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五在1978》七
嘟……嘟……嘟……嘀……
“剛才最後一響,是北京時間十八點整”
熟悉這套播報的人,可以確定經曆過1978。
接下來是我恍如夢中的驚呼:“操,還沒寫作業呢。”
手忙腳亂的我把那些雜書收起來,攤開作業本。隨後又想起來還沒生爐子,髒水桶也沒有倒,簡直就是要了我的老命。
你的家裏應該有一架收音機,再窮的人家也會有一架收音機。
他們會弄一塊漂亮的紅色大絨布,或者幹淨的枕巾把它蒙上。更講究的人會作個罩子把它罩上。
那是一架收音機,是近乎等同於自行車、手表、縫紉機一樣的重要財產。
它是一個長方型木頭匣子,有兩個旋鈕,左邊這個是電源開關並音量調節,右麵那個通過扭轉可以運行到聲音清晰的位置,那是一個電台。
稍微高檔一點的收音機,多一個旋鈕,旋鈕下麵寫著:短波。
想用的時候得非常用力的扭一下,哢噠一聲,隨後要調試很久才會聽到若有若無的如同國府電台的說話聲。
它每天早晨四點半播放《東方紅》,有個娘們兒說現在開始播音。晚上十點種播放《國際歌》,還是那個娘們兒說全天播音結束。
這是個非常快樂的一天,沒有廣告,沒有騙子賣藥,也沒有為了二斤雞蛋冒充患者的無恥之徒。
沒有情感類節目騙你眼淚,也沒有窮的褲子都穿不上的財經名嘴騙你買股票。
除了你不想聽的,剩下的有好多你會喜歡的東西。那些還在傳承著潔淨的東西。
有時我在想,至少有二十年了,不再有人認真收聽廣播。現在的廣播每一分鍾都透著銅臭,透著虛偽,透著陰謀。
收音機是我童年最迷戀的物件,它塑造了我的世界觀,它讓我學會思考,並成為一種習慣。
當其他小朋友在外麵瘋跑,或是拉幫結夥出去打架的時候,我寧願守在收音機旁。
那時的收音機很少講知識,講的都是文化。我認為那些是文化。
可選擇的餘地不多,我甚至連各類戲曲都得聽,如果不開著收音機,我會覺得六神無主。我的靈魂在收音機的電波裏,它還沒到終斷的日子。
昆曲我聽不懂,京劇我也聽不懂,但我會認真的聽,隻是想偶然了知一句半句。
彈詞開篇我也聽不懂,但卻很好聽,有種與北方迥異的儒雅。我一直以為是上海地區的文化,到現在也不知道是不是,所以我開始喜歡上海。也許喜歡上海的根本原因是泡泡糖。
但是北京琴書和京韻大鼓我能聽懂,你無法想象一個七歲的男生在認真的品味這類藝術。
那就是我。
而那些評書、相聲、快板、山東快書等大眾藝術,對我來說沒有任何難度,我儼然已是行裏人。
對相聲的熟悉和較真,會讓我認真的比較給侯寶林量活的兩位大師有什麽區別,為什麽兩個姓郭的換班上場,郭啟儒和郭全寶。
但我現在已經想不起來有什麽區別,如同我已經想不起來白全福是給誰捧哏,可又聯想到郭全寶和白全福應該都是全字輩的。
那時老先生們還活著,那是最後的相聲,是這門藝術的餘光。現在還有相聲嗎?有表演,沒有藝術。
要說當今誰的活好,我覺得是王自健,可惜他還抑鬱了。至於郭德綱,隻能說曾經好過。但確實是他和謙哥挽救了相聲。
有段時間,迷戀上了評劇,唱詞我能聽懂,磨磨唧唧的也挺有意思。
現在網路上流行起來的廣播劇,都是老大爺們當年玩兒剩的。
那時候最痛苦的是收聽電影錄音剪輯,在沒有對白的時候,得努力回想場景。如果是沒看過的電影,毀了,怎麽也對不上情節。
有部電影叫《黑三角》,反特的,主題歌很著名《邊疆的泉水清又純》。我一直納悶,這歌跟這電影有什麽關係。該片我就沒看過,聽了無數遍剪輯,也記不住演的什麽。
聽樣板戲更逗,《紅燈記》裏有句唱詞,我琢磨了二十年才參透。有這精神頭早成佛了。
李玉和唱到:“獄警傳似狼嚎,我邁步出監。”
“遇景船四狼嚎,我賣布鋤奸。”
景船是什麽船?船上有四條狼?鐵路工人還賣布?李鐵梅賣煙卷,他爸賣布,隨便還把叛徒除了……
對評書的喜愛就是那個時候形成的,而且很矯情很挑剔。以至於常常把自己定位為專家,對說書人評頭論足,說實話,沒幾個我瞧得上的。
我覺得連麗如先生的《東漢演義》說的最好。“馬武飛上了滎陽城!”我永遠記得這句。
這是那年夏天的清早,五點半開始播講評書,姥姥和姥爺有一台半導體收音機,早上買菜回來在院子裏摘菜。
而我正在屋裏的炕上睡覺,迷迷糊糊也能聽見幾句。連先生最後收尾這句扣子把我驚醒,什麽情況,馬武打下來滎陽城了?
喜歡評書的人都不太正常,說話經常評書口,自己覺得挺有範兒,對方覺得這人有病。
每個人都是在質疑聲中走完一生,正常人也好,病態人也好,最後的歸宿相同。所以我現在對那些認為我處於心理重症的人表示莫名其妙。
學佛說我有病,不聚會說我有病,獨居說我有病,就連喜歡評書也說我有病。
你們見過這麽快樂的病入膏肓者嗎?真有意思。當然,為了證明她們誤診,我把這些人都拉黑了。
於謙他父親王老爺子家周邊三十裏不許有窮人。
收音機作為那個時代最重要的文化娛樂工具和獲取信息渠道,給那一代人帶來無數歡樂。
姥姥家每天晚上都要聽到那個娘們兒說全天播音結束,隨後是雄壯的《國際歌》。我喜歡這首歌。
我家不行,八點左右就得睡覺。
一鋪炕上排四個人。我爸、我媽、我妹妹和我。
八點鍾,誰能睡得著。
其實我妹妹也睡不著,我睜著眼睛看天棚,她也翻來覆去的。
她那時不到三歲,我爸從來不打她,她膽小聽話。
我想聽收音機,就像現在的孩子想玩手機。
但我不敢提出這個請求,因為隻會收獲嗬斥。於是我想讓妹妹開口,這樣我爸會給麵子,我就跟著聽會兒。
多麽愚蠢的計謀,一個不到三歲的小女孩會在睡覺的時候要求聽收音機?
妹妹真給麵兒,跟我爸說要聽收音機,我心中暗喜。
我爸慈父般的勸慰妹妹不要聽了,太晚了,明天再聽。
事件並沒有結束,我再一次栽在叛徒手裏。
她也許覺得這個提議惹得我爸不太高興,這有損她作為好女兒的形象,又接了一句:“我哥讓問的。”
慈父不再,我爸厲聲道:“聽什麽聽!明天不上學了!”
就這人緣,一個朋友都沒有。
科技的進步,使收音機已經退出曆史舞台。但它已經讓我靈魂四溢。
平時在家的時候,我要看著電視,聽著音響,還要看著手機。我的注意力永遠不會集中,一心最少三用,三心最少得六意。沒救了。
比如現在,用手機寫出這些文字的時候,電視裏在播放下載的《圓覺經》,幾乎聽不到大和尚在講什麽,偶爾抬頭聽到一句,頓時覺得頗有道理。
那一年對越自衛反擊戰,我爸跟我大舅整天鬼鬼祟祟的交談,一到晚上就讓我去姥姥家寫作業,搞不清他們在幹什麽。
有一天晚上大舅又來我家,恰好我進屋找作業本,看見他倆圍在收音機旁,耳朵都快紮進去了。
我隱約聽到有個娘們兒說著生硬的普通話,還忽大忽小:“中國軍隊已攻入諒山……”
嗯?什麽東西?!
後來我才知道,他們在收聽短波的美國之音。敵台呀那是,背著我是怕我舉報嗎?
沒朋友。
我是範五,我帶你們遊曆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