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在北外的時光（ 一 ） 金 弢： 北外德語七七級 —
忘不了在北外的時光（ 一 ） 金 弢： 北外德語七七級 —— 一張畢業照帶來的回憶 （修定稿） 1977年的高考，是一次特殊的高考，是我共和國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大學招生。七七年——是“四人幫”垮台、文革結束的第二年，經過中央45天教委馬拉鬆會議，終
三十年的反思（旅德隨感）
———總理跪下去，百姓抬起頭
德、日對曆史反思差異
來德後一個德國曆史問題始終讓我糾結: 即德國——日本兩國為何對曆史的反省會相去迥異、截然不同? 自我加入了慕尼黑一家文人學者社團，幾經探討，很多節點讓人茅塞頓開，恍然大悟！
起因是德國諾獎得主、《鐵皮鼓》作者格拉斯。一九八五年隨王蒙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西柏林，我與作者第二次一聚一散，下一回過往的契機時空跨越了二十七年，直到二O一二年四月，因他發表了批評以色列及德國政府的詩作 《非說不可的話》，才又有機會聯係了他。
七日晚，賣報人送來了第二天的慕尼黑晚報。忙完生意時近子夜，我打開報紙發現了這首詩，讀後頗為作者的善意感動。此前與作者因兩次晤麵，更不敢忘記他期待我德語長足進步的鼓勵而頓感責無旁貸，必將此詩迻譯發表，否則將愧對作者。我頓間想起 《華商報》，雖是三更，但諳悉總編此刻必定仍在精神頭上。果不其然，電話一接通，他立馬表示，譯文可以近期發表，但我須天亮之前完畢定稿將譯文傳真他手裏，因編輯部明日一早要下廠印報紙。
按常情忙了一天此刻是該喝口啤酒休息了，但無形的召喚敦促我今夜放棄日常作息，使命感迫使我一氣嗬成完畢這一任務，在約定時間將稿發出。
我作為中國人，沒有民族的偏見，沒有德國人那種曆史包袱，無忌暢所欲言，直白褒獎作者的正義。跟我看法相似並對作者心懷欣賞的讀者，無奈以一種沉默的姿態，不動聲色地向我表示讚許。因我直言，無意中得罪了不少過往甚密的老客。中華民族緣因沒有直接遭受德國法西斯的蹂躪，我們的感同身受與歐洲鄰國民族，特別是猶太民族相去為遠。反之談及日本侵華史，他們同樣感受不到我們的徹骨之痛。我在慕尼黑的律師朋友，見我對格拉斯深表同情、認同他的觀點，得知我們兩次相遇，並且打算給作者寫信，便主動提出願為代筆。
德意誌民族作為曆史的罪人，因這首詩的發表在全民範圍引發大討論，同情者大多除了觀望、與作者保持距離外，噤若寒蟬，凡對他同情的讀者都避而言之，發聲的要不是抨擊就別無選擇。詩作一經問世，嗬斥抗議之聲響徹雲霄，無以數記的媒體人對作者爭先恐後地競相怒懟。在給我的回信中作者表示：“對我的發表，多家刊物以惡劣的方式作出回應，他們對我詩作的內容置若罔聞，將我本身當作他們的攻擊目標。我雖事先有所心理準備，然他們的所作所為、對我的侮辱，其程度之強烈，完全出乎我的預料；他們蓄意損人的詆毀，遠遠超出了我的想象。”
自七十年代末開始學德語起，我一直認為，用德國外圍的眼光觀察，德意誌是一個整體、一個民族； 有一種觀點：“曆史的責任不能推到希特勒一人身上，整個民族都有責任”，我讚同這種說法。加入這個名謂 Unitas 的社團後，我向德國友人提問：“對那段曆史，對當時的納粹政府你們作何感想？對那些發生的事，是否感到自己也負有責任。” 回答是：“我們從不認同納粹政權，它跟我們不能同日而語，我們的父輩那一代非但沒有責任，而且自己本人也身受其害，也遭追殺。就說這個社團，一百多年來一直運作正常，按部就班，唯獨那十幾年，社團被禁，全部房產、物產被沒收，社員遭受稽查，嚴重者被關進集中營，甚至遭殺害。”
德、日兩個曆史背景接近的民族，自我反省的程度何以如此迥然二致？在社團活動上，我的提問得到討論，我發現，他們雖是納粹德國的同根同族，但對那個政權深惡痛絕。他們言稱，自己非但沒有第三帝國的原罪感，因為他們的父輩也曾是受害者。而且表示，納粹迫害的不都是猶太人，同樣迫害持不同政見的純血統德國人，隻要不符合法西斯思想理念，德國日耳曼血統的同胞或德國人的團體，照樣不誤地無一例外會遭到迫害、取締，他們這個曆史傳統悠久的知識團體在三十年代被嚴厲取締就是一例。他們從小受父輩的教育是：德國人跟德國人不盡相同，他們跟納粹德國勢不兩立。“我們雖是同一民族，但政見判若雲泥。隻要持不同政見，均難以幸免。反法西斯組織白玫瑰紹爾兄妹和謀殺希特勒的德國軍官馮·施陶芬柏格隻是成百上千人物事例中的一二，他們代表著日耳曼民族的正直與良知”
我一老鄉來德留學，後嫁德國小夥，一次來訪我們談及這一話題。那青年稱：“我們從來受到父輩的教育是跟納粹不共戴天，希特勒也是很多德國人的敵人，隻是因時代背景的高壓政治，眾多國民為了生存敢怒不敢言，但他們跟納粹政權始終保持距離、有界限之分”; 他們的父輩告誡：“雖同是德國人，但我們絕非納粹德國人。” 一位年長會員表示： 50年代初他去美國，每每遭人問話：“你來自德國，你也是納粹嗎？” 他說：“好像我們是個德國人就是納粹！” 我問年輕的小字輩：“一旦遇到此類提問，你們將會何以回答？” 他們稱：“我們首先會認為他們不甚了解當時的德國內部情況，我們會盡力解釋； 萬一解釋不通，這曆史的包袱隻能承擔下來，誰讓我們是德國人！然而我們的民族共識是，對那場人類劫難承認得越徹底，我們的包袱就越輕。新納粹主義隻會讓我們再次承擔起曆史的重負。”
來德三十年餘，這一曆史話題我從來未曾放下，日耳曼民族完全不同於日本民族對自己那段不光彩的曆史能做到如此徹底的反省、懺悔、清算，這值得探討。德國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墓前的下跪，成了德意誌民族向全世界認罪的象征。然而日本卻從來做不到這一點，至今為止幾乎聽不到一丁點悔罪的聲音。靖國神社不但沒遭禁止，反而頻頻受到諸多日本政客的朝拜。
縱觀曆史，將德、日兩國作比對分析時發現，二戰時的德國國情與日本不盡相同。後者可謂是舉國上下、萬眾一心，一致對外，日本幾乎沒有出現過對本國公民的迫害與屠殺。這或許正是德國區別於日本最關鍵的一點：日本雖然對中國、東南亞包括太平洋地區的國家進行慘絕人寰地侵略、殺戮，實行三光政策，然而日本軍國主義對本國民族的迫害幾乎聞所未聞。日本人沒有象德國那樣的內部撕裂，即使難免兄弟鬩牆，但也能基本上做到同心同德、槍杆子朝外，這也是為什麽這個民族雖然幾十年來曆屆政府的改朝換代，但對過去一直三緘其口，死不道歉，拒不承認曆史的罪惡，反之還企圖並實施對曆史的歪曲、篡改，謊編曆史教科書。加之，德意誌民族由來已久是一個移民背景複雜的國家。據眼下統計，國民中已近 35% 的人口有移民背景，這種現象在日本沒有，日本是世界上最具民族純性的國家之一。所以日本國內不但有市場不承認自己對他國的侵略，更是妄圖把這場戰爭看作和平與經濟繁榮的輸出，並自視為原子彈受害者、是戰爭的蒙難者，年年不缺懷痛追難的紀念活動。
這其中還包含了另一因素，是與歐亞民族的文化背景、血統差異和敢於擔當的理性有關。此話題的探討可以展開。就是同一民族，年代不同，所受教育不同，意識形態也會出現差異。我已關注到，國內眼下30上下的同胞，在承認錯誤，自我批評，敢於道歉的勇氣要遠大於我們五、六十歲的一代人。且德意誌民族這種敢於人性的自我剖析跟歐洲的啟蒙運動也不無相關； 然而在日本民族的心目中，當年的對外侵略，對全國整體而言，是一場民族戰爭，贏則俱榮，敗則俱毀。幾乎所有的國民都達成共識，自己是戰爭的一份子，擔有一份義務，一旦國家認罪，則意為著每個人認罪。而德國是撕裂的。
加之二戰後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東、西德的出現。於西德而言，東德一直是一麵鏡子，因為外事，80年代我是兩邊同時跑，深有感觸，分裂的東、西德國都不遺餘力地標榜自己如何對納粹的清算，都把曆史的罪過推去柏林牆的另一邊。說來也巧，兩個集中營，一邊一個。當時的東德，雖然經濟發展跟西德絕非所能望其項背，但在意識形態的理念上，沒有經濟開道的前提。然而勃蘭特華沙一跪，卸掉了聯邦德國的曆史包袱，從而也定下了東、西德統一後全盤懺悔的國策。
還有一個別的因素，當年在亞洲強於日本的國家根本沒有，受害國雖比比皆是，但在政治、經濟上成不了氣候；然地處歐洲中心的西德，四周強國林立，若想擺脫曆史，脫穎而出，惟獨了結過去，從零開始。這種壓力對日本微乎其微，跟德國無法相提並論。
日本現行對下一代的教育、這種民粹主義思想和氛圍在德國不但絕對不可能有市場，簡直無法想象。德國民族與納粹曆史的決裂已被寫進法律。任何一個德國政要想留守政壇，務必與曆史劃清界限，無條件地同情、支持、幫助猶太人是不可爭辯的原則立場，這正是格拉斯指責的焦點所在。此外歐洲敏感的緊鄰地緣關係也迫使德國走這一步是勢在必行，英、法兩個戰勝國無時不刻死死盯著，動輒追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舊賬新提”，容不得丁點的風吹草動； 執政黨對曆史的態度，又正是在野黨攻擊的法寶，毫無怠懈可言。這種因地緣直接造成的精神壓力，日本人是難以感受的。這兩個民族雖曆史罪孽等同，但國情相悖，也導致了一國徹底反省，甚至唯恐不及； 另一國則麻木不仁、至今無動於衷。
2021年 農曆初一慕尼黑
那天我替幾個漢莎空姐（空媽和空奶）說了幾句話。 我說你們德國人變相結束了英法美等西方帝國的殖民主意。 你們一頓亂打，兩敗俱傷，給了世界其它地方的人，重新站起來的可能。。。
現在的曆史把西方洗的太白，德國除了炸了炸倫敦，也沒有太傷害西歐。反猶也不止是希特勒，當時歐洲都是一個德性，那些和納粹劃清界限的德國人其實和其它歐洲人一樣，不想承認自己也是反猶納粹罷了。老一點的中國親西方知識分子認知能力受當時的教育局限，被biased的可以！
----- 這是去過日本的人反饋的（本人沒有去過，對日本這個國家也因為曆史原因沒有好感）。我們教科書中描寫的，讓人感覺靖國神社隻是紀念二戰的日本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