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在北外的時光（ 一 ） 金 弢： 北外德語七七級 —
忘不了在北外的時光（ 一 ） 金 弢： 北外德語七七級 —— 一張畢業照帶來的回憶 （修定稿） 1977年的高考，是一次特殊的高考，是我共和國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大學招生。七七年——是“四人幫”垮台、文革結束的第二年，經過中央45天教委馬拉鬆會議，終
正文
金弢 ——— 一次美國簽證
是一九九七年我在德國開的業，但手裏仍持中國護照。對我來說，拿德國護照和拿中國護照沒什麽兩樣，我享受同樣的居留權和開業權，唯一的差異就是一個選舉權。當時，一家人的生計重任在肩，參政、議政的意識很淡薄，興趣也不大。在德國，外國人若想介入政界，絕非易事。在這裏，不管是任何群體或黨派，盡管他們政見不一，對社會問題態度各異，平常他們會互相吵得很凶，然而話題最後一旦落到了外國人問題上，他們馬上會意見一致，“共同對外”。一個鮮活的例子，我都來德國 32年了，整整的、具有知性的半輩子在這裏度過，做了 22 年的老板，做成了幾百萬的生意，依法納了各式各樣的稅，連會計恐怕都無法統計出具體數字。我們還為這個社會撫養和培育了兩個對國家有用的後代，女兒醫博，兒子藥博。我們這麽正派做人，力爭為這個民族盡多地承擔起義務和責任，幾天前，仍然還有德國人問我什麽時候回中國去，而且這個提問的人還是我幾十年的常客！這樣的提問、這麽種理念、又是什麽樣的心態，讓人實在百思不解。
這種對回中國的提問，明擺著不是說回老家看看，或著說回中國去旅遊走走，而是終生放棄了德國的居留，永遠地離開了這個國家。在他看來，雖然我在德國三十多年，雖然我在很多年前早已換了新的德國護照，但是，在他眼裏，我仍然是一個應該、而且早晚必須離開這裏的外國人，於這個國家和民族而言，我仍然是一個長在身體之外的肉贅。
在慕尼黑官職 20 年的市長吾德（Ude），我們是彼此用 “你” 稱呼的 “哥兒們”，曾有一次他來我店，他夫人因身體有所不適先走了，正好趕上那天晚生意清淡，於是成全了我倆千載難逢、促膝長談的好機會，我們喝著啤酒，一直聊過了半夜。我對這位是時手掌大權的市長說，我們來自中國的 “外國人” 是不靠吃德國政府的資助的，中國人會人人宵衣旰食，自食其力，我們隻會更多地給予這個社會，為這個社會做貢獻。不信我們可以做個輕而易舉的測試：譬如隨意攔截住門口路過的一百個 100% 的純德國人，把我置入其中，比一比對這個社會的貢獻，我可以百分之一百確信地說，我的排名一定在前十位。市長立馬首肯。入德國籍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市長的提議。
然而今天，我雖已經拿了十八年的德國護照，但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換護照的最迫切動機，主要還是為了下一代！為了孩子們去其他西方國家的校際交流方便。中華民族，尤其是旅居海外的第一代移民，都會全身心地撲在下一代人身上，這為世人有目共睹。當時剛拿到德國護照，或多或少有些新鮮感，德國熟客問及國籍一事，我便出示隨身攜帶的德國身份證給人看，德國人會毫不掩飾、不無自豪地說：德國護照可是黃金一樣地值錢！對這種說法，我當時也是心悅誠服。但是，如若換成了今天，恐怕就難說了。至於德國人眼下還有沒有 20 年前的那份底氣再說這樣的話權且不去理論，就說自己在曆經了幾十年的拚搏奮鬥後，在完成了人生特定年齡段的特定使命後，卻又想起了自己一直心儀、從來未曾放下的文學。當然對家庭、對孩子的責任必須放在首位無可厚非，既然把他們帶到了這個世界，對他們的撫養和培育從頭就是責無旁貸。然而，時過境遷幾十年，中國作協的一句話卻是讓我深深地惆悵了好長一段時間，甚至懷疑起了當時放棄中國國籍是否為明智之舉。作協說，我要不是因為拿了德國護照，下個月就可以回去上班，老單位現在非常急需像我們這樣年富力強的幹部。但我是德國籍，國家部委機關任用外賓則需要國務院的特批。戀棧自己三十年前的職位，絲毫不是為了名利上的得失，隻僅僅是心儀那份工作，心儀文學。但當時的決定既然是為了下一代，也義無反顧。
現在雖說若有所失，然而考慮到當時實際的中國國情、德國國情，作出那種抉擇也是上上策。這三十年來兩國國情的逆向發展，這是誰都始料未及的，曆史果真應驗了 “人算不如天算"的常理。同樣也是為了下一代，放棄了自己的攻博資格，尤其自從有了老二，身為一家之主，僅靠假期或周末的學生打工來維持家庭生活已是遠遠無濟於事, 勢必全天候地就業。結果用自己的一個文博換來一個醫博和一個藥博，也覺得值了；也是考慮到一家人的生計，自己毫不猶豫地放棄了翻譯資格的考核，筆試都已通過，成績也很理想，毅然給口試通知涵打了回票，因正趕上一個開業契機，事不容緩，為搶生意，毅然而然，棄學從商。
如同國人，海外華人為了後代，會更忘我地奉獻，置自身利益於腦後。生活在異域他鄉，身為僑民，更希望中國的後代出人頭地。為了女兒去美國的學生交流，尤其是老二很快接踵而至的現實，當機立斷把護照換了。下決心換護照的另一個因素，即當年上法蘭克福辦簽證的折騰讓人心有餘悸。女兒進了文理中學，跟其他西方國家麵臨學生互訪的現實問題。九十年代的中國護照，在絕大多數的西方國家的眼裏，可是一張一文不值的 “白紙”，拒簽率極高，其移民傾向的嚴重性被與世界最貧窮落後的國家相提並論，那些西方列強，遇到中國人如同見了毒蛇猛獸，"黃禍論" 即是今天仍尚未絕跡，稍有風吹草動就會應運而生。寫了這段文字就是希望祖國的晚輩應該知曉這段曆史，而且不容忘記這段曆史。
女兒要去美國必須辦簽證，慕尼黑雖設有美國駐德領事館，然而對中國公民卻不開放。因中國人在美國的非法移民現象之嚴重，我國被列入高危國家，所以去美國的簽證，必須到法蘭克福總部辦理。我因工作日日纏身，跑這一趟極不方便，非常想通過郵寄解決這一問題，答應對方出具一切必須的文件、證明，並且直言，我們在德國過得很好，我女兒沒有絲毫的移民傾向，電話裏與美領館長時間地交涉，一切無果。
我得肯定這位美國外交官的友好和溫文爾雅，我不厭其煩的電話打攪，他沒有絲毫的不悅和厭煩。對一個有文化素養的人而言，在拒絕對方時態度會尤其地委婉與充滿耐性，這是一種文明進步的標誌，粗暴地拒絕將是很得罪人的。雖然他沒法答應我破例的要求，但他卻用友好的語氣和態度予以補償，並跟我約定，在我決定了出發的日期可以通知他，他會對我親自接待。
跑一趟法蘭，對一個任職公司的人而言或是一件不難之事，即使不請假也可調休一天，悠哉遊哉走一趟，順便逛逛法蘭市容，而對一個一周七天開業、每天工作 15 小時的老板而言，那完全是另外一幅心境，況且還有為了對客人的周到服務而自我刻求的約束和敬業精神。出發前準備好了一切可能用得著的、於我有利的手續：我的老板證明、充足的存款、女兒幾年優異的成績單，還有我奔馳車的車證。我是殺雞用牛刀，既然披星戴月、不辭辛勞地這麽一程，那就要確保我這一趟絕不勞而無功。我要把移民的嫌疑降到零點。
從早到晚已經忙了十幾個鍾頭，到了半夜一點多才算收工，準備完畢上路的一切已近兩點，我啟動奔馳車星路奔馳，上了高速，隻要對麵方向沒車，一律遠光燈，時速均在 200 以上，一路風馳電掣地趕到法蘭還不到七點，迷糊半多小時便去領館門口排隊領號。幾個鍾頭的等待，將近 11 點才輪到麵談，果真是電話裏的那位官員，他真是言之有信，原來是個黑人外交官。他沒食言，果真親自接待了我。這次經曆，給我加深了對黑色種族的好感，若恕我直言，我是個在膚色上有偏見的人。
這樣一趟來回折騰了十多個小時，見麵才持續了五分鍾，事先無休止的電話還是起了作用，起碼對方對我們已有了深刻的了解。官員收下所有的證件，留下護照，也沒給個複印件，答應一個禮拜後我們就會得到簽證。沒想到，因沒有索求護照影印件在返程中卻遇上了意想不到的麻煩。
辦完了手續，連看市容兜一圈的餘量都沒留出，風塵仆仆地往回趕，當晚還有聖誕大訂台。回程又是一路馬不停蹄、又是一路奔馳不休。一路上不歇地打著左邊黃燈，把最左道上、時速不到 240 的一律趕到右邊。高速大一路上，紐倫堡前後到慕尼黑有很長的一段無限速。一路勇往直前，一路黃燈不息地驅趕他人。正在得意，好不容易爽了一陣，出乎意料地出現一個車速比我還要快的拚命三郎，他一直閃著黃燈，要把我趕往右邊。估計時速，這位老兄時速起碼在兩百六以上。我無奈讓道。讓人生氣的是，這家夥追上了我之後，並沒有超越我而去，卻是跟我平行行駛了有足足十秒鍾。我幾乎已決定要報複他，繞到他身後閃燈把他趕進右道。腦子卻一閃念，高速公路鬥車危險極大。知趣的家夥還是走了。但沒走幾裏，他卻換道進來了，在我約五十米前方，跟我勻速了幾分鍾。我跟女兒說：這家夥神經病，到底想幹什麽。好似聽見了我們的對話，他謙虛地換去右邊給我讓了道。我一加速車子就超上了他，他也加速，又跟我並駕齊驅，奇怪，這輛車今天怎麽鏢上了我。想幹壞事不是？大白天的！我讓女兒幫我看看是什麽人。露露看不出個道道。因現在時速有減，使得我有可能目光離開前方，能測過臉來往右瞄一下。看清了，兩個中年男子。不管他，我走我的路，一踩油門把他甩在了後頭。這時他又換了道，老老實實地跟在我後麵，跟我保持著距離有那麽幾分鍾。出於好奇，為了看清這兩個人的正麵，萬一真是犯罪分子，真是作案，屆時跟警察對臉型的描述還能說得精確一些。我像是在讀一篇偵探小說似地想著，從後鏡中仔細打量了這兩張臉，消瘦，一個是典型的德國國字臉，幹練，看得出不會是那種身材臃腫的人。他們很快地換上了最左道，加速追上了我 ，從我左邊超越而去。
我如釋重負，有如擺脫了魔鬼，正想開始跟女兒輕鬆地聊天，沒想到，這家夥換道又壓到我前麵。媽的，我還沒罵出口，他的車頂閃起了紅燈：警察！警察！請隨行！請隨行！媽媽地，玩了半天原來跟警察玩上了，他就這麽事先 360 度地繞著我把我看個透。我不由地瞬間想起了一次在阿姆斯特丹高速公路上被荷蘭警察攔截的經曆。
1995年夏，兒子還一歲多，我的第一輛練習車“標致 505 “ 柴油機，趁著女兒暑假，開始了我們德國、荷比盧、法蘭西五國自駕遊。德國有個 "歐洲翻譯中心"，位於杜塞爾多夫西麵、離荷蘭邊境十公裏的小城———施特拉倫，88 年我曾幾次非法越境從翻譯中心騎車去荷蘭邊陲重鎮 ”紛裸“（Venlo, 芬洛，因為那裏的天體浴場頗有名氣），為了買醬油，那時中國護照進荷蘭還要簽證，荷蘭邊境設有邊防哨卡，德國這一邊開放。荷蘭警官知道翻譯中心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個別外國人單獨過往很少盤查，除了一次國際會議蘇聯及東歐諸國還有非洲南美的十幾號人均無簽證但想去阿姆斯特丹，正好趕上一次大抽查，五輛車全部攔下，被押送回翻譯中心，中心主任 Dr. D. 受訓，好好地被上了一堂法律大課，倒沒罰款，所以每批新去駐留的學者，主任總會重述這一故事，不算警告，隻作提醒。
這個中心以往我在中國作協時，每次出訪德國，從漢堡往南走的路上，多會順訪這裏，與德國知名作家見麵，諸如格拉斯、棱茨之類，後來自己來德求學，去過兩次，一次開會，一次翻譯逗留，每次路費報銷，還有獎學金。這樣進進出出六、七趟，跟裏麵的工作人員都混得很熟很熟，跟主任跟不用說了，他喜歡喝燒酒，中國的高糧酒是他的最愛。這樣，事先聯係好，我們以翻譯中心為根據地、我們的免費旅館，放射性地周遊西邊列國，每天早出晚歸，反正那時德國柴油極便宜，每立升才 99 芬尼，到了荷蘭拿西馬克付款還有優惠。有一天旅遊完了阿姆斯特丹，因那時當學生沒錢窮遊，舍不得下餐館，怎麽都要趕回大本營吃晚飯。因一路趕得急，而荷蘭又限速 120，那就開德國指示速 130，反正是最左道，剛出阿姆斯特丹的高速，六個車道，車滿得黑壓壓一片。我的又舊又大的標誌車 505，跑得瘋狂。現在想起來特象一輛典型的販毒車。阿城的販毒是全世界超級的嚴重。一出城，還沒有跑上二十幾分鍾，就被警察攔下帶去了檢查站。想想自己反正也沒幹壞事，所以很淡定地跟著。一到站一看嚇一跳，一望無際的一個大廣場，足足有三四百輛車被攔下在接受檢查，好在荷蘭警察都會德語，出示證件一解釋，警犬車裏車外兩三圈嗅查，毫無毒品跡象，可以繼續上路。雖耽擱了半個來小時，但豐富了一次人生體驗，寫作嘛，人生體驗彌為珍貴，隻惜哉兒子多挨餓半小時。
沒想到今天法蘭一趟原本一帆風順，意想不到節外生枝，本來這種檢查例行公事，也是快得很，我們就照章辦事。跟著警車下了高速，來到野外的側道，警車靠邊，我就停在其後，車還沒熄火，一輛便衣警車馬上頂住我的後位，把我鎖在其中，讓人不得不感歎這種高超的設計和嚴密的安排。本來我無須下車，可留在車位出具證件。一則出於對檢查的尊重，再則也需要活動活動筋骨，主動帶女兒一塊下了車。本以為三、五分鍾即便了事，查完我的證件，就輪到女兒，當然她一口德語腔的地道德語，一大半業已排除了我車上裝的是一個我從法蘭機場接下的偷渡客的嫌疑。因為女兒的護照留在了美領館，那官員事先電話裏也沒提示我們留個複印件，我還以為這種短期簽證會立等可取，收護照時他也沒問及我們是否留了影印件。盡管女兒的德語及 Gymnasium 的學生證，但均不能作為正式文件以證明身份，警察稱必須依據姓名住址出生年月通過外管局的核實確認身份。那時的警察尚未配備電腦，打起電話等得時間就長了，期間兩個警察唱起了紅臉白臉。我身後的那輛警車一看警報解除，早已溜之大吉。當官兒那個警察始終保持一臉嚴肅，煞有介事地六親不認，另一個便閑聊起自己怎麽愛吃中餐。一旦路遇警察查車總是兩人一紅一白的。這種紅臉白臉是德國警察的策略，德國人很會來心理戰術，這樣可以緩衝緊張氣氛，防止避免沒必要的事態激化，給自身造成危險。
本來五分鍾的例查，變成了 35 分鍾的徹差，遇上這種事，沒轍，隻好逆來順受、聽其自然，順應命運的安排。終於完了事，可以繼續上路了，回店之前我還得跑一趟 Metro，還有急需的小東西缺貨要買。既然你警察查了我，而且無可指摘，那就給我隨意寫個警號吧，省的沒走上幾十公裏又碰到第二次被查。收留好了警察的號碼繼續上路，或者也可以抄下他們的車牌號碼。
過了紐倫堡離慕尼黑還有幾百公裏的路，本來就已經 30 來個小時沒正經合眼，剛才檢查又一緊張，現在情緒放鬆到了下了一個加油站，打個盹兒成了絕對的需要。就一個小時吧，不會太過地耽擱。這個時候其實不躺很累，一趟更累。一個小時的小息，覺沒睡透根本醒不過來，強製醒來直覺得更困。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還得照樣上路。開車的人都有一個習慣，不管你再累，一旦手抓住了方向盤，就來了精神頭兒。回到店，倦意蕩然無存，精神抖擻，一如既往，忘我而 “無私” 地 投入了生意。
這趟法蘭之行，雖讓人很是辛苦，並如願地達到了預期目標，還有個意外的收獲，那就是讓孩子體會了掙錢的不易，讓他們看見了做父母的是如何地為他們毫無保留地奉獻了自己，而這種精神正是華夏民族 ”可憐天下父母心“ 千萬事例中的一個縮影。
2019年4月15日德國慕尼黑
“如法納了各式各樣的稅， 連會計恐怕都不法統計出具體數字。”
如法似乎寫成依法更好，不法寫成無法更好。
可能我還沒達到您的水平，不知是否妥當。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