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在北外的時光（ 一 ） 金 弢： 北外德語七七級 —
忘不了在北外的時光（ 一 ） 金 弢： 北外德語七七級 —— 一張畢業照帶來的回憶 （修定稿） 1977年的高考，是一次特殊的高考，是我共和國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大學招生。七七年——是“四人幫”垮台、文革結束的第二年，經過中央45天教委馬拉鬆會議，終
正文
金 弢 —— 今日痛憶路遙 ("甩了巧珍兒的" 路遙)
右一為路遙，右二為德國著名作家棱茨、右三為王願堅（《黨的女兒》、《閃閃的紅心》的作者）、右六為袁和平、前左一為紮西達娃、前中為本文者, 前右為漢堡文化廳負責人。 1986 年春在漢堡。
金 弢 ——今日痛憶路遙 (“甩了巧珍兒的” 路遙)
為了證實路遙本人就是小說《人生》中的主人公高加林原型，我曾向他發起過一次 “火力偵察”，想用一句問話作探試，得到的結果是正麵的確認。
讓人忘不了的路遙！因為我那隨意的一句玩笑，因為大家都喝著酒，我的玩笑使他動容，讓他難過，讓他感觸落淚，迄今回首，仍曆曆在目，似曾傷著了他，覺得對他愧疚。我因他的難過而難受，因他的動容而動容。路遙啊路遙，你幹嗎那麽性急，幹嗎就這麽快地走了，走得那麽急，那麽倉促。我們中國人現在的日子好過了，你本該留下來多多享受幾年你自己的美好《人生》。你不就是因為那讓你揮之不去、命途多舛的苦難人生、讓你沒齒難忘的巧珍兒！要是擺在今朝，我們當年也沒必要為了那 300 個美元如此煩惱、痛苦一場，弄得你難得的一次出國大煞風景，害得你差點兒整個旅程興致索然，落得心灰意涼
·······
離開法蘭克福，我們來德國的第一站是科隆。孟春的季節，風和日麗、藍天白雲，大地吐綠。參觀完了科隆大教堂，大家心情極好，我們五人作家團，除了我其他人都是第一次出國，更是第一次來到西方。大家互相開著玩笑，一路春風地走來，漫步在大教堂前麵的廣場上，閑聊著接下去三星期的訪問設想。刹那間，跟風馳電掣一般，神不知鬼不覺地在我們眼前出現了兩個身著黑衣，頭披黑紗、貌似吉普賽樣的女人，各自手裏抱著一個六、七個月的嬰兒。她們飛塊地靠近我們，頂著我們擠進我們的人群，突然兩人雙雙朝右轉向，衝著路遙緊貼上去，兩人同時齊齊舉起手中的嬰兒，頂到了路遙的下巴，臉上一副悲哀可憐的神態，嘴裏含混著祈求，讓人下意識地馬上想到這是兩個百分之百的女乞丐。這種強要飯的作態，別說是第一次跨出國門的作家，就連一年來德幾次的我都是見所未見。
又跟風似地一轉眼，兩個女人同時轉過身去，雙手托抱著孩子，瞬間地消失了。還不到兩分鍾，路遙驚呼：我的錢丟了！我的錢被偷了！隻見他草綠色的獵裝，右上方的表帶口，扣子已被解開，口袋蓋子的一半露在外麵，一半塞進了口袋。我疾步快速地朝那兩個女人遁逝的方向追去，無果，人已消失得無影無蹤。
300 美元啊，這可不是一個小數，更何況是在 80 年代，為了回國能買上一個彩色電視機，作家們出國前通過黑市交易拿 12 元人民幣換取一個美元，而官價隻要 3 · 5 元。然而當時國家對外匯的控製是絕對的嚴格，一個出國人員隻允許兌換 30 美元，每次出國，每人每天隻能補貼一美元作為零花錢。每次短期出國回來，每人允許在出國人員服務部免稅買一台日本原裝的進口彩色電視機。但是僅靠合法兌換的 30 美元和每天省下來的一美元是遠遠不夠的，普通 20 吋的電視機要在 400 美元上下。美元不足，所以想辦法私下非法購買黑市美元。那個年代，每攜帶一個外匯出境，都必須有中國銀行的外匯出境證。沒有出境證，一旦被查發現，不但外匯沒收，人還將被記過，作行政處分，算是犯了嚴重的外事紀律。買了黑美元，每個人都采用各色各樣的秘密高招偷帶出關。不少老作家事後直言不諱，都已絞盡腦汁，用了當年給八路軍送雞毛信藏情報的絕技蒙蔽出關。
偷帶出境的外匯，等到回國進關時，白紙黑字地填進入關申報單上。有的人在出國前沒能及時買到黑市美元，進關時自作聰明地將數額多寫。但是一旦海關要求如數出示現鈔而不能時，作為懲罰，此出國人員的海關申報單就被作廢，他也因此失去了在出國人員服務部外匯購物的權力。購物時，申報單上填寫了多少外匯就算多少外匯，外匯額用完為止。而那麽至關重要的外匯路遙卻給丟了。300 美元，按當時 1 比 12 的黑市價，要 3600 元，一個身為中國作協的正式會員、拿國家工資的專職作家每月工資還不到 100 元 （ 參照大學畢業 56，研究生62，普通工人二級工才月薪39 元），這意味著路遙一下子丟失了整整三年的工資，而且這 300 美元是已經出了關、回國申報後可以派上用場的錢，實際具有更高的價值。那個時侯，我們的工資收入其中 80% 是用來吃飯的，此等損失將意味著路遙一家人會多久揭不開鍋。那年頭好的稿費一千字也隻有 7 元，300 美元他要爬多少的格子！
路遙突然變得沉默寡言，性格刹那間迥若兩人。他很懊惱，萬萬沒想到一下子丟了那麽多錢；我也很懊惱，心想每個團出訪總會無休止地交代大家：小心小心再小心，出門三件事，護照外匯黃皮書。作家是有個性的人，多說了會煩的，好象我們搞外事的吃了兩天洋麵包就比他人高明，加上我比他們都要年輕，在他們的眼裏我隻是一個涉世未深、初出茅廬的學生。我又煩又恨，心想，我嘮叨無數遍就是不願入耳，現在自討苦吃！但沒轍，這是我帶出來的團，我得負責任，心裏雖發了脾氣，但過後冷靜下來還是要我去解決問題。而且單位領導經常語重心長地說：我們外聯部是個服務單位，作家們再不怎麽地，我們還是得服務他們，再大的問題回了國再說。
大家離開了教堂廣場去吃午飯，路遙不想吃，他吃不下。我轉過臉看看團長王願堅 （《黨的女兒》、《閃閃的紅星》的作者），他一臉無奈、愛莫能助的神態，他也是有生以來地第一次出國，對這種突發情況沒有絲毫的經驗，出國前也是未曾耳聞，連象我這樣多次帶過團的人，也是破天荒地遇到錢被盜了。
大家的情緒一落千丈，訪問才剛剛開始，往下還有三個星期滿滿的日程，帶著這種精神壓力，尤其是路遙，起初興致勃勃的旅行會很快變成度日如年。餐後回到旅館，我拿了方便麵去看路遙，他拿來燒水壺，我說：我來幫你煮吧。平常性格內向的他，談吐緩慢、頗善解人意，此刻卻變得出格的煩燥：怎麽我連方便麵都不會煮，還要你來煮？！我說：不是因為丟了錢嘛，想安慰安慰你，幫幫你。他轉過臉直視了我一眼，神情象是在說：誰也幫不了忙。
離開了路遙我來找團長，我說，路遙的情緒落到了底點，這樣往下如何繼續訪問？但一時又沒有解決問題的辦法。剛才席間，我曾提議大家是否湊一點錢給路遙，但我話剛一出口，自己的提議心裏很快自我否認了，一則路遙出於自尊心，他說哪怕是打死他他也不會要的，這種人情債對他的精神壓力太大了，二則大家手裏的美元都有限，我想每一個美元都已作了安排，大家即使想幫助他也給不了多少，無法彌補路遙的損失。我們作為被邀請的客人，如果把這一情況直接反映到德國外交部去，我跟團長說，從外事紀律而言，我們必須事先請示咱們的大使館，而大使館必定要請示國內外交部，但最終路遙能否得到賠償也是個未知數，而且這麽來回一折騰沒有一個禮拜十天的時間得不到回答。團長覺得不妥，這樣把事情弄得滿城風雨的，他作為團長回國也不好交代。
我門的下一站是西柏林，DAAD派來的德國陪同小姐將在那裏等候我們。她是西柏林自由大學的學生，為了省時間和經費，她就不用專程從柏林飛法蘭克福去接我們，科隆這一站我們自理，反正我會德語，在陪團方麵也有經驗。此刻我想到了另一個辦法，但暫時先沒跟團長談及，我想等到征求完了陪同小姐的意見後再說。
到了西柏林我們跟陪同小姐碰上了頭，她的中文名字叫歐燕。我把路遙在科隆美元被偷的情況跟歐燕和盤托出，她一聽丟了 300 美元，相等於差不多 800 馬克，她一聽丟了這麽多錢，就哭了，她想如果隻是幾十個馬克她就自己給了了事。她說她這次是第一回替外交部打工，她不想把這件事往上報，外交部一旦知道了一定會為難。至於外交部最後會不會給予賠償她說心中沒底。無論結果怎麽樣，她的這次工作將會有個汙點，她的第一次任務就沒有圓滿地完成，她害怕以後就很難會再次有這樣的機會。
既然這樣，我就說出了我在心裏醞釀已久的想法。我說：有個主意不知你覺得是否可行，我想征求你的意見，如果你能同意就太好了，問題差不多也就解決了。她問是什麽。我說我們的夥食費不是德方可以報銷的嗎？每人每頓的標準是多少？她說正常情況下每人 25 馬克，但是不能超出 30 馬克。我問如果超標了怎麽辦。她說偶爾一兩次還可以，但報銷時要作說明。因為這件事我腦子裏前後已經盤算過好幾次了，所以馬上胸有成竹地提出了我的方案，我想我們插過隊當過農民的人無論碰到什麽情況都會有辦法。我說在柏林的幾天你把夥食費給我，每頓按 30馬克的標準，就說柏林的中餐好吃，我們吃得好了一點，往下的幾個城市我們可以省一點，其中兩頓就報 35，就說會麵了一些中國朋友多喝了點啤酒。我自己在國內搞外事工作，到了地方上偶爾碰上熟人作家，遇到用餐時又不好意思讓人走就會一塊兒留下吃飯，夥食費就會超標，這種人之常情的事領導也不會說什麽，在財務總結報告上都會簽字，財務科也不會有什麽異議，這叫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從，在一定的範圍內我們擁有一定的決定權。我想人之常情，德國的操作程序也該大同小異。我算過，一頓 150，兩天有六百強，這樣路遙的問題就基本上解決了。但歐燕說，吃飯沒有fapiao是沒辦法報銷的，我說我想過了，fapiao我到中餐館去想辦法，，給點小費買張fapiao是能行的，不然就多跑幾家，把兩天飯費開在一起，包括你的餐費，因為餐不錯，我們就在這家店連續吃了兩天。
80 年代，德國尚未實行餐營業機打單體係，餐館出具fapiao時，在蓋了章的fapiao上寫上幾百馬克可以隨意，我 88 年來慕尼黑留學時，山西一個出版社的社長獨自公費來德，為了攢多點外匯回國買彩電就合住留學生宿舍把房費省下來，讓人去旅館要一張fapiao，開上一個禮拜的住宿費，服務台的老太太二話不說地馬上照辦，隻問你要寫多大的金額，她會按該旅館較貴的房間折算成天數寫上。回到國內能出示蓋了章的正規fapiao，財務手續也就無懈可擊了，國家也沒有蒙受什麽損失，這筆住宿費本來就在預算之種，這隻是社長自我犧牲了享受換來的。這就是當時的國情。服務台那裏事後主動留下那麽八個、十個馬克的小費即可了。而且看勢頭，這種事時有發生，服務台心照不宣，做得得心應手、順理成章。
我們的事歐燕同意了，這樣做既解決了我們的問題，又保全了她工作上沒出漏洞，兩全其美。還有一點，我所接觸過的所有學中文的德國學生，對中國有著天然的親和力，他們無形中都會下意識地向著中國，護著中國，這種情愫往往很讓人感動。萬一中國人出了什麽醜，他們也會感到臉上無光，他們畢竟學的是漢語，是因為喜歡上了這個民族才選擇了這門專業。碰上此類問題，我們可以關起門來說話，家醜不外揚。隻要國力允許，咱們更多地培養這些我們的親信力量對國家會有好處。在尋找向 DAAD 交差的措辭中，歐燕跟我始終站在同一條戰壕裏，此事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
我心情輕鬆愉快地把談話結果來向團長匯報，王願堅如釋重負地笑了，說自己沒有一點外事經驗，困惑了一夜想不出一個好招。我們當即召集全體團員在團長的房間裏開了會，把決定向大家作了交代，為了解決這起外事事故，就委屈大家艱苦兩天，早餐在飯店裏吃飽一點，多吃點香腸。中午晚上都回飯店吃方便麵。自從第一次出訪我沒經驗、沒帶方便麵，碰上那次沒飯吃吃了舒婷的花生米後，以後每次出訪我都帶上滿滿一行李箱方便麵，以防應急。有一回我們訪問民主德國，因為整個東德沒有一家中餐館，天津年界 70 的延安老作家楊潤生，因受不了西餐，胃病鬧得起不了床，不能參加團的活動，影響全團去外地的整個行程。我向大使匯報，老楊起不了床，我團能否獲準去一趟西柏林，一則讓老楊吃頓可口的中餐，也可在亞超裏買一些清淡的湯料；再者全團的團員都有這樣的願望，能不能過去見識一下西柏林，都說東德跟我們中國差不多，沒什麽好看的，好不容易有機會被派出國一趟，也想認識一下西方世界：“馬列主義嘛要全麵地看問題。”
我知曉情況的背景，我團持有效中國護照，從東柏林去西柏林可以自由出境，西柏林那一邊邊境完全開放。事後從西柏林返回東德也可免簽入境，因是時，中方與民主德國實行外交互勉簽證，而且從西柏林進東柏林隻要持中國護照還能免除強行每人每日用西德馬克按一比一的兌換率購買 40 東德馬克 （黑市是一比十二）。我跟使館說明外匯不是問題，我身邊有公款西德馬克。我的請示當場遭到大使的否決，稱沒有必要向國內外交部請示，根據以往來訪團的經驗一定是再次拒絕，此類非分要求一旦傳到作協，對我本人的工作輕則會造成負麵影響，重則或大或小地也是一次外事失誤。我應該向團員做好思想工作，把情況講清楚，民主德國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回到團內，我把與大使的談話精神向全團作了傳達，有人提出，既然去一趟西柏林我們手續齊全，我們就偷偷走一趟，神不知鬼不覺，但我不同意，因為外事關口把關的是我，未經許可私下行動，這將由我承擔全部的責任，我這是在拿自己的生涯當賭注，我當然不會幹，這豈不是 “知法犯法”嗎？再者，護照上也會留下出入境記錄。
我們就靠那一箱方便麵救了老楊在東柏林一個禮拜的命，他躺著起不了床，我們在東柏林及周邊的活動安排，隻能上下午分開，到了中午我們得趕回飯店給老楊煮方便麵，最後我們去外地，老楊還是掉了隊，我把他安排在使館招待所，電話聯係時，對方的第一句話就是，住招待所可以，但是他們隻收西德馬克，要付現金。我聽了心裏很不舒服，想，人都快不行了，不問問同胞的病情，先問我手頭有沒有帶西德馬克。那年頭，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見到了硬通貨個個都是眼神巴巴的。我們訪問南斯拉夫的經曆、住在我駐莫斯科大使館招待所的感受，說起來又能寫成小說。
團裏有上了年紀的老作家相對來說事情是比較多，青年作家到了歐洲適應能力強，發生應急情況很少，老年作家就另說了。比如我在另文裏談過出訪西柏林事，淩晨三點才進房間，早上八點就有活動，就是沒有一點節外生枝，日程已經滿得爆盤，再出一點意想不到的事，會把人弄得焦頭爛額。西柏林那次，我時時提醒著大家抓緊時間用早餐，今天的大會是開幕式，大家力爭不要遲到。突然老作家劉劍青哭訴，咬麵包時崩掉了一顆牙。我就得趕緊詢問服務台可行的急診措施。反正我的早餐是泡湯了。趕不上飯吃，宴會時席間不停地翻譯沒時間吃東西，對口譯人員來說是家常便飯。好在自己經曆了幾年農村插隊的雙槍，練出了可以24 小時不吃飯的本事。
沒想到這一回為了路遙，這一行李的方便麵又派上了用場。這樣大家就不用捐出自己的外匯，路遙也免了欠下一個人情。路遙性格很內向，心很重，有一點兒什麽事心裏總抹不開，煙又是死命地抽，他 43 年短暫的人生，抽煙和性格都是有責任的。92 年我已到了德國，為了生計整天十四、五個小時地忙於上課、打工養家糊口，後來做了老板更辛苦。得知了路遙的去世，心裏很難過又很惋惜，他那麽年輕，我不想說他多麽有才，我想說他搞創作那麽動情，一腔真情地、嘔心瀝血地寫，他的英年早逝，都是因為一生事事太認真。但又為何不是呢，我們那一代的人怎麽能不認真呢，我們那時在單位，每個年輕幹部都是全心全意地撲在工作上，不去計較個人得失，不計報酬，我們是受那種教育長大的啊，沒有第二種選擇的想法，雷鋒自不用說，毛主席的好學生焦裕祿為了“革命工作”，42 歲就獻出了生命。路遙心重的性格我後文還會說到。
俗話說，禍不單行；但好事也不獨來，好事成雙嘛。路遙的 《人生》被拍成電影上演後，是國內文藝界一個熱議的話題。本來中國電影走出去是文聯的職責，與我作協無關，但莫言的《紅高粱》和路遙的《人生》都是我國在柏林金熊獎的力薦之作，這回小說的作者本人將訪問西柏林，自然是文化接洽的極好機會，我們事先聯係好了金熊獎評委，約好帶上電影《人生》，毛遂自薦。因影片尚未譯成德文，我從小西天電影廠調來錄像帶，在單位試了一回同聲傳譯，我們要在電影正式翻譯出品前先給評委會一個 “Vorgeschmack”，我當時信裏就是這麽寫的，後來因為 “六四”，好多好多文化、文學項目都夭折了，我不想評說這一曆史事件的得失，隻想記錄下某些史實。這怪不了誰，隻能說是曆史造成的。“六四” 的發生，那時我已到了慕尼黑，一夜間整個西方國家把興趣都轉向了戈爾巴喬夫的新政策，不然慕尼黑的漢莎出版社早就出了莫言小說《紅高粱》及他的小說集。
那天下午，我跟路遙單獨去的電影館，一位長者老板和藹可親，身邊帶一個中德混血的男翻譯，85 年在西柏林藝術節見過，沒有深交，其背景不甚了解，隻知道是德國土生土長、德語作為母語，中文發音很標準，估計父母的中方是個知識分子，但沒聽過他長篇的中文翻譯。見麵寒暄時，我作為客人老板先用他，路遙作了影介，其實即小說的背景交代。翻譯時他不需要說中文，聽中文說德文便是，其實我很想聽聽他的中文，知己知彼嘛。很快他對路遙的陝西口音發生困難，很多地方路遙必須改用另一種表達方式，為了談話的順理進行，時而我不得不介入。
是評委抑或電影館的其他人員一共來了十幾號人，那位翻譯提出他聽力有困難，同聲傳譯還是由我承擔。電影館的音響、影像設備一流。對同聲傳譯的操作程序我不陌生，我有過一次經曆。85 年秋我作家團出席南斯拉夫馬其頓國際詩歌節，我做過一次同聲傳譯，是英中對譯。也是因為那時咱們國力窮，沒有外匯派兩個團出訪，所以出訪東德團順訪南斯拉夫。為了省掉一個翻譯的旅費，領導從我的檔案裏一定知道了當年我大學考的是英語。我外校小時侯的童子功還在，就讓我訪南時兼任英語翻譯。一開始自己心裏還是沒有十分的把握，到了貝爾格萊德記者擠堆地來采訪，一聽，我地媽，記者說的是什麽破英語，滿嘴重重的斯拉夫語口音，連個發音都聽不清楚。這樣自己就有了自信，英語越說越上口。後來大會組委會找同聲翻譯人員問我行不，我說沒問題！
求學到了德國後，有一次北京市委來了一個考察團，考察德國政府是怎麽解決國家公職人員的社保問題，由馬普所 （Max Planck）接待，讓我去作會議翻譯，講好一小時 400 馬克。為了節省時間（德國人還是挺能算的），馬普所提出要同聲翻譯，但大家坐在會議室大長桌邊，30 好幾人，也沒有個同譯設備。我說如果非要同聲傳譯，那就中國人坐一邊，德國人坐一邊，我坐中間，大家立馬起立調整座位。會議開始，等到中國人發言，我把臉轉向德國人，把耳朵留給同胞；到了德國人講話就反過來。但是沒有設備的同聲翻譯，自己說話會影響自己的聽力。然而我們是北外出身，有聽說領先的傳統，還是有一定的訓練有素。那時年輕記性好，口齒伶俐，翻譯時半個腦子管耳朵，半個腦子管嘴巴，兩個鍾頭不歇不喝，完了人都發木了。
今天的電影因為我事先看過一遍，有些情節知道了下文的場景，心裏有了準備譯起來就會輕鬆得多。我自信我的傳譯是成功的，從觀眾的表情上看得出來，他們跟著情節走，為電影的內容所打動，看完後大家還默默地靜坐了一分鍾，消化著電影裏的情節。80 年代我國翻譯奇缺，我們雖年輕，但已承擔起重要的翻譯任務。德國巴伐利亞州州長施特勞斯訪華見鄧小平，諾大的中國外交部竟出不了一個稱職的翻譯，不得不請我北外德語係的張仁禮老師出山，我們在 103 路公交車上邂逅，張叫苦：外交部讓我去給施特勞斯當翻譯，這麽大熱天，連車都不派一輛，還讓我擠公共汽車。
快臨近告別時，讓人出乎意料的驚喜出現了，老板要付版權費，說剛才不能白看了這場電影。80 年代的西德富得流油，我們當時連獎學金都拿不過來，第一個還沒結束，第二個已經來了，德國法律規定不能同時享受兩份獎學金，要跟第二個基金會商量推遲三個月；加之西德人又非常的 gentlemanlike，施舍心很強，他們對我們是很友好、很禮貌、很客氣，但這種友好幫助不是在一個平麵線上，是一種居上臨下、俯瞰式的友好，是一種施舍、同情甚至可憐。但作家們為了回國能買上個彩電，也就不去分析那麽透徹了，權當不懂。現在的幾零幾零後，是永遠無法想象那時一台彩電對中國人來說是多麽的重要。象張潔這麽出了名的作家曾跟我說過：小金啊，我寫作一輩子就想買一台彩電，給我媽買一台彩電。這不僅說明了張潔是如何的孝，更說明了短短的40 年前中國人的人生奮鬥目標是何等的可憐。眼下一個十來歲的孩子不理解媽媽當年從菜市場買回帶泥的菜要摘洗花去很多勞動和時間，問為什麽不去超市買幹淨、現成的，他們不知道中國是到了什麽年代才有了超市。就如同有人問古代的哲人出遊怎麽沒開車自駕遊一樣，會讓人啼笑皆非。
我一聽說還給稿費，手裏也沒什麽可回謝的，就把那盤錄像帶權作禮物留給了老板。老人出手寬綽，我們正急需外匯，也不客套，恭敬不如從命，就如數收了。我們的團隊又增添了幾百馬克的實力，路遙的問題徹底解決了，讓他私下留住了稿費，我跟團長講好守口如瓶，就到此為止，算是一次意外之財，回國不再提此話題。路遙的失卻已經補全，全團恢複了良好的情緒，我也補救了差一點捅出的簍子。那天團裏的熱情很高，不光我們解除了淤積心頭的陰影，而且陪同小姐準備晚上帶我們去 Disco，團員紮西達娃，曆次出訪團中唯一的一個比我年輕的作家（現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住到了阿克曼家裏去了（《沉重的翅膀》的德文譯者，後任歌德學院駐京院長）。心情感到了輕鬆，我們喝了啤酒，路遙平常不喝酒，那晚他喝的是啤酒還是飲料已無法記憶。路遙提出了難得的請求，希望外聯部能安排他去一趟蘇聯，他要親眼看一看自己崇拜一生的保爾 · 柯察金當年親手築成的西伯利亞大鐵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部影響了幾代人的世界名著：“我們年輕時代讀得愛不釋手、廢寢忘食，已記不清來回讀了幾遍了”，路遙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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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著出國幾天來久違了的歡快時刻，我們回顧了白天的電影，談到了他的小說《人生》。他情緒好了，話也多了，說小說《人生》其實隻是個提綱，當時隻因急功近利，需要稿費等米下鍋，同時也為了急於出名，發表有些過為倉促。現在回想起來還有很多很多的經曆該寫而沒寫進去，想把《人生》改寫。我一聽馬上說：不行不行，千萬不行，《人生》是你的出世之作也是你的成名作，這塊奠基石萬萬不能動，我在北外讀大四時就聽你的小說廣播，多感人啊，高加林是我終生難忘的人物。你如若心裏還有要寫的，還不如另起爐灶，再寫一本。
也是因為對這一人物的膜拜，四年後讀研結束我到了作協有機會認識了作者本人，心裏一直想著無法釋懷的疑問：高加林是否就是路遙自己？因為跟路遙有過共同的知青經曆，我們很多話題一拍即合。幾天來的風雨同舟，彼此有了很多的了解，關係也變得親密，加上我們還齊心協力共同克服了困難，象是已成了患難之交。因喝了酒，談吐變得隨意，我情不自禁地出言一句玩笑：路遙，巧珍兒那麽好的姑娘，你當時怎麽忍心把她甩了？沒想到路遙神色頓時黯然，又恢複了昨天的悲哀，他的心靈回到了他知青年代的記憶，他又跟巧珍兒緊緊相挨在一起。他不覺潸然淚下，痛苦得難以自拔。
對一個作家自身而言，自己的人生本來就是一本小說；人生隻有一回，寫自己能寫成功的也隻能有一次，人生的頂峰也隻有一個。就象初戀，也隻能有一回，過去了不會再來，終生就這麽一次。有人說自己的人生沒有過戀，那是因為你的戀還沒有到來。
之後我來德國聽說了他的新作《平凡的世界》；後來又讀到了相關的書評，有人說看了《人生》就沒必要再看《平凡的世界》了，情節如出一轍。難道是路遙真的改寫了《人生》，抑或擴展了《人生》，才有了後者？我沒讀過《平凡的世界》，沒有發言權。但我確信：有的作家一輩子能寫很多很多的小說，象莫言，因為他的小說都是在寫別人; 也有的作家一輩隻能寫一部小說，一部真正的、屬於自己的成功之作，他永遠在寫自己，象路遙 、古華、魯彥周，因為人生隻有一次。
2019年2月18 日於德國慕尼黑
anna8899
2019-04-02 18:5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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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話
是的，希望他在天堂裏過得不那麽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