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在北外的時光（ 一 ） 金 弢： 北外德語七七級 —
忘不了在北外的時光（ 一 ） 金 弢： 北外德語七七級 —— 一張畢業照帶來的回憶 （修定稿） 1977年的高考，是一次特殊的高考，是我共和國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大學招生。七七年——是“四人幫”垮台、文革結束的第二年，經過中央45天教委馬拉鬆會議，終
我陰差陽錯進作協
是那年，西德作家團訪華———人生不免一個“緣”
我們文革十年，閉關鎖國十年，結束文革又過了近十年，直到1985年，隨著 "改革開放" 全方位地興起，中國才徐徐打開國門，迎來了文革後的第一個來自西方國家的作家團———西德作家代表團。其實那是來自西柏林的作家團。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柏林的政治定位一直沒有明確。到了八十年代，中國跟西德的文化、文學交流全麵鋪開，聯邦德國意在通過兩國間文化的接洽，博取中國對西柏林政治地位歸屬的認同，如果中方接受此次作家團來訪，中國也就官方承認了西柏林在文化、政治上是聯邦德國的一部分。
那次 “西柏林地平線藝術節”，西德投資極大，中方十六人空前絕後的大團，德方不僅落地全額招待，還負責全團往返的全程國際旅費，下榻五星級飯店，並給每位作家優厚的報刊、音象版權費。而於我個人的命運而言，坦白地說，若不是那次西柏林作家團的訪華，我跟中國作家協會或將終身無緣，往下的人生則麵目全非。
人的一生是由無數個巧合組成。冥冥中這些巧合又像是命中注定，均有事先安排。有人把這種命中注定說成“緣”。近日筆者在翻譯作家東西的長篇小說《後悔錄》時，文中需要德語 “緣” 字的迻譯，於是作了考證。《新漢德詞典》的詮釋：“緣”即事先定好的關係或鏈接、是讓人走到一處的命運使然； 德解詞典：“緣”，也被解釋為“命”，是無以施加影響的安排、是人生所定； 用宗教概念解釋是超越自然、超越命運、超越力所能及的作用，是一種神秘莫測的力量、是上帝對萬物先前所作的安排。照這麽說來，我進中國作家協會就是一個“緣”字，是一種緣分。
事情還得從前因說起，先得交代一下我進文化部的緣分：大三時母校北外來了一位德國海德堡大學的教授，其教學理念不同以往德國專家，當然與國內的傳統教學更是相去甚遠。該教授特別注重學生的實際能力，超常在意學生的語言實踐，除了課堂裏倡導學生通過自學、考證寫出專題報告外，提倡我們接觸社會，參與到實際生活中去，其中一例即是離開課堂，去社會作實地采訪。於是，我與其他三位同學權宜之計地聯係了就近的文化部外文局德文版《中國建設》編輯部，用德文采訪，以完成教授的作業。
沒想到這次采訪並非毫無後果。因采訪引起了編輯部對我的注意，其一年後在我本科畢業之際，通過教委來我係要人。不巧我考上了讀研，不參加分配。然而雜誌社“窮追不舍”，等了三年，在我讀研結束時再次來校要人。看來他們此番孜孜以求必是從長算計，哪個編輯部怎麽也要培養一兩個主筆。再者，我們七七級本科生考研，人數在全國又是屈指可數。按當年的國情，單位器重研究生亦是情理之中。
然而，我是一種不安分的性格，不是能整天寓於辦公室的類型。我有預感，一旦進了此單位或許就決定了我的一生。我雖不討厭動筆，就性格則更願意開口，加之北外的校風又是聽說領先，自小時候在外校就有了說外語的興趣和習慣。荒廢了口語，我自然不會甘心。
我心儀的職業是畢業後從事外事工作，國內國外各地走走，見見世麵，看看外麵的世界。據說我若不讀研，或將被分去了外交部。但是我現在被分去了文化部外文局已是鐵板釘釘，木已成舟，是無法改變的事實。我想到了在本局內部作調整。可以說，整個外文局，口語再好也是無用武之地。各種雜誌社，包括出版社均是憑筆頭。
為了避免被套牢在 《中國建設》，我必須去一家局內本不需要增添員工的單位，以方便我日後跳槽。經了解，我知悉了德文《北京周報》已是人滿為患，根本無須添加員工，我要去的正是這種單位，有我沒我無足輕重。通過關係，我進了《北京周報》。
因為社內編製齊全，我進《周報》並沒有得到重用，這正中我下懷。除了因為是研究生畢業，分配辦公桌時給了我一張一頭沉，而整個辦公室其他所有的老員工都隻有三屜桌，此外別無特殊待遇。我讀研時學的是文學專業，到了報社需要翻譯的均是政治文章及外交新聞稿。俗話說隔行如隔山，我的德國文學是學非所用，我在《周報》的翻譯工作又是用非所學，整套新聞、政治術語我得從頭學起。
正當我兩個月來一直無法安心工作之際，“機緣”來了，我沒說“機會”，因為這種天賜“良緣”是百年不遇。初春的三月，室外陽光明媚，全辦公室除了我別無一人。因為辦公電話不在我桌上，今天上午若人馬齊全，這個電話我也就接不著了。然而不，巧中之巧是辦公室就我一人，接這電話我是責無旁貸。
這是一個打錯了的電話，本來找的是圖書社，不知怎的，是串了線還是撥錯了號，結果陰差陽錯地到了我們這裏。我一聽所要的單位，自然告訴對方是電話錯了。然而對方並沒馬上掛了，繼而問了一句我會不會說德語。那還用說？當然咯，我是北外德語畢業；對方又問我懂不懂德國文學？我答：我讀研的專業就是日耳曼文學；又問畢業多久了？我說才兩個月。對方說，他是中國作家協會的，下個月要接待一個西德作家代表團，作協沒有德語翻譯，正在向文化部借。對方問了我的姓名、年齡，並提醒我有個思想準備，沒準會借我本人去當中德作家會談的翻譯。
那時作協因文革後剛恢複工作，不但人員配備欠缺，機關還在文化部大院的抗震棚裏。一開始我對這個差使不抱希望，認為對方電話所談隻是信口一說。但我心裏認定，這次如若選中了我，那是作協的有幸。我這麽說並不是我自負，而是我作過分析。因為當年北京七七級本科畢業能招收德語研究生的除了北外就是社科院和北大，而北外的口語又是首屈一指，自己又是文學專業，且酷愛中國文學，加上剛從學校出來，說了七年的德語，印象中這七年裏，有過沒說中文的日子，但沒有沒說德語的。
果不其然，中國作協真的找到了我頭上。
作協決定了用我，文學會談配了兩名翻譯，我屬待備，主譯是本局的老大學生。會談安排在什刹海 《文藝之家》，王蒙為中方團長。開始我不翻譯，由主翻一人包攬。文革十年，老大學生十年未曾開口，口語必定荒疏，尤其是德語，很難上口，它不像英語有了詞匯就能串成句子，德語語法極為複雜。
說德語要考慮變位、變格、陰陽中性、單複數及時態等，這些都有隨即的變化，如果平時不嫻熟，說時根本沒有時間去考慮這些要素，就是心裏明白，詞兒到了嘴邊也是出不來。往往一句話十個單詞，你要考慮的因素就有十個，每個單詞都會根據當時的句子隨時起變化。陰陽中性、四個格交叉相乘就有了十二種變化的可能，加上單複數的出現，這種變化增加到二十四種；不像英語，複數一般加 S 就行了，而德語名詞的複數，每個單詞都有各自的不同，就像 “門” 跟 “窗” 的複數變化不一樣，狗跟貓也不一樣，天上和地下便是天壤之別。可以說每個名詞的複數都必須逐個熟記於心，這還不夠。
本來門跟窗的複數形式各有各的不同，這時，光是門的複數形式在四種不同的格中都會不一樣；德國人能說德語，是因為他們說熟了任何一個單詞在句子中的任何一種形式，盡管這樣，就是德國人說話還時常犯錯誤。很多德國人，就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德語一旦落成文字，語法錯誤數見不鮮。
德國人對聽懂德語到能表達，有個形象的說法：就是從耳朵到腦子隻有十厘米，但從腦子到嘴巴卻是十千米，此話足以證明說德語的難度。加之要擔任文學翻譯，若未曾學過日耳曼文學專業，一旦中方作家引用卡夫卡的《變形記》，他都不知道德語原文該怎麽說！
所以，對一個十年未曾開口的中德翻譯，此種口譯會是一種折磨。
會議廳裏，頂頭擺著一張三人大沙發，王蒙坐中間，他左邊是一位德國女作家，右手邊是首席翻譯。對著主席台右側，頭裏坐著韋君宜，後麵是我，往下是鮑昌、張潔、張抗抗等，外聯部主任也在場，身邊是北大德語老師。文革結束沒幾年，大學裏基本上沒有教授，充其量是講師。會談休息期間，主譯短時離開，王蒙看著我，拍拍右邊的空位子，讓我坐到他身邊去。我明白他的意思，他覺得我口語熟練，又學過日耳曼文學，讓我往下擔任主譯。但是，我畢竟剛出校門，涉世不深，又怕得罪同行，終究沒坐過去。
然而主譯已定為緊接出訪西柏林地平線藝術節的作家團翻譯，文化部大印都蓋掉了幾個，護照也辦了，製裝費也發了。王蒙有想法，外聯部有打算。就在德國團剛離京去了外地，作協馬上向國務院申請給文化部下調令，通知很快到了《北京周報》。此事隻爭朝夕，一是出訪在即，二是簽證辦理已迫在眉睫，又則此為一空前絕後的大團，組團過程外聯部亟需幫手。
《周報》老領導和藹地問我，上麵有意調我去作協，征求我的意見。我答：求之不得。主任說，才來兩個月就走了，不過，來時部裏也不缺人手。我笑笑。
進了外聯部剛安頓好辦工位置，主任就來了，說：已決定這次你隨團出訪，去財務處領服裝費，抓緊時間製裝。我問：不是說好是那位翻譯同行嗎？主任說：現在我們有了自己的幹部，情況變了。你的德語我問過北大的倪老師了。希望你好好幹！我答應：會的！
在作協外聯部，講虛齡我頭尾四年。首次出訪西柏林，順訪聯邦德國，因慕尼黑漢澤爾出版社出了我們眾多作家的翻譯作品，那一站文學活動尤其頻繁，我也有了較多的亮相機會。是年秋，德國巴伐利亞州文化部給我發來了為期半年的訪問學者邀請，其實在慕尼黑時，部主任已口頭發出了邀請。但我非常熱愛自己的工作，當時幹得不亦樂乎！
現在看來，沒有馬上應邀是對的，否則我就沒有了往下幾年跟眾多知名作家的美好回憶。
足足三年半後，我感到自己的所學在枯竭，想出國深造一程。正好那年十月，作協有一大團去漢堡參加中國國慶——漢堡中德文化周，我想因公帶私將兩次活動連接起來，遂致函巴州文化部詢問當年的邀請是否仍然有效。回複是：“我們對您的邀請終身有效”。因考慮到訪問學者結束後會去慕尼黑大學聽課，需要簽證延長，出行前，我便去北京公安局辦了私人護照。我是帶著三本有效護照、兩個有效簽證出的國。
在外聯部工作期間，部領導對我們年輕幹部關愛備至、非常包涵。我翻譯的小說《香水》就是一邊上班一邊完成的，這我在《香水緣》一文中已有描述，我的學者訪問及留學德國，領導也熱情支持。因我走後在外滯留多久是個未知數，我的工作後繼需要有人是理所應當，是時負責日常工作的部領導找過我談話，覺得我反正出國機會多，這次出訪就不參加了，讓新同事曆練一次，我沒有反對。
然而一天上午，德國駐上海總領館文化處官員來作協談這次出訪事宜，當著兩位部領導的麵提出，為了確保這次文化活動的圓滿成功，漢堡文化局希望，此團翻譯仍然由我承擔。自一九八五年起，多次出訪漢堡，他們對我已是知根知底，不想換人了。德意誌就是這麽一個保守的民族。我正好在場，那回又是德方出資，兩位領導於是沒說什麽。
決定了我隨團出訪，我即聯係慕尼黑，取消赴德機票。對方文化部說：不要我們負擔您來德機票，每月的獎學金可加上幾百。這又是德國人的合理。既然答應了出國際旅費，這筆款他們就不收回了。
緊接著我要通知漢堡，我的返程機票不用了，隻需一張境內由漢堡飛慕尼黑的聯程。完成了漢堡活動，全團參加法蘭克福書展。事畢，我將團內財務賬目理清，例好清單，讓團長過目、簽字，連同賬目，將剩餘的公款現金委托張潔帶回國。送走了代表團後，我把團長、老作家鄧友梅單獨辦好了去美國的登機手續，然後一人飛抵慕尼黑，開始了一段新的人生。
2020 年 12 月 1 日 易稿慕尼黑
作者簡曆
金弢,字有根，1974 年杭州外國語學校高中畢業，插隊落戶浙江桐廬儒橋村， 1977 級考入北外德語係，81 級北外德語讀研，1985 年 1 月進文化部,1985 年 3 月借調中國作家協會，後任職作協外聯部，曾多次組團王蒙、張潔、 莫言、路遙、鄧友梅、劉紹棠 、從維熙、張抗抗、公劉、鄒荻帆、王安憶、北島、 舒婷等等作家出訪德國及歐洲諸國，八十年代末期獲德國外交部、 德國巴伐利亞州文化部及歐洲翻譯中心訪問學者獎學金，赴德國慕尼黑大學讀博。現居慕尼黑；主要文字及譯作有: 長篇小說《狂人辯詞》、《香水》、《地獄婚姻》、2013年編輯翻譯出版德文版中國當代中短篇小說集《空的窗》，由德國Spielberg 出版社出版，正規商品書，並於德國、奧地利 、瑞士三國同時發行。全書篇幅達三十五萬字，共 504 頁（寬版），被收入的十二位作家及作品為：陳染《空 的窗》、陳建功《找樂》、東西《沒有語言的生活》等。
八十年代發表翻譯及作品：《世界文學》、《外國文學》、《詩刊》、《長江文藝》、《鍾山》、 《百花洲》、《文藝報》、《中國婦女報》等等，已發表 20 多位德語作家作品的譯文；
來德三十二年，在德創業二十二年，文學創作及翻譯輟筆三十年。十五個月來，金盆洗手，回歸文學，寫就新作五十餘萬字。至今不惜披星戴月筆耕；
兩年來文字散見歐洲各大華文報刊《歐洲新報》、《歐華導報》、《德國華商報》等；
作者簡曆及部分作品：
金弢，字有根，1974年杭州外國語學校高中畢業，插隊落戶浙江桐廬儒橋村，1977級考入北外德語係，81級北外德語讀研。1985年1月進文化部, 1985年3月進中國作家協會，任職作協外聯部，曾多次組團王蒙、張潔、莫言、路遙、魯彥周、高曉聲、從維熙、張抗抗、公劉、鄒荻帆、王安憶、北島、舒婷等等作家出訪德國及歐洲諸國，八十年代末獲德國外交部、德國巴伐利亞州文化部及歐洲翻譯中心訪問學者獎學金，赴慕尼黑大學讀博。現居慕尼黑；
主要文字及譯作有: 長篇小說《狂人辯詞》、《香水》、《地獄婚姻》、2013年編輯翻譯出版德文版中國當代中短篇小說集《空的窗》，由德國Spielberg出版社出版，並於德國、奧地利、瑞士三國同時發行。全書篇幅達三十五萬字，共504頁，寬版，被收入的十二位作家及作品為：陳染《空的窗》、陳建功《找樂》、東西《沒有語言的生活》等；
八十年代發表翻譯及作品：《世界文學》、《外國文學》、《詩刊》、《長江文藝》、《鍾山》、《百花洲》、《文藝報》、《中國婦女報》等等，已發表20多位德語作家作品的譯文；
來德三十二年，在德創業二十二年，文學創作及翻譯輟筆三十年。二十個月來，金盆洗手，回歸文學，寫就新作六十餘萬字。至今不惜披星戴月筆耕；
兩年來文字散見歐洲各大華文報刊，《歐洲新報》、《歐華導報》、《德國華商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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