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十年語文教改(2458)實驗班六年培養了三個出類拔萃的學生
一、小市長王江橫空出世,掀起一股旋風
我回到母校華中師大一附中後,從1982年到1988年執教語文教材改革實驗班六年。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簡稱“人教社”)編輯出版的分編型語文實驗教材進行試教,初中每周六課時,明確規定每周四課時學習《閱讀》、兩課時學習《作文·漢語》(1986年修訂後定名《寫作》)。《作文·漢語》課本的《說明》還規定學生必須在兩課時時間完成一篇“課內作文”,單周寫一篇課內作文,雙周評改課內作文。學會“自改”(自己修改)和“互改”(互相評改);明確要求學生堅持“課外練筆”,每周至少寫三篇。另外每學期還有三次“說話訓練”。
教材改革倒逼教學法改革。從實驗班學生寫第一篇課內作文開始,就指導學生自改或互改;課外練筆則采取瀏覽後總評的方式,鼓勵學生多寫。我指導課代表與小組長一起,把那些優秀練筆文張貼在班上,供同學們觀摩學習。一個月後,再指導課代表組織學生編輯全班的《優秀課外練筆集》。每學期結束時,要求學生自編個人的《優秀課外練筆集》。
1984年6月4日是周一,我在瀏覽學生的課外練筆時,看到王江同學寫的《假如我是武漢市的市長》,感覺她寫得非常好。文中的所見所聞,都是她的親身經曆。她家住在漢陽,每天上學放學都要從武昌大東門飯店門前乘車,經過長江大橋就可以看到正在修建的“晴川飯店”。她不僅敏於觀察,更善於思考。將所見所聞與改革聯係起來,“萌發了一個大膽的設想”,信筆寫成這篇練筆文——《假如我是武漢市的市長》。
我看完後,請她抄寫兩份,一份寄給吳官正市長,一份寄給《長江日報》。我幫她寄稿時,附了一封給吳官正市長的短信:
吳官正同誌:
您好!
向您推薦一篇學生的課外練筆文章,這不是命題作文,從題目到內容都由學生自擬自找。當我這個語文老師讀完這篇文章時,也“不由萌發了一個大膽的設想”,請市長來批改一下,可能更合適一些吧!
市長工作之繁忙是可想而知的,不過.在公事之餘花幾分鍾時間了解一下當代中學生的思想、誌向,我想可能還是辦得到的。
孩子們的文章稚氣十足,但二十年後的市長不就從他們之中產生麽?請現任市長對二十年後的接班人說幾句知心話也不失為一種教育方法。如果您確實無暇及此,也就不難為您了。
祝
工作順利
學生王江的老師
1984年6月8日
沒有想到,武漢市政府信訪辦的複信7月18日就寄到學校了。7月21日,我給《武漢青年報》編輯部許世琦同誌打電話,告訴他,吳官正市長看了王江寫的課外練筆文《假如我是武漢市的市長》後,作了如下批示:
王江和王江的老師:
“我認真地拜讀了你們的文章和來信,深受感動,小王的思想和誌氣都值得我們學習。我為小王這樣的好學生而高興,為能培養出小王這樣好學生的老師而自豪。
小王的意見也很好,我們將在工作中努力去辦。
吳官正
7月7日”
7月25日《武漢青年報》頭版頭條報道,並發“征文啟事”。號召大家都來寫這樣的文章,都來談改革。
7月28日早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聯播節目時間,播音員洪亮的聲音傳出了一則消息:‘湖北省華師一附中初二(2)班學生王江的一篇課外練筆文《假如我是武漢市的市長》,受到武漢市市長吳官正同誌的熱情讚揚……’”
一個少年改革者以其新穎的命題,樸實的文字,大膽的設想,“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引起了社會的關注。“小市長”王江誕生在改革熱潮之中。
繼《武漢青年報》之後,《長江日報》、《文匯報》、《文摘周報》、《羊城晚報》相繼摘要轉載了這個消息。
9月初,上海《語文學習》編輯部接到被推薦來的王江的作文,他們說:“推薦稿發來的當天,我們即定下發排,並請著名的社會學家羅竹風先生寫了評論文章”。
9月8日,北京(《中學生》雜誌社記者劉謙專程赴漢采訪王江和她的同學,回京後即寫成了《小市長王江》。
9月9日,江蘇省教育出版社致函學校領導,商量調看王江的作文,表示為王江出作文集的意向。
10月初,一直在我們班課外輔導學生寫作的武漢著名青年作家董宏猷,應上海《少年文藝》之邀,很快完成報告文學《王江旋風》,公開發表。
1985年9月開學時,王江繼續參加高中語文教材改革實驗。高中實驗教材仍然是分編為《閱讀》和《寫作》。王江的《假如我是武漢市市長》一文,編入了人教社的高中《寫作》課本第一冊,作為“課外練筆”的範文供高中學生學習。
湖北省教育出版社搶在江蘇教育出版社之前為王江出版了《少年改革者的大膽設想》(優秀作文及日記選),並請人教社的張定遠和該社的特約編輯章熊為這 本小書寫了《序言》:
《少年改革者的大膽設想》這本書給人們帶來了一股新鮮的氣息。為一個初中二年級的學生出書,這在過去是很難想象的;《假如我是武漢市市長》這樣的作文題目,在過去也是很難想象的。
為什麽不能給一個娃娃出書呢?除了內容比較幼稚以外,大約還因為沒有把握——誰也無法保證這孩子的未來。
至於《假如我是武漢市市長》這個題目,恐怕有些人也會斥為“狂妄”。然而,作為一種時代的記錄(盡管隻是一個小小的側麵),它自有其存在的價值。這是因為,王江同學這一行動本身記錄著我們時代的脈搏,記錄了“改革”潮流的衝擊,在小小心靈中所引起的巨大回響。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佩服編者和出版者的膽識。由此我們也有這樣一個祝願,希望青少年同學們從這本書中受到啟迪,要象王江那樣,立誌當一個三好學生,做改革的小闖將,把自己培養成為祖國四化建設的後備軍。
作為語文教學工作者,這本書對我們還有珍貴的資料價值。這是目前不易多得的原始資料,是值得心理學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語文老師分析研究的。從這些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青少年思想、思維、語言的發展,以及三者之間的辯證關係,從中得到啟發。
本書除入選王江同學的《假如我是武漢市市長》一文外,還收了她的日記選、書信選和其他一些習作。這些習作內容充實,樸素清新,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和時代氣息,決無學生八股腔調。它們象春天五彩繽紛的花朵一樣,令人喜愛。這樣的習作,對同齡青少年來說也同樣有很大的參考價值。同學們可以從中學到很多有用的東西。
對於我們從事編寫試驗教材的人來說,這本小書還帶給我們一種溫馨的感覺。王江同學和她的夥伴們使用的語文教材,是我們編寫組編寫的,書中還收入一封寫給我們的信。這封信給我們以鼓勵,更給我們以壓力,促使我們正視自己的不足,認真修訂好這套課本。
1985年1月15日
王江自己麵對這場“旋風”非常冷靜。她當時就寫了一篇練筆文《我不過把“假如……”寫在紙上》:
我的一篇課外練筆文《假如我是武漢市的市長》在報刊上發表後,許多人都驚訝我有這麽大的膽量,因為我隻是一個初中生,而且還是個女孩子,聽了這些話,我開始有些害怕,可仔細一想,也沒有什麽。我隻不過把“假如……”寫在了紙上。
“假如”這個詞,在我們這個語文實驗班裏經常聽到。我們的班主任兼語文老師上課就常講:“我向來提倡大膽的、有針對性的發言。八十年代的中學生要有雄辯的口才,說不定我們中間的哪一位將來就是我國常駐聯合國的代表。”你瞧,這“說不定”不就是一個大膽的“假如”嗎?同學中的“假如”就更多了:“如果我當了華師一附中的校長啊,我就……”、“假如我是一個廠長,一上任我就……”,你也許感到我們班的同學都很“狂”,其實更“狂”的還在後頭,“假如我是國務院的總理……”、“假如我是常駐聯合國的代表……”,甚至“假如我是聯合國的秘書長……”。你瞧!同學們真是雄心勃勃呢!
一個個“假如”整天繞著我轉,使我遇事常想個“假如”。從報紙上看到審理一個案子,我便想“假如我是一個法官……”,到醫院看到醫生給病人看病,我就想“假如我是一個大夫……”,看到武漢市的市容環境,我就想“假如我是環衛局的局長……”,看到東湖的汙染嚴重,我便想“假如我是環境保護所的所長……”。這一個個“假如”便天天在我腦子裏打轉。後來我想:一個人不可能有三頭六臂,什麽小事都管呀,要管就抓大事,抓總的。於是,我又想“假如我是武漢市的市長,這一件件事,我都可以管。”
這個“假如”總悶在心裏可不大好受,於是,我把它寫了出來,其實,我隻不過寫出了我和同學們的心裏話。我們都生在武漢,長在武漢,天天喝長江的水,又有誰不希望武漢變得更美麗。更繁榮呢?文章寫出後,沒想到送到吳官正市長的手上了,他看了很高興,還給我和老師回了信。他說我的建議很好,他們將在工作中努力去辦。如果說這個“假如……”對市長的工作有所參考的話,我倒真希望吳官正市長抽時間到我們同學中來,聽聽那一個又一個的“假如……”,我想那對他的啟發將會更大。
王江的《假如我是武漢市的市長》公開發表後,上海市著名的語言學家、社會學者羅竹風高度評價說:“文章本身層次分明,通暢明朗,不愧是一篇帶有理論色彩的論述文。”這篇議論文,後來被選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分編型實驗教材高中《寫作》第一冊,供王江和她的初中語文實驗班的同學們讀高一時,學習寫議論文的優秀習作範文。作為正在讀高一的該文作者王江,還得學習自己初中寫的作文。不知道這是不是人教社語文教材史上的第一例。
華師一附中初中語文實驗班的師生收到吳官正市長的複信後,備受鼓舞,齊心協力,取得了初中教材改革實驗的豐碩成果。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總編劉國正先生和該社《課程·教材·教法》研究所所長張定遠先生,於1985年6月3日,特地來參加了學生的語文實驗匯報會,張定遠所長最後講話鼓勵學生:“你們發言談實驗取得的成果,我們聽了之後非常高興!非常感謝同學們提出的修改教材的建議和意見,你們很會說話,說得很得體,有的同學還有點風度。希望你們繼續練好說話,要練到出口成章。”
華師一附中初中語文實驗班的師生,沒有辜負家長和校長的期待,沒有辜負吳官正市長的“感動”和信任!
正如章熊先生所言:“誰也無法保證者孩子的未來”,但王江自己卻能保證自己的未來。她在母校高中畢業後,以優異的高考成績考取了自己理想的重點大學。大學畢業後去海外留學。1992年元旦,給我寄來一張在海外一所名校校園的一片樹林裏,她身著一套綠色的運動服,端坐在厚厚的落葉之中。相片背後的一段話卻發人深思。
李老師:
您好!
在海外生活的這三個月中,我時常想起86年的高考作文題——“樹木·森林·氣候》”,您此時是否在哈哈大笑了?我是否在五年前便在為自己的將來辯護了。在我離開中國時,海關的女士先生們對我說:“走了,不要回來了!”我好吃驚,我以為他們會對我說,歡迎你早點回來。以前,直到上大學一年級,我總以為自己是個人物,是個棟梁,就像伽利略所說的那樣,隻要你給我一根杠杆,我可以挑動這個地球。但現實告訴我,我隻是一個不足掛齒的小人物……
此時,我想告訴您的是,我又在努力,雖然我不敢奢望成為一棵參天大樹,但我希望我是一棵好木,我渴望著一片肥沃的土地……
這就是長大了的“小市長”!我們是不是可以說“小市長”那時候就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初中生呢?
二、小作家孫涵應運而生,正值青春年少時
華中師大一附中初中三年實驗結束後,1985年考取華師一附中高中的有37人,人教社和湖北省教研室領導在實驗開始時,就要求實驗班連續試教六年。已經考取本校高中的學生和家長也都要求繼續參加高中實驗。時任校長李水生同意繼續辦高中語文實驗班,但是,他堅決不同意保持初中實驗班,一定要按學校例行的分班原則,采取抓鬮的方式分班。我抓到的4班,隻有5個學生是原來初中實驗班的。於是,我在開學初給人教社副編審劉國正先生寫了一封信。
當我把上述情況和自己的苦惱向國正先生傾訴之後,他立即給我回了信:
培永老師:
來函敬悉。
語文教學必須改革,你有改革的大誌,而且紮紮實實地在實踐著,積以時日,必見成果。中間出現一些曲折,應在意中。且高中試驗另換新班,固然增加了困難,但也會多一點經驗,望快然當之。
征途何處無風雨,更望花繁桃李枝。僅以此二句
相贈,匆匆,祝
教安。
國正 九月三日
國正先生望我“快然當之”的來信,就像及時雨一樣,滋潤了我的心田,引領我砥礪前行!
高中語文教材改革的難度比初中要大多了!加之實驗班的大部分學生來自不同的學校,對語文教材、教學改革看法各異。而且,語文教材改革的步子又邁得很大,雖然教材還是分編為《閱讀》和《寫作》,但是與初中的編排體係完全不同。三年課內閱讀的整體規劃是:高中一年級是《文言讀本》(上下冊);高中二年級是《文學讀本(上下冊)》;高中三年級是《文化讀本》(上下冊)。還有《寫作》三冊,另外還有三冊課外閱讀《現代文選讀》。人教社和省教研室嚴格規定實驗班周教學課時,與隻有一本《語文》教材的普通班一樣,都是五節課。按照閱讀主編周正逵先生的說法:一個文化人,沒有一定的文言基礎,就談不上文學素養,沒有文學素養,也就是沒有文化。他的教學理念和教材體例固然很好,然而,在教學實踐中需要解決的問題實在是太多了!
俗話說,辦法總比困難多。現實也確實如此,心中有目標,一定要完成六年教材改革實驗;人生有追求,一定要珍惜當下於我的最佳條件,爭取成為一名優秀的語文教師。我遵照國正先生的囑咐,“快然當之”。立即開始高中試教的準備工作。
開學後,初中實驗班的許多學生和家長繼續找李水生校長,堅決要求參加高中實驗,都被他一口回絕了。初中實驗班語文課代表孫涵以優異成績考取華中師大一附中高中,結果沒有被我抓到。孫涵的媽媽多次找李校長反複請求說:“我和她爸爸都是學理科的,他爸是研究、設計船舶的高級工程師,我一直是醫生。我們原來是希望孩子學理科,將來接我們的班,但是自從她進了初中語文實驗班後,就特別喜歡學習語文實驗教材,更喜歡寫作。中考完後,一個假期,她寫了一部五萬多字的中篇小說。請校長支持孩子的選擇吧!”說完,把孫涵的小說初稿交給李校長了。李校長表示學校對有特殊才能的學生一定會特殊培養。家長說:“我們不需要特殊培養,隻要求繼續參加高中語文教材改革實驗!我的孩子明確表示了,如果學校不同意她繼續讀實驗班,她馬上轉學到有實驗班的中學去!”校長這才答應一定解決孫涵轉班的要求。李校長最後隻批準孫涵和聞名全國的“小市長”王江兩個學生,轉到高中語文實驗班。李校長已經決定將王江和孫涵兩人調回實驗班,並把孫涵創作的中篇小說《正值青春年少時》交給我,讓我看完之後在向他匯報如何抓緊培養該生。
於是,高中實驗班有七個初中實驗班的學生了。雖然隻有全班人數的14%,但他們就像“星星之火”,迅速點燃了高中語文實驗班教材改革燎原之勢。
1985年9月1日,湖北省作協邀請我參加湖北省兒童文學創作座談會。我的第一感覺這是給孫涵的一次機會,於是抓緊時間在會前看完了她的中篇小說,並把小說中的精彩片段做了記錄,準備在這次座談會上適時向與會兒童文學作家和作協領導推介。
1985年9月5日,我在湖北省作協和少兒文學會召開的座談會上,向省作協領導和與會代表,匯報了我們學校抓學生寫作課外活動的一些做法和初步成果。重點介紹了學校“寫作愛好者協會”主席孫涵創作的中篇小說《正值青春年少時》。
孫涵也是我們初中語文教材改革實驗班的語文課代表,她在1985 年中考結束後,抓緊暑假時間,創作並完成了中篇小說《正值青春年少時》的初稿。
孫涵以優異成績考取華中師大一附中高中,滿以為高中可以繼續參加語文教材改革實驗的,因為袁福老校長當年說過,語文實驗班要從1982年到1988年進行六年實驗。沒有想到,新任校長李水生同意高中繼續進行語文教改實驗,但是必須按學校例行規定,采取抓鬮的方式分班。結果初中實驗班的許多學生沒有被抓到高中實驗班來,那些學生和家長就到學校來找校長,堅決要求繼續參加高中實驗,都被校長一口回絕了。
孫涵也沒有被我抓到。開學後,孫涵的媽媽多次找李校長反複請求說:“我和孩子她爸爸都是學理科的,他爸是研究、設計船舶的高級工程師,我一直是醫生。我們原來是希望孩子學理科,將來接我們的班,但是自從她進了初中語文實驗班後,就特別喜歡學習語文實驗教材,更喜歡寫作。中考完後,一個假期,她寫了一部五萬多字的中篇小說。請校長支持孩子的選擇吧!”說完,把孫涵的小說初稿交給了李校長,請他看看再決定。校長翻了翻書寫工整的厚厚一疊稿子,立即表示學校對有特殊才能的學生一定會特殊培養。家長說:“我們不需要特殊培養,隻要求繼續參加高中語文教材改革實驗!我的孩子明確表示了,如果學校不同意她繼續讀實驗班,她馬上轉學到有實驗班的學校去!”校長這才答應一定解決孫涵轉班的要求。
李校長最後隻批準孫涵和聞名全國的“小市長”王江兩個學生,轉到高中語文實驗班。同時把孫涵的媽媽交給他的中篇小說(初稿)轉交給我。希望我看了之後,提出進一步培養孫涵的方案。
接到省作協會議邀請後,我決定在座談會上請專家幫我們培養熱愛寫作的孫涵。於是,我認真仔細讀了《正值青春年少時》,在會上給大家選讀了幾段精選的文字。
與會領導和代表們聽完後,一致認為孫涵的文筆不錯,內容真實地反映了現代中學生的生活。省作協副主席劉岱說:“就剛剛聽到的小說片段來看,構思不錯,文筆也不錯。”中午吃飯時,劉副主席還要我把會上的發言整理後寄給他。我送他一本湖北省教育出版社剛剛出版的《少年改革者的大膽設想》(王江作文選)。
省作協主辦的《長江》大型文學叢刊主編田野要求把《正值青春年少時》的原稿帶回去看看,然後再聯係我。
9月11日收到田野主編的來信,約我和孫涵13日去編輯部麵談。
我們如約到了東湖之濱的湖北省作協,田主編非常熱情接待我們,與孫涵長談近兩個小時,肯定了小說的整個結構完整,很多章節都寫得蠻好,也嚴肅指出了存在的主要問題,提出了修改意見和建議。臨別時,送給孫涵一摞稿紙和兩本近期的《長江》叢刊,囑咐她:“你可以隨時來我們編輯部取你需要的稿紙、你想借閱的書。我們非常歡迎你常來。希望你在不影響學習的情況下,抽空修改好了之後,我們再看看什麽時候發表。”
9月25日與孫涵一起去東湖《長江》叢刊編輯部,主編陳齡同誌認為孫涵的小說很有生活氣息,基礎很好,決定修改後在明年第二期發表,要求在八萬字以內,11月底交稿。返校後,即向李校長匯報。校長表示,隻要家長願意,可以停課修改。周末晚上去孫涵家談小說修改問題。10月14日晚上,孫涵的媽媽送來小說修改稿。當晚我就開始審閱修改稿。
孫涵在初中班同學的熱情幫助之下,將小說初稿,抄寫了兩本。在同學中傳閱的手抄本,深受大家的喜愛,孫涵主動征求同學們對小說修改的意見和建議,她這種做法,表現了一個青少年作者的勇氣和魄力。我建議她再請高中實驗班的一些同學看一看,然後在期中考試後,自己主持一次小說《正值青春年少時》討論會。屆時請一些初中實驗班的同學也來參加,聽聽同學們的意見和建議後再修改。
1985年12月13日上午,孫涵利用課間休息時間,通知在其他各班的初中實驗班的盧山、李慧、王豔、曹萍等同學,下午第二節課後,到我們四班參加討論會。
作品討論會上,發言的同學一致認為,孫涵的這部小說反映了當代中學生的生活,吸引了讀者。盧山引述小說中的幾段細節描寫後,高度評價說:“我覺得孫涵的小說與正在播映的日本電視劇《血疑》一樣,與我們的生活‘不即不離’,不是生活又是生活。”
討論會場非常活躍。
主持人孫涵在盧山發言後,不失時機地說:“我非常感謝初中老同學的熱情鼓勵,我更想聽聽高中同學的意見。其實,我們班的學習委員汪深看了小說後,就對我說過他的看法。現在請汪深同學給我提建議吧,大家鼓掌歡迎!”
汪深同學站起來,就像他平時回答老師提問一樣,先用右手把近視眼鏡向上輕輕推一下,微笑著說:“我覺得在孫涵的這部小說中,好像讓我看到了她在初中實驗班讀書時的影子。她正在參加的教育改革讓我深思,老師應該怎麽上課?學生喜歡什麽樣的老師?為什麽‘師道尊嚴’至今還在我們學生的生活中重演?如果大家想找到答案,請去看看她寫的《正值青春年少時》吧!”汪深的發言贏得了全班同學的掌聲。(孫涵的中篇小說《正值青春年少時》後來發表在《長江》1988年第三期)
晚自習時間,我去教室征求學生對這次活動的意見,他們都說:“太好了!我們以前從來沒有參加過這樣的討論會,真是大開眼界!”同時,大家由衷地感到初中語文實驗班的同學們說話能力實在是強!紛紛表示以後一定要珍惜每一次說話訓練的機會,像他們那樣在大庭廣眾之中發言,做到說話大膽、大方、大聲。
孫涵調到實驗班後,繼續當語文課代表,除了完成課代表的日常工作外,偶爾還在我外出開會時,代我去班上上課。
1985年12月3日,因為第二天要去參加武昌區語文教研會活動,下午兩節課後,請孫涵來商量,可否代我上一節課,她欣然應允。於是,我們開始備課,按教學進度,第二天該上“點讀練習四”。課本上已經明確“訓練要求”:獨立完成二至三題。標點能對70%——80%。
語文實驗教材《文言讀本》,沒有教參。我們一起備課,首先解決練習題答案,然後研究課堂教學方法。
12月5日早自習,詢問幾個從外校考來的學生對孫涵上的這節課感覺如何,他們反映很好。後找孫涵談昨天上課的情況,她也覺得大多數同學表現很好,課堂教學進展順利,按時完成了教學任務。非常感謝我的這位“小老師”,幫了我的大忙。她笑著說:“我要感謝您的重點培養啊!”
可見,不拘一格,因材施教,不僅對才華橫溢的學生是一種能力的鍛煉和提升,而且對全班學生更是一種激勵!也讓我對重組後的高中語文教改實驗充滿了必勝的信心!
【附錄】校園並不平靜(作者孫涵1985年《中學生》第一期)
新學期的第一堂外語課,就讓學生攪了,而且是外語科代表和副班長帶的頭。這叫冷老師好不惱火!一下課,她就氣衝衝地找到初三(4)班班主任肖老師,要求換科代表,建議撤副班長的職。
課下,課代表憋著一肚子氣。副班長也撅著嘴。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紛紛發表自己對這堂課的看法。隻有董晴沒有參加這熱烈的討論。她那嚴肅安然的神情和這激動的場麵很不協調。
直到下午班會時間,肖老師才搞清事情的緣由。原來是這麽回事,冷老師是從上學期才開始教初三(4)班外語的。她有一套規規矩矩的教學方法,可學生們不喜歡。她上課喜歡自己不停地講,可學生偏偏喜歡質疑問難,互相討論,課堂上往往爭得不可開交,她喜歡把知識嚼碎了喂學生,可學生非要自己艱難地去啃“窩窩頭”不可。
肖老師曾婉轉地提示過她:要讓同學們互相討論。可她卻想那成何體統?要是老師回答不出的問題,讓學生答出來了,那老師還有威信嗎?
因此,她硬是要“滿堂灌”,繼續走她的老路,同學們當然不滿意!她今天一進教師,就感覺到氣氛不對。於是,她板起臉問:“怎麽都無精打采的?難道不歡迎?”
“不是不歡迎!”課代表舉手站起來說,“是因為您老不改變教學方法。我們有意見。”
副班長也站起來說:“對!隻要您不再‘滿堂灌’了,我們就歡迎!”
聽了他們倆個的發言,大家都嘰嘰喳喳地議論起來,一下就把冷老師惹火了!
她一發火,不但不解決問題,反倒使氣氛更加緊張,連課都沒法講了……
就這樣,冷老師一下課就氣衝衝地去找班主任。
肖老師可為難了。因為同學們無非就是要求改變教學方法,並不是無理取鬧,老師理應支持。
可是,冷老師卻餘怒未消,還堅決要求讓董晴當外語課代表!
“董晴?”肖老師眼裏閃現出一個冷靜而善於思考的小姑娘,“好吧,你去找她談談再說!”
誰知道冷老師找董晴談的時候,董晴卻使她大失所望!
“冷老師,我不想當您的課代表。”她平靜地說。
“啊?”冷老師有些失態,“為什麽?”
“我也不讚成您的教學方法。我們氣您是不對,可這是您的教學方法不對頭引起的。”
“我讓你們多學點知識,難道不好嗎?”
“您教我們學會知識當然很好,如果教我們會學知識,那不更好嗎?“她有些激動了,象是在演講。
冷老師沒料到平時沉默寡言的董晴,不僅能說會道,而且感情充沛。
“冷老師,您記得嗎?有幾節課您稍微給了我們一點自己活動的機會,我們是我麽高興啊!”
“哦,是這樣……”冷老師自言自語。
“我不會說什麽,但我保證,隻要您改變教學方法,就一定會象泰戈爾說的那樣:”今天他們向你身上拋擲塵上,等到時天,他們會向你獻上花環!”
冷老師沉思了。
聽了董晴這一番話,她仿佛看到了同學們那憂慮、焦灼的目光。
送走了董晴,學校己經放學了,整個校園一下子靜了下來。冷老師漫步在通向教學樓的小路上。她的怒氣全消了,可思緒卻久久難以平靜……
三、世界化學奧賽冠軍汪深凱旋而歸
1988年4月初,華中師大一附中語文實驗班的汪深,已經到了北京大學化學係,參加第二十屆國際奧林匹克化學競賽的集訓。十人組成的國家奧賽集訓隊,最後要確定四人組成國家隊前往芬蘭參賽。前途未卜,但國內最著名的幾所名牌大學都有意免試錄取他,無論選擇哪一所大學就讀,他都可以選修自己理想的專業。該往何處去呢?
讓我們讀一讀他在l 9 8 5年11月2日寫的一篇課外練筆文吧。題目就是《你往何處去》:
從小學到中學.所學的自然科學知識(如物理、生物)完全是西方科技體係的內容。然而在這同時,我也閱讀了一些有關東方科技體係的書籍,主要是中醫學、氣功學以及道家哲學方麵的論述。兩種不同方式的思維模式在我腦中並存。最近一段時間所體會到的現象,促使我對這兩種體係進行了一番思考。
這是由一句拉丁格言引起的:“簡單是真理的標誌”。然而我覺得現代西方科技是離它太遠了。
拿物理來說,當初牛頓的三大定律。麥克斯韋的電磁理論等,都還具有一定的簡潔性、優美性。可是,當它進入微觀世界時,這一切都被打亂了。西方體製的研究方法,是用各種儀器對實驗對象進行測試,找出因果關係;然而對微觀物質,觀測它時就會影響它,這樣,測不準原理問世了。它取消了一切精確性;而後宇稱也不守恒、不對稱了。幾乎陷入混亂的科學家們是恪守那句拉丁格言的,於是開始著手於大統一理論。然而隨著能量的提高,各種千奇百怪的現象,稀奇複雜的“基本粒子”不斷出現。作為局外人看著這些資料,我覺得他們象是勇敢地衝向泥潭。
再說生物學吧,人們發現了蛋白質,DNA等等等等,然而還未能徹底說明人體和一座化工廠有什麽區別,更別說揭示大腦的秘密了。還有人提出要更深一層從量子力學的角度去研究生物。他們給我的感覺是一次一次碰壁,卻想不出怎樣繞過迷宮。
相比之下,東方科技體係從沒有遇上這些困難,因為它是從整體上進行研究的。與西方物理學對應,東方哲學認為萬物從“道”開始(使我想起了“大爆炸”理論),所謂“道”,應該是物質和規律的統一體,它自身發展變化,於是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或者“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形成了世界。依此理論衍生而出的科技理論,都帶有整體聯係的特點。其中以“天人合一”的理論觀點最為典型,它認為人的身體就是一個小宇宙。用這種方法研究人體,就產生了中醫學、氣功學等等。事實證明。從整體上研究,注重功能而不注重器質是非常聰明的。
一個滿腦袋西方科技係統觀點的人,初看東方體係,會說它是不科學的。有位西方醫生就說過:“中醫更多的是一門藝術而不是技術。”此話有讚歎,也有懷疑。他們這樣看,是因為不了解東、西方研究方法的區別。
西方科技,是通過儀器找出因果關係,對象是客體,人人都可以看到,而東方則是“返觀內視”,即通過氣功了解自己的身體,再向外界推廣,對象是實驗者本身,故不是人人可見,這就是區別。
然而,不管你信不信,中醫的治病效果無人否定,氣功強身祛病正在掀起一股熱潮。特異功能更使整個西方思維體係為之震動。而這些現象,東方科技體係很容易解釋出來了。
如此說來,我們該拋卻西方科技嗎?不。因為東方理論畢竟隻能得出一個整體結論,對細節的描述是不能滿足研究的需要的,更何況西方的許多研究成果也是很有價值的。如能在東方思想指導下,將東西方思維方式融為一體,得到一幅清晰的人體圖象,那將是妙不可言的。
當今世界,人體科學方興未艾,而美蘇日等國雖然儀器設備先進,但總的來說研究人體還處於較低層次。這一點上,我們中國人有優勢,不知我們這一代中,何人有誌與此?
汪深的這篇練筆文,把自己的潛意識用文字表達出來了,雖然有許多地方值得商榷,但是,有一點是非常明確的:他有誌於研究人體科學。
汪深堅信,人的潛意識有引導人走向成功的能力。這也是他從自己的實踐中總結出來的信念。
I 9 8 2年,他因幾分之差未能考取心目中理想的重點中學——華中師大一附中。“潛意識”引導他,終於在I 9 8 5年以優異成績考取了華師一附中高中,實現了自己的理想。
l 9 8 5年9月3日,高中語文實驗班第一次班會,給汪深留下印象最深的有二句話:“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 “魚” 和“漁”的關係。汪深的“潛意識”中的目標,已開始從初中的低層次向高層次發展,但還處於“潛意識”的深層。請看我的《班主任工作日記》記載摘要:
l 9 8 5年9月2 7日下午課外活動,與汪深下圍棋,讓六子。然後個別談話,鼓勵他發揮自己的優勢。
I 9 8 5年1 0月5日,班上成立興趣小組, 汪深參加數學興趣小組。確定三年後參加數學奧賽,在執教數學的倪政勇領導的指導下,實施“三級跳”計劃。
I 9 8 5年10月l 0日,找汪深個別談心。 .
1 9 8 5年11月2日,讀汪深練筆文後,與他談他的人生奮鬥目標。
汪深確立了人生的奮鬥目標,怎樣去實現這個目標呢?時隔兩年後,他在I 9 8 7年11月舉行的湖北省高中作文競賽時,從高三年級組的三個競賽試題中,選擇了命題作文:
《人生的加減乘除——你向何處去》
學了量子力學的常識,似乎更明白了不可預知的命運。
一個電子在運動著,它可能在各個位置,可能有各種速度,誰也說不準它的位置與運動方向。你要想觀摩它,必定會影響它,於是乎,知道了它現在的位置,但不知道它將往何處去。這就是量子力學的基本原理之一:測不準原理。
命運也是如此,人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影響自己和他人的命運,但無人能準確地預知自己的命運。王勃才智過人,卻被大海吞沒;普希金的詩情也沒能讓子彈長雙眼睛……,曾幾何時,貝多芬以音樂疾呼:把握命運的咽喉!可這又談何容易。
於是,在命運的這股潮流衝擊下,無數大大小小的人物在設法影響命運,適應命運,他們的經驗,形成了人生的加減乘除。
有人認為:人生=(吃+喝+玩+樂)×無所作為,這種觀點在我們看來自然是不攻自破,但有的人確實是這樣做的,對他們還有什麽可說呢 ?
人生=拚命工作+拚命玩耍,這是“現代青年”的觀點:當然是積極的。
還有人的算式裏有正有負,受於人的為正,給予人的為負。他們的一生,就是為了使算式增加正值而忙碌,但決不給予。殊不知,沒有給予,就沒有收獲,這裏似乎有個代數學中並不成立的平衡原理。
我的想法近似乎於第二種觀點,但有自己的算式:不斷進取×適當的娛樂+無論成功或失敗=不後悔。應該有不少人同意我的現點吧,其實這是奧斯特洛夫斯基那段名言的變式。
以上是大而言之。具體到各方麵,又有不少算式。愛迪生:天才=勤奮×9 9%+靈感×l%,道出了他成功的秘訣;愛因斯坦的等式又寫為A=( X+y )÷2,其中A——成功;X——勤於思考;Y——努力工作,; 2——說廢話的時間。這些算式對我們更富有啟發性。
值得注意的是.當下社會上流行著這樣的算式:奮鬥目標=重點×(小學+中學+大學)+好工作。應該承認,算式有正確的一麵,等式右邊的那些條件,對一個人成才確實有很大幫助,但關鍵在等式左邊,不少人因為沒得到右邊而失去左邊,這是不可取的。試問:富蘭克林+愛迪生+法拉第+……=?其中,富蘭克林是徒工,愛迪生是小販,法拉第曾是報童,“……”是和他們境遇相似的人。答案不是“?”,而是大科學家。這該足以說明問題了吧。
日常生活中還有不少這樣的式子:煙+酒+人民幣+拍馬屁=……;臭皮匠×3>諸葛亮等等,相信人們會正確辨別采用的。
命運的浪潮中,湧出許多算式,也許都得乘以“機會”吧,但無論如何請相信:機會×好算式>機會×壞算式。選擇你的算式吧。
加減乘除,該加就加,該減就減,該乘除就乘除。這似乎是廢話,然而如何理解“該”昵,這將構成你的人生。
汪深的這篇競賽作文,獲得湖北省高中作文競賽二等獎,與他平時堅持課外練筆分不開。
課外練筆,寫什麽,寫多少字,怎麽寫,一切都由學生自己決定,但必須堅持每周寫二三篇練筆文。汪深初中在武漢市15中讀書時,數學成績特別優秀,曾多次獲得湖北省、武漢市初中數學競賽一、二等獎。他的媽媽時任交通部二航局研究所所長,在高中開學的第一次家長會上發言說:
“我的孩子能進語文實驗班,我們感到非常高興!因為他小學、初中語文、特別是作文都不好,而一個高中理科學生必須具有較高的語文水平,才能了解中國文化,提高文化素質。而且語文能力強,將來才能研讀各種文章,探求自己所需要的各種知識。李老師剛才介紹了實驗教材的情況,我覺得特別好,真是建國以來改革步子最大的一套教材,內容豐富,而且有係統、有序列、有層次。高一學文言,高二學文學,高三學文化。我們在坐的許多家長都是知識分子,都知道一個文化人,如果沒有一定的文言基礎,就談不上文學鑒賞,也就沒有文化可言。特別可喜的是還有一本《寫作》教材,這對我的孩子幫助太大了!”
高一學習《文言讀本》,實驗要求用誦讀法進行課堂教學,“所謂誦讀,就是要求在初步理解的基礎上,用誦讀的方法,反複熟讀課文,逐步加深理解,直到可以背誦。”汪深做到了每一節課都可以當堂背誦所學的文言文。“不簡單!真不簡單!簡直是天才!” 聽課老師實地考察後,無不讚歎他過目不忘的才能。然而,汪深不承認自己是“天才”。他說:“我認為學習動機是很重要的。這是‘主動學’與‘被動學’(不管自己承認不承認,有些人雖然確實很努力,但不屬於‘主動學’)的分水嶺。我在學習中起作用的是強烈的求知欲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濃厚的興趣。”
1988年6月14日晚上,汪深的媽媽對我說:“汪深目前的狀況非常好,他還請我去北京時,把莊子的《逍遙遊》給他帶去。”後來,汪深帶著《逍遙遊》去芬蘭參賽。在做實驗時,遇到一點麻煩,烤出的實驗產品不符合要求。他走出考場,到休息室一邊喝咖啡,一邊思考。靈感來告訴他,莊子說的“若夫乘天地之正,而禦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矣哉!”,告訴我一定要“順其自然”啊!
汪深1988年10月9號在清華大學讀書時,我又開始教新高一了。他給我的一封信中談到學習問題時說:“我認為學習的動機是很重要的,是‘主動學’與‘被動學’(不管自己承不承認,有些人確實努力,但還是屬於‘被動學’)的分水嶺,所以您不妨對學弟們強調一下,強烈的求知欲,以及由此而來的濃厚興趣在我學習中的作用。”他說:“我的興趣非常廣泛。高一學文言文,我每天回家就到爸爸媽媽的書櫃中把《莊子》、《史記》、《左轉》、《夢溪筆談》等都搬出來了,一是為了查找課文的出處;二是想盡可能多讀一些,提高對文言文的理解能力和對中國文化的進一步了解。”
汪深高三時,作文競賽、數學奧賽和物理奧賽都獲得湖北省高中學科競賽的二等獎,決不是偶然的。他對各科學習充滿濃厚興趣,主動學習是關鍵,不斷努力提高語文閱讀和寫作能力是基石。
1985年,他在練筆文中提到“測不準”原理,令我震撼!至今難忘!那時他還是一個剛上高一的新生啊!他讓我第一次知道了這個科學原理!由此更欽佩古人在《禮記·學記》說的“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
當時十五六歲的汪深,在練筆文中將東方思維與西方思維進行了比較,不僅反映了他的閱讀能力之強,閱讀範圍之寬,更反映了他的思維能力之不一般!同時也讓我更加重視對學生進行科學的思維訓練。由此,我不斷學習錢學森的《關於思維科學》,重點結合語文教學,研究整體思維、相似思維、辯證思維與語文教學的關係。將研究心得體會與語文教學盡可能結合起來,對學生進行科學思維訓練,提高了全班學生的學習能力和學習成績。人民教育出版社總編劉國正先生,1988年暑假在西安高中實驗教材總結會上所說:“華中師大一附中語文實驗班不僅出了幾個尖子生,全班學生的高考也取得好成績。這很有說服力。”
孫涵與我一起去武昌火車站迎接汪深凱旋歸來時,對我說:“當老師如果能遇到一個像汪深這樣出類拔萃的學生,真是一生的幸福啊!”
是啊!我是三生有幸呀!六年語文教改實驗遇到了三個出類拔萃的學生!