就隨著村裏的移民潮跟著丈夫到了德國。沒料到來到德國還不出三個月，丈夫玩上了本村一個未婚姑娘，開始躲躲閃閃，後來明目張膽，最後夜不歸宿，自第二個孩子出生後更難得露臉，直到現在拋下她母女落得個無影無蹤。她幾次有過輕身的念頭，但又撇不下年幼的女兒，象她這種難民身份語言又不通請律師打官司先得掏錢，她又舍不得。就這麽拖著過日子，可心中一直在尋著盼著，巴望有個出頭之日。

或許沒有文化的人更看重、更崇拜有文化的，那天建子的一席談一下子觸動了她的神經。到了德國後她越來越感覺到不會德語的苦和沒有文化學外語的難，就說不是為了自己，為孩子這下一代，她也要有所打算。再者從建子身上她看到了有文化學什麽都快，有文化說什麽做什麽都在情在理。她了解到建子白天忙於上課，據說還是個讀博生，到了晚上苦於生計，沒有架子、沒有傲氣，為人謙虛誠懇。驀地她對建子產生了崇敬和愛意，更為自己對他的粗暴無禮而自責。現在他又看到建子任勞任怨、默默無聲地幹著最累最低賤的活兒，不由情不自禁地向他靠攏過去，默默地一起幹了起來。建子頓覺受寵若驚，不好意思喃喃道：“沒事兒，沒事兒，我一人能行。” 女的什麽都沒說，更是加緊地擦鋼板。

德國人的特點是健談話多，還有吃完了飯才開始大量地喝啤酒，經常有的客吃完了飯幾個鍾頭都不走，海聊。而中餐這一行有個規矩，隻要誰的客人還沒有離去，服務生不允許主動收錢，否則會被理解是在轟客人，這種表示不歡迎的作態會讓客人永不回頭，這是業內的忌諱，絕不允許。碰到非走不可時，可以把賬單賣給同事，由同事幫你買單，賬麵上有多少就算多少，買單時的小費就歸同事了，要麽就自己死活等著。

建子住在別的城市，從周一到周五都是晚上來夜裏歸，遇到星期六、星期天或節假日做全天，中午就去工人宿舍休息，象今天中午這樣客人不走，他便一直等著，權當在店裏休息。年輕的女人管店的鑰匙，隻要人沒走完她得留下來鎖門。其他的員工都走光了，連廚房都已一片黑寂，建子看著書等客。正常營業時間當著客人的麵，服務員是不允許看書看報或坐著，顯得對客人的不在乎，但在營業時間之外也就不講究了。自從建子讀高二開始懂得學習以來，記憶中就再也沒有白白浪費過時間，小時候誰都說他是最淘氣的孩子，什麽都玩，而且玩得廢寢忘食。他忘不了讀高一時，曾經有一次中午跟兩個同學去學校後麵公社的桑樹林裏抓蛐蛐兒，偷吃人家的桑椹兒，因沒有掌握好時間，結果下午的課遲到了，吃完桑椹兒滿嘴黑黑的也沒洗洗，被數學老師當著全班的麵罵了個狗彘不如，引來同學的轟堂大笑。但突然有一天建子變了，他一下子嚐到了讀書的甜頭，從此學習起來也變得廢寢忘食，似乎覺悟到了過去失去了太多寶貴的時間，冬天早晨剛到五點天沒亮就起身，在家早讀英語怕影響了家人和鄰居的睡覺，那時候鄰家之間就隔了一層板壁。他就上街去路燈底下讀。有一回大清早去醫院幫母親排隊掛號，他也帶著書去看，坐在旁邊等號的一個老太太瞄了瞄他手裏的外文書，說：“你這麽小的孩子就能看懂外國字，還這麽用功，將來一定有出息。” 不錯，後來建子確實考上了大學，還是重點大學。他就這樣，打那起，每一分鍾的時間都要利用起來，不舍得浪費，這種風格一直保持到了今天。現在他為了掙錢，打工已經失去了整塊的時間，他更是愛惜時間如愛惜生命了。

年輕的女人看建子在讀書悄悄走了過來，在建子對麵坐下，很羨慕地看著建子說：“會德語真好，這麽厚的德語書都能看懂。” 建子說是自己論文的參考書。“什麽叫參考書？” 她問。參考書就是寫論文時需要引經據典的書籍。“什麽是引經據典？什麽叫書籍？” 她什麽都沒聽說過，大千世界有著無窮盡的、她聞所未聞的學識，她自感象是白活了一輩子。

“你想喝啤酒嗎？” 她問。

“行嗎？” 他問。

“老板不在，我不說誰管得著？” 她說。

他們彼此間的好感日益增加，他們忘掉了往日的前嫌。她對他是一種崇拜的好感，他對她是一種可憐的好感、一種同情的好感。他的女兒還小，一歲多一點，她來上班時，孩子在家就由保姆看著，保姆是他們一同跑出來的難民，給一些錢讓她看孩子，到了下午餐廳休息時碰上她不能及時回家，保姆便帶著孩子來店裏。廁所衛生、店堂吸塵和廚房洗地是她的第二份工作。中國難民到了國外來的目的就是為了錢，讓他們在家閑著等於要了他們的命，他們在國內的高利貸會讓他們想得發瘋。

不久前，一次類似的情況讓建子記憶猶新，那是他剛來德國兩個禮拜時，第一次跟中國難民打交道的經曆，從而了解到這些難民負債出國急於掙錢寄回家還債的壓力。那是他來德國後一次在住宅區商場買東西，一個德國男子，五十來歲，見建子長著一張亞洲臉便主動過來跟建子攀談，他原來是德國艾伯特基金會駐中國辦事處的老總，對中國人包括對外國人都非常友好，他女兒夏娃在難民營做誌願者，後來愛上了一個南美的難民，結婚並生有一女一男，生活很幸福。在夏娃幫忙的難民營裏，住著四個中國難民，管理人員見他們日日抑鬱寡歡，以為他們吃不慣麵包不開心，就把主食換成了大米，並不見效，又設法安排他們去上德語課，好象他們又提不起興趣。問問他們，用英語指手畫腳地說說，不盡明白，他們整天更多的是沉默寡言，不知道是他們不會英語還是別有原因，弄得難民營的管理員不知所措，不知怎樣才能解決他們的問題。他們很想幫助這四個中國人，希望他們能快活起來，到了德國就該賓至如歸。百般努力終不見效。然而，管理員怎能知道他們的幫助終究是徒勞的，他們是永遠幫不了他們的忙，永遠滿足不了他們的心願，而他們也永遠不敢道出自己的真情。

這位中國人的友好使者把建子介紹給了自己的女兒，他們約定一塊兒去難民營看望中國同胞，由建子當翻譯。同胞見到建子時極為緊張，懷疑是使領館派來摸底的，一問三不知，守口如瓶。建子於是主動介紹了自己的身世，說自己在這裏留學，也在餐館打工，說了不少餐館的事例，這樣他們才慢慢消除疑慮，道出了真情。他們的不開心是因為還沒有找到工，當然是打黑工。難民是包吃、包住、包衣服、包零花錢的，就是不給工作許可。而難民營裏的一切該算作是上乘的待遇，而我們的同胞對這一切都興致索然，這些生活用品、國家發的福利品他們可有可無，每個月發的這麽幾個零花錢跟他們的既定目標大相徑庭，他們要掙大錢，掙大錢就得打工，就靠這幾十個馬克來滿足他們的欲望相去甚遠。建子從骨子裏是個地地道道的中國人，他有過生活的閱曆，他對國情實在是再了解不過了，若把實話原本地翻譯給了德國人，不就出賣了同胞，給整個中國抹黑，還會直接影響他們日後的難民開庭審理。象建子這樣文革過來的一代人，很有政治嗅覺，把政治看得很重，他也太理解同胞了，中國人中你我他，大家一切的一切不都是為了一個錢字？不就是因為德國的馬克大、值錢、不就是因為德國的錢好掙？他來德國的身份名義上是個訪問學者，但心底裏他也明白，馬克的誘惑力不亞於鍍金。

這四位國人都是江蘇、上海的，他們雖然也算是被偷渡到了西方，但他們采取的方法和走的路線與其他福建青田難民不一樣，也根本花不了二十來萬人民幣。象他們這些人，一般都有大學學曆，有的還是上海、蘇州的大學老師，“六四”發生後他們都以六四學運的名義到了西方。他們先在國內通過中介在捷克注冊一家皮包公司，或許連皮包都沒有，然後以這個公司的名義獲得捷克的入境鑒證，算是某種商務投資。在捷克落腳後一年之內通過蛇頭從捷克偷渡到慕尼黑，人一到慕尼黑馬上把會暴露自己身份的所有證件全部銷毀，然後去移民局申報難民，聲稱自己是學運領袖，通過地下民運組織到了西方，為了這個地下組織的安全，民運人士把那些為了幫助他們出境的所有證件都已隨身帶回。他們僅僅從捷克偷渡到慕尼黑的費用就要便宜得多，三、四千美元就夠了，按當時國內的美元黑市價也就差不多三萬人民幣，而這一批人因在開庭審理難民案時，把支持學運甚至領導學運的故事，編得惟妙惟肖，因而大多數人都得到了批準，留了下來。為了保證出庭的成功，他們事先反複自導自演，相互提問，讓自己的回答無懈可擊。這四人就是他們那一族群中成千上萬例的個別。

在建子取得了他們的信任後，他們對建子毫無掩飾地實話實說：“難民營裏他們根本不明白我們來德國的目的，以為我們真是受了迫害。而我們的真實情況又無法讓他們知道，這兒的福利是不錯，吃住零花補貼什麽都該讓人滿意，但我們在家又不是餓肚子，因為沒的吃才來的西德，我們來的目的是打工掙錢，不掙錢我們在家欠的債拿什麽去還，越拖債就越重，高利貸是會吃人的！” 這種情況建子心知肚明，他唯有感慨自己國家的落後，如果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跟西德相差無幾的話，自己又何苦要受打工這份罪呢？這份錢如果在國內也能掙到，來了一心一意地讀書不就是了？！遺憾的是情況不是這樣，對同胞的無奈，他除了安慰也愛莫能助。結果建子非但沒有勸他們要遵紀守法，不要去打黑工，反而記下他們的電話，許下承諾，一旦有打工的機會馬上聯係他們。事後他想，自己其實也跟打黑工差不多，雖然有合法的學生居留，但老板也沒有給他正式繳納社會保險金，是五十步笑百步罷了，是一個“合法的黑工” ，因為從法律上說，學生隻允許假期打工。自然，當年在德國的留學生哪兒會有這麽全麵的法律知識。

建子在工作中充分發揮自己的德語特長，他隻要有機會有時間在客人用餐後都會主動跟客人聊天。德國人是個崇尚文化的民族，就是下餐館這頓飯他們也要吃出文化，而不是為了僅僅填飽肚子，如果你的德語口語過關，他們茶餘飯後非常樂意跟你聊聊中國的烹飪文化、曆史淵源，一則他們本來就好奇，想多知道一些中國的文化曆史，再者也顯得自己有教養。建子通過這樣的交談很快贏得了一批顧客，他們一進餐廳，先尋找建子，並打聽建子今天的服務區在哪裏。老板為了讓所有的員工有平均的客源，大家於是輪台做，以保證上座率高的餐區人人機遇均等。雖然建子不象其他的員工，他不抽成，拿的是固定工資，但如果客流量大的話，一天下來的小費卻是一筆可觀的收入。西德經濟發達，人的素質也高，對服務員非常尊重，而這種尊重他們通過小費體現出來，所以小費給得比較高，有的豪客小費能給到消費額的百分之二十。

經過在酒樓的工作，建子結交了不少有意思的客人，而他們聽說有個中國人研究他們的日耳曼文學也覺得頗為稀罕。有位40來歲的女藝術家，形態倩秀、氣質高貴，專做流行款式的服裝設計，非常崇尚中國的文字文化，常來飯店用餐是位熟客。一次她聲稱剛從中國回來，買了一件帶有中國文字的漢服春秋裝。說購買時，售貨員介紹說衣服名為四季繡，書有中文春、夏、秋、冬。女士回德打開衣服盒子，數來數去衣服上隻找到三個字，百思不解，於是身著新裝來找建子，問他，四季應該有四個字，為什麽隻有三個，這三個是什麽字? 建子一看脫口而出: 夏---秋---冬。她馬上追問: 那 "春" 呢，為什麽沒有 "春"?!  建子頓時一惑、一愣，但瞬即補充說: "春" 字在您心裏啊!  那客人開心得樂不可支；

還有一個開出租車的老太太，都快七十的人了，給別人打工這麽大的年紀沒人要，就幹脆自立門戶，成立了一家一人公司，做了個體戶。這位老人每個禮拜來店裏兩、三回，而且星期六是肯定要來的，並且那頓飯一定是吃一半留一半打包帶走。通過聊天建子了解到老太家裏還有一個三十八歲的老姑娘，上著班，每逢禮拜六，一回家就直奔冰箱，先把老母打包回家的飯盒幹掉。有一回，老太一反常態沒有留下可打包的，原來是因為她今天出早車送人去機場六點就出了門，往回返的時候排隊等客的時間又是超長，自己今天實在是餓透了，照她的話說是餓成了前肚貼後背，津津有味地光了盤。到了下一次她再來吃飯時，對著建子樂嗬嗬地說有故事要講：“您知道嗎，上個禮拜六我們家發生了什麽情況？ 我女兒一回家照例先衝向冰箱，打開門沒有找到打包的飯盒，長長的一聲：咦 . . . .  象是今天一反常態、乾坤倒轉了。” 被慣壞的老姑娘覺得這口飯成了天經地義。老太說其實今天又出了早車，肚子餓得跟上回一樣，但為了不讓女兒再次失望，今天無論如何要省下一口帶回家。建子想：“可憐天下父母心”，不光隻是中國有啊。

老太太是個土生土長的老巴伐利亞，說一口地道的巴伐利亞方言，不會說標準的德語，一開始建子還不能全部聽懂。建子問她為什麽不說標準的書麵德語。老太太的回答是：“太高雅了，不好意思說，說不習慣，也說不來。” 聽她說她家已是數不清的祖祖輩輩一直生活在這山青水秀的阿爾卑斯山裏。她對柏林一帶的普魯士人成見極深，一談到有什麽不良社會現象時她馬上會說：“都是普魯士人幹的，都是普魯士人帶過來的壞風氣，十九世紀俾斯麥強軍，把人弄得都跟土匪一樣。” 有一回建子問她這麽大的年紀，又是一位女士，在開車拉客中是否碰到過什麽不盡人意的事。她說有，譬如到了啤酒節，有人喝醉了酒，下車時說身上沒錢。那您怎麽辦呢？叫警察？建子問。叫警察沒用，隻會浪費時間。那怎麽辦呢？那就讓他把手表留下。他不願意呢？不願意就搶！ 建子心想這碗飯也夠不好吃的，這個快七十的老太太真不容易，幹這一行還真危險不小。德國媒體時常有報導出租車司機遭搶被害的。建子學日耳曼文學專業，天天發生的社會現象不正是文學的內容？風土人情、倫理道德、人的價值觀不正是文學素材的泉源？諾大的世界不正是自己的大課堂、社會大學？ 每次交談都加深了建子對德國社會及人文曆史的了解和理解，為他對德國作家及文學作品的含義更深刻地發掘受益匪淺，同時也非常有助於他的文學翻譯。

門外大雨滂沱，下個不停，保姆搞完廁所和廚房的衛生，見準經理等著客人沒有回家的意思就先走了，小女孩就留在了媽媽身邊。建子是一個非常喜歡孩子的人，尤其喜歡小女孩兒，看著這小姑娘，建子不由想起了自己的女兒，她比這小姑娘差不多要大出一歲多，現在在外交部幼兒園全托，每到周末才能接回家。孩子這麽小就全托確實是很受罪的，但沒辦法，自己出國，妻子又要上班，每天的接送是絕對無法承受的，尤其是早上上班根本來不及。建子離開孩子也快半年了，這些天來她該又長大了不少，眼前的小姑娘成了建子想象中女兒的替身，他不由自主地抱起孩子在臉上親了親，正好被準經理撞見。準經理走過來站在建子跟前，看看他又看看孩子，想說什麽又止住了。“我女兒比她大，三歲多了，在國內上全托幼兒園。” 準經理看了看建子，陷入了沉思。

客人終於走了，超過下班時間已有半個多小時了，按理建子也該趕緊回宿舍抓緊時間休息了，但瓢潑大雨沒完沒了。準經理不可能一隻手抱著孩子一隻手打著傘回去，就問建子能否送她們母女一趟，住家離店不算太遠。建子沒有拒絕的理由，想想也是為了自己的客人她一直等到現在，不然早就跟保姆走了。

在一個四層的公寓樓前他們站住腳，二樓的一套二居室是她們的宿舍，小的一間住著保姆和酒吧，較大的這一間是她和孩子睡。準經理把建子帶進房間，建子把孩子放在床上轉身正要走時，準經理拉住建子說：沒多少時間了，就別走了，馬上要上班了，你現在去男生宿舍，你又沒有鑰匙，別人都睡著了，有誰會給你開門？孩子睡床上，你就躺沙發吧。我去阿姨她們房間睡。建子無奈，想想說得也有道理，就留了下來。

春城的火車站離開建子的店要步行十五分鍾，跑步前進也起碼要十分鍾，夜裏回家對建子而言是一大難題。他必須11點43分趕上4號線駛往城裏方向的火車，在慕尼黑邊緣的中轉站換乘六號線 12點24分的末班車。他的住處離開慕尼黑差不多44分鍾的火車行駛時間。如果趕不上末班車，那下一班車就要等到第二天淩晨5點鍾了。到了站下車還得走十五分鍾的山路，回到家一般都過了半夜一點半了。第二天，其實就是當天早晨，7點20起床，坐火車趕到城裏去大學上課，下午5點趕去打工。火車上的時間是建子用來閱讀、複習、論文構思的好時光。                                                                                     

建子出國前的行政職稱已提到副處，又正趕上了國內恢複職稱評定，他因為是畢業研究生，技術職稱被評上了第一批正翻譯級，享受作家協會唯一的一個正翻譯職稱，工資漲到93元5毛，加上5元錢獨生子女費，每月98元5毛， 還不到100元。那時北京屬於二類地區，大學畢業月薪56元，上海是一類地區58元，杭州屬三類地區54元。建子在北京，研究生畢業，工資比大學畢業上調6元，每月62元，已算是高薪階層。那時廠裏的工人一般都是二級工，月工資39元5毛，而且一輩子就這樣沒得變了。八十年代後期，西德馬克兌換人民幣是一馬克兌三塊多，建子到了德國，後來一年打工的收入換成人民幣按他出國時的工資，他得幹一百年。到了九十年代初，西德馬克兌人民幣漲到了1比6點多，這意味著他在國內得將幹200年，如此天壤之別，而他的月薪拿到德國換成馬克，剛夠一個人勉強吃一頓普普通通的飯。

他生活得很累，很緊張，但很充實、很快活，因為他掙到了錢，掙到了他這一輩子從來沒有掙到過的這麽多的錢，他為自己擁有的財富而鼓舞。

有一回下班趕火車隻剩下13分鍾了，為趕火車，他顧不上吃飯，連打個包的時間都沒有了，奪門而出，背著沉甸甸裝滿參考書的背包一路朝火車站奔去，他在跟時間賽跑，跟火車賽跑，如果走正常的馬路，他一定是來不及了，他就繞近道穿過鐵軌，踩著沒膝蓋的積雪，使出渾身的解數，竭盡全力地在雪地裏“奔騰”，遠遠地，他已看到火車在車站的另一端對著自己的方向駛來，進站前的汽笛已經開始鳴響。他跑啊，奔啊，往前躍啊，終於在火車進站停穩之前躍上了站台，在最後的五秒鍾跌撞地衝進火車。一下子他渾身鬆懈了下來，攤在車椅上，足足五分鍾緩不過來。

第二天聽了建子的描述，準經理深表同情，覺得這樣也實在太苦太累了，她勸建子如果太晚了就睡工人宿舍。建子表示偶爾一兩次可以，但經常不行，因為他的參考書都在家裏，特別是第二天有課非回去不可。然而有一次晚上，碰巧趕上建子和準經理都有一台夜客，當客人走時早過了末班車的時間，建子想今天隻好如此了，幹脆不走在這裏過夜了。

店裏的其他工人都下了班，就剩了下建子和準經理。都過了半夜12點了，建子考慮到半夜單身女人的安全，想等到關了店門一起離開。臨走時準經理拉住建子的手說：“你怕我出事兒等到我下班，你就不怕我這麽晚一個人回家路上不安全？ 你就好事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吧，還不幹脆送我回家？”

那天夜裏，建子把她送到了家 . . . . . .

那天夜裏，建子把她送到了西 . . . . . .

久曠了。

2021年4月20日  修稿慕尼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